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树：修复文物是在与古人对话
来源:文汇报 作者:彭丹 时间:2020-10-28 点击:
贾树与父亲贾文忠、女儿贾如参观国家博物馆藏后母戊鼎，贾树祖父贾玉波生前曾参与这件国宝的修复与复制。
贾树修复妇好墓出土青铜圆斝。 （均受访者供图）
1991年，贾树的父亲、著名青铜器修复和鉴定专家贾文忠修复三门峡虢国墓出土青铜器。
贾树祖父贾玉波师承北京“古铜张”派，图为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修复和复制青铜器龙虎尊。
贾树大伯、青铜器修复专家贾文超参与修复的一级、二级文物有百件之多。
驻京记者 彭丹
文物修复者几十年如一日沉潜到以毫厘计的文物细枝末节中，还原的不光是具体而微的器物，也是浩大无声的历史
1987年出生的贾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名青铜器修复师、老北京古铜器修复第五代传承人。
他的爷爷贾玉波是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修复专家，子女与孙辈均继承家学，形成了以青铜器为大宗的文物修复实践与研究的专业家族梯队。
日前，由贾树编纂的新书《文物修复第一家》出版，他花了3年多时间搜集、整理资料，汇成了这本介绍贾氏文物修复之家渊源与流变的厚书。后母戊鼎、四羊方尊、升鼎、孔庙御匾、双尾青铜虎……贾氏一家唤醒了无数曾停靠他们手边的国宝重器，复苏它们厚重古老的灵魂。
“很多人习惯在博物馆、美术馆的展室中欣赏青铜器，往往认为青铜器便是那样形制完整、花纹明晰、铭文清楚的。”已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在为《文物修复第一家》所作的序言中写道，“然而事实却是，青铜器埋藏地下，时逾两三千年，出土时完好光洁的，实际是极少数。一般情况是锈蚀遍体、破碎缺损，甚至变成难以辨认的大堆碎片，和后来玻璃橱内展出的形象不能同日而语。没有修复，青铜器的研究鉴赏可说是做不到的。”
虽然隐身于文物背后，文物修复者却以几十年如一日的耐心与专注，沉潜到以毫厘计的文物细枝末节中，他们还原的不光是具体而微的器物，也是浩大无声的历史。
入职国家博物馆10年，贾树已参与修复了百余件国宝级文物，这个数字可能还比不上家族长辈，但它足以让他从一个“喜爱热闹”的人变成了一个内敛稳重的人，足以让他生出对文物由衷的喜爱与敬畏，更在“今人不见古时月”的当下，望见与古人对话、思接千载的惊喜。
一个“天注定”的转折
靠近北京南四环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是贾树的工作所在地，他一般早上8点多来到这里，戴上手套、系上工作褂便坐下来开始修复，一坐通常就是一整天，除了中午小憩一会儿。
2010年，贾树刚来到文保中心时，这里还很偏僻，甚至不通公交。10年过去，如今外面高楼林立、道路宽敞，中心内的办公桌由1980年代的木头桌椅换成了专业的不锈钢金属工作台，修复师们戴上了口罩，不再像以前一样被工作室的粉尘呛走。不变的是台前摆放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工具：锉刀、烙铁、砂纸、锤子、刻刀、镊子、凿子、錾子……它们自老一代修复者用起，有些可在微毫处排布功夫、施展力道，浓缩着传统工艺精深微妙的智慧。
“虽然现在修复室添加了各种电动工具，但我还是习惯了这些传统工具，觉得比较顺手。”贾树说，正如“做家具始终离不开刨子和锯条”，世代传承的文物修复传统工艺仍是现代科技所无法取代的。
据记载，青铜器的复制、修复技艺最早追溯到春秋时期，《吕氏春秋·审己》《韩非子·说林》中均记载有赝鼎的故事。及至宋元，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国人从对青铜器的崇拜转入系统研究，仿制青铜器蔚然成风，而且水平高超；明清及民国时期，青铜器修复发展为四大流派：北京、苏州、潍坊、西安。其中北京是传承最为茂盛的一派，而贾氏一家的文物修复渊源，可追溯到开创民间“青铜四派”之一的北京“古铜张”派。
