“寻路”的启示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张骏 时间:2020-11-27 点击:
洪健作品《拂晓·辅德里——中共二大会址》（局部）。 中华艺术宫供图
■记者 张骏
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迈出了漫长征程的第一步。
方向有了，但路该怎么走？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不足、经验缺乏……犹如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对这个仅有50多人的稚嫩政党来说，如何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来实现改天换地的抱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工程。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早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寻找自己的道路？我们聚焦党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党的代表大会，逐一寻访党的二大至五大的举行地，穿行回“历史现场”一窥究竟。
从最初几乎没有会议原始资料，到最早的一张会议通知、最早的两张会场照片，纪念馆里的展品佐证了党从小到大、从秘密走向公开的历史进程。与之相印证的，是党员人数变化：党的一大至五大，党员从最初的50多人、195人、420人、994人，发展到57967人。
一个个看似平静的会场，隐藏着多少曲折复杂与惊涛骇浪；一项项危急时刻作出的重要决策，又是多么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中国的前途命运——
党的二大 破天荒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且有了第一部党章；
党的三大 跨出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步，迎来了大革命的滚滚洪流；
党的四大 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使党由“一个小团体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
党的五大 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
……
它们犹如漫长征程中的一个个路标，引领着这个年轻政党前进，并逐步完善成为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制胜法宝，助推这个政党不断走向成熟。
模仿中寻求“独立自主”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也因此，这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很容易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奉为圭臬。
1922年，党的二大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对于“蹒跚学步”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必然也是必需的选择。由此，年幼的中共开始了一段依赖、模仿又试图作一些独立思考的旅程。
二大上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背后也有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影子。共产国际二大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提出，“殖民地革命在其初期，应该推行列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改良项目的纲领，如分配土地等等。”
不过，即使在此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并未完全照搬照抄。二大召开前，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被认为是“党运用马列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起点”。三大则更进一步，在对中国社会现状、中国革命道路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找到了“党内合作”这一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合作方式。
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兴起，而敌人又异常强大，资产阶级“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经足够让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乘虚而入”……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摆到了共产党人面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到底是怎样的？怎么看待武装斗争？怎么实现自己的领导权？残酷的现实不断推动年幼的共产党成长。
大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党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国际过去在中国的代表，有的不胜任工作，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也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一定的责任。周恩来后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
真正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要到1935年——党成立之后的14年。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但行走在建党初期的党代会“现场”，一个个历史画面，仍然清晰展现出早期共产党人为自主寻找一条合适道路所作出的努力。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尽管形势复杂，过程艰辛，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不断思考，寻一条自己的路。
寻找最广泛的“同盟军”
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现在要帮自己的敌人掌握政权，反过来压迫无产阶级，这不是笑话吗？党的二大上，也有代表提出这样的异议，但很快达成共识：从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看，工人阶级不可能单独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必须联合资产阶级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
二大提出的“民主的联合战线”，被认为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发端。
党的三大提出“国共合作”议题，尽管经历了激烈争论，最终还是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得两党能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在总结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进一步巩固发展自己的力量。
但是，“孰敌孰友”，此时党内认识并不清晰。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一针见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实践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1926年，周恩来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中指出，五卅以来的事实说明，这种冲突与分裂“不但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在周恩来看来，统一战线需要“团结”，但也不能惧怕分裂。
而早期被忽略的“天然同盟军”，也有部分共产党人在尝试“组织起来”。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彭湃是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在早期得不到广东省委任何指示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在海丰工作，直到1924年。在经过改组的国民党一大上，他提出了土地问题，并竭力主张解决这一问题。此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风生水起，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先后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骨干。
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次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并指出“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大的力量”。
瞿秋白也一贯重视农民问题。党的五大上，瞿秋白的政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革命”；在党的六大政治报告中，瞿秋白进一步强调和论述了农民问题，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创造割据的局面”。
善于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无疑是党由弱到强、不断壮大的力量源泉。党创立短短数年间，党员人数就增长了百倍，即是一大佐证。
锻造“极严格的铁的纪律”
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强调“极严格的铁的纪律”，这一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大通过的党纲，就已明确党组织的原则和纪律。
二大在中共纪律建设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铁的纪律。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提出中共要成为从事革命运动的“大的群众党”的“两个重大的律”之一，就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核心便是“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
用列宁的话说，纪律就是“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些原则和纪律，在五大时被写入党章。对此，瞿秋白曾作过阐释：“与其由盲目一致而弄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不一致而得到实际的一致！”
刘少奇后来回忆：“我们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严厉地反对了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经济主义等”“就这方面说，我们走了直路”。
二大制定了第一个党章，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组织系统，以及党的组织原则、纪律和其他制度。此后，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完善，尤其在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实现合作后，更是明确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队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引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制度越来越严密。三大修改党章，规定新党员入党由原来一人介绍改为“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规定新党员有候补期制度，首次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四大提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次将支部明确为党的基层组织，“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并明确“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
当大革命到来，党的力量迅猛发展，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纷纷加入党组织，少数投机分子也混入其中；当大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一些人开始追求享受、贪污腐化、思想动摇……尤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脱党、“自首”甚至叛党投敌等现象屡见不鲜。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严峻考验。于是，在党的五大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应运而生。
五大对违纪惩处作了具体规定，“不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及其他破坏党的行为，即认为违背党的共同意志”，并首次提出了警告和留党察看的处分形式，“对于整个的党部则加以警告，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记（解散组织）。对党员个人，则加以警告，在党内公开的警告，临时取消其党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及其他的工作。留党察看，及开除党籍”。
毛泽东有句名言：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也正是做到了令行禁止，步调一致，才使党赢得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信赖，成为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有力保证。
