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至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

来源:转载作者:邱震海时间:2015-04-03 点击:

（联合早报网）2014年被称为中国的“改革元年”。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历史的坐标下审视一下中国改革的历程、弯路以及未来中国的风险，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很难用单一的角度切入：一些表面上看上去是周边安全的问题，但其根源却往往不在周边安全本身；另一些表面上看是十分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追根溯源后却发现，其真正的根源却在于经济模式的失衡；而另外一些看上去似乎是纯经济层面的问题，但却关联着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
这种“立体型困惑”所导致的“立体式改革运作”，是过去35年中国改革开放所没有遇到过的。中国迄今的改革开放有两个最基本特点：一、从每一个孤立的领域单独切入，然后逐步拓展、延伸，其间无论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还是从经济到社会的改革，无不如此；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允许试错、纠错的循环往复。
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进程后，中国改革遵循的逻辑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政府高度干预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若没有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但也恰恰由于政府之手的过度主导，中国才有如此严重的官员寻租、腐败和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以及人民幸福指数下降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发展、改革、纠错
如果说过去20年是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量变”，那么20年后的今天已到了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质变”临界点。一个逻辑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到了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临界点，只不过还不知道如何转型，或还不敢大胆转型而已。
当我们今天谈中国时，其实涉及到两个进程：一个是发展，另一个则是改革。
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这一进程不自1979年始，它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洋务运动，也历经民国阶段一直延伸到1949年建国和1979年改革开放。而所谓改革，则首先指对1949年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良和转型。
但在发展和改革之外，这些年其实还伴随着另一个进程，那就是试错和纠错的进程。由于体制的羁绊，同时也由于改革早年谁也没有经验，因此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下，中国的改革35年来“摸”出了许多成绩，但也“摸”出了很多问题。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年中国常常在试错和纠错的循环里徘徊，甚至误以为纠错也是改革。这也就难怪改革的机会成本被无限推高。
这一循环之所以发生，相当程度来源于对转型的深层规律缺乏认真、系统、扎实的研究。举一个例子：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各国政府都在出手救市；当时有人公开认为，这再次证明中国的体制是行之有效的。换言之，既然各国政府都在干预经济，那么中国的政府干预经济就是正常的，完全无须改革。
这实在是一个理论上的巨大误区，它完全混淆了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调控作用，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区别。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政策误区，都由于上述理论误区而在2008年后得到了加强。
我在年前曾提出“市场经济四位一体”的概念，即政府－市场－社会－法治，今天中国在改革领域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后，政府放出的权力交给谁？答案必定是交给社会。但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成熟度，来承接政府释放出来的权力？如果没有，届时是否又会面临一轮新的试错－纠错的过程？当一只轮子走在政府退出市场的轨道上，另一只轮子却走在继续抑制社会成长的轨道上。长此以往的结果，要么是两只轮子分道扬镳，要么是两只轮子彼此撞车。
如果说，上述问题原本还可以“等待”或“拖延”，那么未来三年里，一旦经济放缓或遇到挑战，所有的深层次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为了“稳增长”，就必须继续依靠投资的“疾风暴雨”；但要“调结构”和“促改革”，就又必须依靠“文火炖汤”式的微调。“文火炖汤”能否敌得过，或逐渐替代“疾风暴雨”？这是“李克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两组速度的平衡
关键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问题，绝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内政与外交犬牙交错的问题。因此，未来几年，中国有两组速度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一是经济增速放缓和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二是零碎改革的速度与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就前一组速度而言，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其与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之间将是一种什么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将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爆发？
就后一组速度而言，未来几年，各个领域的改革措施都将陆续登台。这些措施孤立地看都有重大意义，但若这些零碎的改革跑不赢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再好的改革可能都将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矛盾一旦爆发，所有的一切都将发生质变。
未来三年，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仅止于一般人们谈论的“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的调整，抑或房地产、地方债和金融风险的掌控，而是还涉及到一些经济供求面的更加深层的问题。未来三年，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将全面凸显，而其后果至少将影响未来二十年的中国经济。
然而，当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动力的时候，中国的创新精神和机制是严重缺乏的，经济自由度是严重不足的……
与人口红利下降相比，中国另一个更为深重的危机就是人才危机。前者是低端劳动力数量的危机，而后者则是高尖端人才数量的危机。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需要100万高尖端人才，而目前中国则只有一万人；更要命的是，这一万人还在向海外流失之中。
过去五年，美国的经济调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创新的活力和经济自由度依然不减，而这是一个经济体长远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柱；相反，中国的经济调整在成功“保八”的同时，却带来了许多后遗症。
由于页岩气等先进开采技术的提升，美国不但开始真正实现“能源独立”，而且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能源格局，这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将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当中国正“埋头拉车”，即埋首于自身问题的解决时，美国正在全球贸易规则方面重新建章立制，中国过去赖以飞速发展的全球化很可能因此而被虚化。未来三年，中国若不采取积极有为的战略，中国很可能又会被迫从现有的全球经济制高点上下来，重拾别人已经制定的游戏规则。
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否有效缓解因转型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能否有从容的心情应对各种更为艰难的挑战。
中国的许多看不见的深刻危机，都可能在未来三年里或显现，或激化。
如果到了2017年，仍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那么中国未来的麻烦将很多，现阶段的成就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作者是香港的时政评论员。本文是其新著《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最大的风险》前言节选。）

2014年至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

（联合早报网）2014年被称为中国的“改革元年”。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历史的坐标下审视一下中国改革的历程、弯路以及未来中国的风险，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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