清朝时，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征召各地能工巧匠修复青铜器，修复技艺日趋成熟。清朝末年，这些汇聚宫中的手艺人中有8位手艺最高，人称“清宫八大怪”，其中修古铜器的“一怪”绰号“歪嘴于”。光绪年间，“歪嘴于”出宫后在前门内前府胡同开设“万龙合”修古铜器作坊，并先后收了7个徒弟。1911年于师傅去世后，他最小的徒弟张泰恩为其发丧并承其衣钵，将“万龙合”更名为“万龙和”，自此开创了北京“古铜张”派青铜修复业。张泰恩门下高徒王德山学成后自立门户，在琉璃厂为古玩商修文物，他在1930年代又收了多名徒弟，其中就包括贾树的爷爷贾玉波。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贾玉波在内的“古铜张”第二、三代传人大多进入了文博单位，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文物修复专家，他们将传统修复技术传播光大，使其绵延至今。
贾玉波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等修复、复制文物，经手的青铜器有后母戊鼎、四羊方尊、虢季子白盘、龙虎尊等顶级国宝。他的几位子女年少时经常跑去父亲的工作室，看老师傅们干活，边看边记，后来他们也都成了文物修复界的行家里手，为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等文博机构修复青铜器等文物。
贾树记得，小学时自己每个周末都会去爷爷奶奶家里，家里到处都摆放着青铜器复制品，自己家里也有父亲制作的小工艺品。当时，家里的陈设全是古香古色的红木制家具，博古架上摆满了瓶瓶罐罐之类的古董，以至于同学来到家里都会惊叹，“你家像是生活在古代。”
那时的贾树还不觉得文物修复“有意思”，当时博物馆工作是一门不受重视的行业，远未得到今日如此关注。他那时的兴趣是新闻和摄影，给报社拍过照片，当过实习记者，觉得第二天把照片或稿子发在报纸上“特别有成就感”。2010年，正在贾树想出国留学的时候，国家博物馆一则招聘青铜器修复师的消息吸引了他的父亲——上一次类似的招聘还是在十几年前。贾树的父亲、青铜器修复和鉴定专家贾文忠力劝儿子，让他也加入文物修复行业。
思前想后，贾树报名了国家博物馆的招聘。因为生于文物修复世家，见过父亲修复文物，“有了一定基础”，他“很幸运”被录取，从此开始与国宝重器打交道的日子——贾树说那是一个“天注定”的转折。
掌心大地儿修好几周
进到国家博物馆的器物修复室，迎接贾树的是6位50多岁的老师傅。听师傅们讲，这里已经很多年不招刚毕业的年轻人，即便有偶尔进来的几个，要么自己觉得不合适离开了，要么因为师傅不满意走人了。干这行，要天赋与灵气，也要耐得住清冷。
起初贾树只是在一旁观摩，师傅甚至不允许他帮忙扶着文物，顶多让他递个工具。“师傅们也是为我好，这里接触到的器物，都是非常珍贵的国宝级文物，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不能让没经验的年轻人磕了碰了。”师傅一边修着文物，一边在稀松平常的聊天中传授着几十年的修复经验。如何用调色、如何焊接、如何补配，个中道理还得徒弟自己体会、揣摩。
“你要多学。”这是老师傅们习惯讲给年轻人的话。
旁观了3个月之久，贾树上手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后母戊鼎的复制。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后母戊鼎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重达830余公斤。有师傅告诉贾树：“这件国宝我们之前也没摸过，上次复制、修复，还是在你爷爷那辈人手里，现在到了你手里，多有意义啊！”
那是1959-1961年期间，刚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为通史陈列筹展，从全国征集来大批珍贵文物，贾玉波作为历史博物馆复制组总负责人与同事们一道对这批文物做了修复与复制，其中便包括后母戊鼎。等贾树再见到这件泛着青光的国宝时，历史像经历了一个轮回。
贾树赶上了为后母戊鼎复制品“做旧”，这是青铜器复制“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青铜器经过漫长的地下埋藏与自然侵蚀，表面会生成瑰丽斑斓的锈蚀，称为“地子”，只有将这层锈色做逼真了，才能还原青铜器沧桑古老的神韵。