这也正应了现在常讲的一句话——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责任编辑：日升
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迈出了漫长征程的第一步。
方向有了，但路该怎么走？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不足、经验缺乏……犹如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对这个仅有50多人的稚嫩政党来说，如何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来实现改天换地的抱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工程。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早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寻找自己的道路？我们聚焦党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党的代表大会，逐一寻访党的二大至五大的举行地，穿行回“历史现场”一窥究竟。
从最初几乎没有会议原始资料，到最早的一张会议通知、最早的两张会场照片，纪念馆里的展品佐证了党从小到大、从秘密走向公开的历史进程。与之相印证的，是党员人数变化：党的一大至五大，党员从最初的50多人、195人、420人、994人，发展到57967人。
一个个看似平静的会场，隐藏着多少曲折复杂与惊涛骇浪；一项项危急时刻作出的重要决策，又是多么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中国的前途命运——
党的二大 破天荒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且有了第一部党章；
党的三大 跨出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步，迎来了大革命的滚滚洪流；
党的四大 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使党由“一个小团体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
党的五大 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
……
它们犹如漫长征程中的一个个路标，引领着这个年轻政党前进，并逐步完善成为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制胜法宝，助推这个政党不断走向成熟。
模仿中寻求“独立自主”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也因此，这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很容易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奉为圭臬。
1922年，党的二大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对于“蹒跚学步”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必然也是必需的选择。由此，年幼的中共开始了一段依赖、模仿又试图作一些独立思考的旅程。
二大上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背后也有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影子。共产国际二大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提出，“殖民地革命在其初期，应该推行列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改良项目的纲领，如分配土地等等。”
不过，即使在此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并未完全照搬照抄。二大召开前，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被认为是“党运用马列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起点”。三大则更进一步，在对中国社会现状、中国革命道路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找到了“党内合作”这一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合作方式。
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兴起，而敌人又异常强大，资产阶级“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经足够让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乘虚而入”……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摆到了共产党人面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到底是怎样的？怎么看待武装斗争？怎么实现自己的领导权？残酷的现实不断推动年幼的共产党成长。
大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党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国际过去在中国的代表，有的不胜任工作，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也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一定的责任。周恩来后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
真正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要到1935年——党成立之后的14年。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但行走在建党初期的党代会“现场”，一个个历史画面，仍然清晰展现出早期共产党人为自主寻找一条合适道路所作出的努力。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尽管形势复杂，过程艰辛，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不断思考，寻一条自己的路。
寻找最广泛的“同盟军”
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现在要帮自己的敌人掌握政权，反过来压迫无产阶级，这不是笑话吗？党的二大上，也有代表提出这样的异议，但很快达成共识：从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看，工人阶级不可能单独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必须联合资产阶级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
二大提出的“民主的联合战线”，被认为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发端。
党的三大提出“国共合作”议题，尽管经历了激烈争论，最终还是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得两党能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在总结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进一步巩固发展自己的力量。
但是，“孰敌孰友”，此时党内认识并不清晰。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一针见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实践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1926年，周恩来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中指出，五卅以来的事实说明，这种冲突与分裂“不但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在周恩来看来，统一战线需要“团结”，但也不能惧怕分裂。
而早期被忽略的“天然同盟军”，也有部分共产党人在尝试“组织起来”。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彭湃是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在早期得不到广东省委任何指示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在海丰工作，直到1924年。在经过改组的国民党一大上，他提出了土地问题，并竭力主张解决这一问题。此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风生水起，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先后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骨干。
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次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并指出“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大的力量”。
瞿秋白也一贯重视农民问题。党的五大上，瞿秋白的政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革命”；在党的六大政治报告中，瞿秋白进一步强调和论述了农民问题，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创造割据的局面”。
善于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无疑是党由弱到强、不断壮大的力量源泉。党创立短短数年间，党员人数就增长了百倍，即是一大佐证。
锻造“极严格的铁的纪律”
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强调“极严格的铁的纪律”，这一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大通过的党纲，就已明确党组织的原则和纪律。
二大在中共纪律建设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铁的纪律。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提出中共要成为从事革命运动的“大的群众党”的“两个重大的律”之一，就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核心便是“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
用列宁的话说，纪律就是“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些原则和纪律，在五大时被写入党章。对此，瞿秋白曾作过阐释：“与其由盲目一致而弄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不一致而得到实际的一致！”
刘少奇后来回忆：“我们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严厉地反对了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经济主义等”“就这方面说，我们走了直路”。
二大制定了第一个党章，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组织系统，以及党的组织原则、纪律和其他制度。此后，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完善，尤其在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实现合作后，更是明确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队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引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制度越来越严密。三大修改党章，规定新党员入党由原来一人介绍改为“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规定新党员有候补期制度，首次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四大提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次将支部明确为党的基层组织，“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并明确“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
当大革命到来，党的力量迅猛发展，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纷纷加入党组织，少数投机分子也混入其中；当大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一些人开始追求享受、贪污腐化、思想动摇……尤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脱党、“自首”甚至叛党投敌等现象屡见不鲜。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严峻考验。于是，在党的五大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应运而生。
五大对违纪惩处作了具体规定，“不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及其他破坏党的行为，即认为违背党的共同意志”，并首次提出了警告和留党察看的处分形式，“对于整个的党部则加以警告，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记（解散组织）。对党员个人，则加以警告，在党内公开的警告，临时取消其党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及其他的工作。留党察看，及开除党籍”。
毛泽东有句名言：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也正是做到了令行禁止，步调一致，才使党赢得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信赖，成为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有力保证。
这也正应了现在常讲的一句话——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