“地子”是一个立体的结构，比如绿下盖着蓝紫、蓝紫下盖着红，如何让人工填补的颜色与青铜器五彩斑斓、且富有层次的原始锈色完美融合，考验着修复师的功力。
在文保中心的后院，贾树拿着小牙刷，蘸上矿物色和虫胶漆片的混合物，一点一点地弹到青铜器上，这样做出来的锈是颗粒状，十分自然。“这种做旧方法是爷爷的上一代人在刷牙时得到启发发明的——发现衣服上粘的沫子的颗粒形状特别像青铜器的锈。”完成这件后母戊鼎复制品做旧的任务，贾树花了半年时间。
回想当初的后母戊鼎复制，贾树坦言那会还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对锈蚀要做出层次、历史感可能还理解得不那么深”。如今从事修复10年之久，加之贾树又浏览了许多家族文物修复的资料，包括爷爷当年的工作笔记，重复着爷爷当年的步骤，打磨着同一处地方，他越来越能感受到爷爷那一代人精益求精的工作状态。
如今对一个地方做得不满意，他也会反复修改，一处颜色做得不像，便擦掉重做，直到做像了为止。“有时手掌心大小的一块地方，可能会做上好几周。”
与文物背后的工匠交流
青铜器修复步骤繁琐，清洗、除锈、整形、焊接、补配、錾花、做旧等等，一道工序往往就会花上数天乃至数月。正如修复师反复用砂纸打磨一件青铜器复制品乃至把指纹磨没，他们也日复一日打磨着心性，如佛家入定一般心沉如水，把自我融入到广阔的历史中去。
在他们看来，每件“停”在他们手里的文物，都有着自己的灵魂。著名文物修复专家、“古铜张”第三代传人赵正茂老先生常说青铜器有香味，一闻便能闻见“那一种老气”。修复师们对文物的感情与敬畏，使他们恪守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深厚的功力与经验都化作手下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贾树的大伯、现年72岁的贾文超便是师从赵正茂先生的文物修复专家。从1979年调入故宫再到退休后返聘，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30年，参与修复的一级、二级文物有百件之多。他把自己修复过的大部分文物照片装在了一个小小的U盘里，其中有山东大方铜镜、司母辛方鼎、贵州连枝灯、河北青铜马等。在这眼花缭乱的图片汪洋中，贾文超一心要找到他修复的河南上蔡郭庄楚墓的升鼎，那是他30年修复生涯中难度最大的一件作品，也是他的得意之作。
“等等，就这个！” 贾文超激动地指着电脑上的图片，那是一堆破碎的青铜器残片，每块如蚕豆大小，总共有100多片，几乎没有一个部位完整。青铜器埋藏土里多年，因墓葬塌陷、底层变化等会被挤压变形，撞击而残破或缺损，但碎成这么多的小片，贾文超还是头一次遇到。他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试着将其拼接完整，“能对的先对上，不能对的就放在一边”，拼出了贴在鼎身上的5只小兽后，他急了：“应该有6只的，第六只去哪儿了？”后来才发现第六只小兽也已破碎成片，所以才未被发现。他又一点点将破碎的小兽拼接完整。“这个工序非常繁琐，修复这件升鼎我断断续续花了一年时间。”
等到为青铜器去除有害锈时，贾文超找来牙医专用的修牙工具一点点地磨着铜身上的锈，小心地控制着力道。突然他感到自己似乎触碰到了印刻字迹的“笔道”，预感到了什么的他又细细地磨了许久，埋藏在层层锈蚀下的铭文终于露出了真迹。传世的青铜器铭文往往一字千金，贾文超的发现大大提升了这件文物的价值。
“如果当初我马虎一点，没沉下心，或者我用雕刻刀去除锈，那鼎上的铭文就毁于一旦了。”贾文超说道。
“干我们这行，你必须沉下心来，太浮躁的话你连坐都坐不踏实，更别提动手修复了。”贾树说，修复室里大家各自坐在自己的工作台前干活，通常一天都不会说一句话，日常的枯燥与孤独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以前贾树会带上一个收音机，边听着节目边干活，只为感觉“周围有人在跟自己说话”。
最近这一两年，他不再听收音机了，他觉得自己可以稳住了。
贾树越来越感到，文物打通了古今相连的通道，修文物不再是简单的一项手艺，而是在与文物背后的工匠、古人做精神交流：“我现在拿到一件器物，先不会着急修，而是抱着它仔细看，去揣摩、想象当时的古人在创作这件东西时的灵感，与它做一个深层次的对话——听起来有点滑稽，外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对文物的这种感情吧。”
贾树说，每件青铜器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构造、纹饰、风格等，它们背后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工匠和一双双富有创造力的双手。“其实每件文物都是当年的艺术品，因为懂它的人爱它、保护它才流传到了今天。修文物的时候，我会更多去感受这件作品的艺术内涵，去欣赏它们，这对我本人也是很大的提高。”
从文物中观察到的艺术之道也启发了贾树的个人创作。生活中，他也会收藏艺术品，尝试自己做一些手工艺品，把古人的创作技艺和审美借鉴到自己的创作中。在他名为“嘉树堂”的居室里，白色墙壁四周皆用古代木雕门窗装饰，门窗空隙上精心挂满了他收藏的金属小人。长期与文物打交道的他还把眼力练得又精又准，以至于平常去菜市场，妻子分不出区别，他却一眼能看出哪些菜新鲜，哪些坏了。
注重文物修复档案记录
和爷爷乃至父辈那一代人的情形相比，贾树发现文物修复的科技手段在不断进步，文物修复档案管理也越来越科学、规范。比如最近这些年国家博物馆会为文物建立体检报告，修复师浏览体检报告后，更方便“对症修复”。
父亲贾文忠为了解决文物修复后继乏人，推动文物修复专业进入大学课堂以及发起成立中国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主编出版《文物修复研究》论文集以促进修复技艺的研究交流。贾树也想在完成好自身修复工作的同时，通过整理、汇编文物修复方面的档案、资料，来为这一行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过去，文物修复技艺往往是口耳相传，且因为手艺与饭碗挂钩，同行之间技术保密，修复师的技艺绝活往往秘而不宣，留下的记录资料也稀缺有限——这对今天的文物修复不失之为一大遗憾。毕竟，文物修复过程本身就有着重要价值，如果能详尽记录文物修复的具体操作步骤、文物形态的变化，也可为如今文物修复的研究留下可资参考的原始记录。
“我整理《文物修复第一家》这本书，就希望能对今天文物修复有点儿用。遗憾的是爷爷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他以前在琉璃厂做学徒，后来又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了20年，他有记工作日记的习惯，只可惜这些日记保存不全了。如果爷爷他们那代人当时能多拍些照片，多留些素材，对今人的帮助肯定会很大。”贾树感叹。
在爷爷贾玉波留下的有限资料中，尤为珍贵的当属他一直压箱底藏着的青铜器玻璃底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盗掘、私掘之风盛行，文物倒卖、流失严重。在北京琉璃厂从事古铜器修复的王德山、贾玉波师徒，会对每件经手的青铜器拍照留存。那时玻璃底片照相还是从日本舶来的奢侈品，为了节省，不少照片都是数件青铜器放在一起合拍。贾玉波一直将这些照片悉心保存。
贾文忠回忆，他小时候见到父亲藏的青铜器老照片估计有上千张，用手电筒照着玻璃底板投在墙上，就像今天的幻灯片一样。因为玻璃底片轻薄透明、极易破碎，如今家里保存完好的有500余张，它们本身也已成了珍贵文物。贾文忠与贾树父子二人将其中的370张老照片收录成《吉金萃影》一书，经专家分辨照片中的器物数量多达700件左右，并考证出了其中109件青铜器的来源、去向和著录信息，有部分如今收藏在国内的文博机构或研究单位，还有一部分流去了海外。
有专家认为，这批老照片的出版记录了民国时期青铜器修复的技艺和成果，补充了青铜器的器型资料，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民国时期的考古史”。
出版《文物修复第一家》之后，贾树如今又投入了下一本书的策划中。他想趁着父辈这一代人身体都还健朗，通过采访让他们讲出各自的经历，以口述史的形式出一本面貌生动的书，还原那些被遮蔽的故事。或许，长辈们会在拉家常式的聊天中，讲出不一样的门道来。
“我认为这种记录还是很有必要的。最近两年也在让家庭成员做些准备，梳理梳理自己过去的工作。把过去的历史挖掘出来，或许会对后人有帮助。”贾树相信，自己的想法很快便会实现。
责任编辑：日升
驻京记者 彭丹
文物修复者几十年如一日沉潜到以毫厘计的文物细枝末节中，还原的不光是具体而微的器物，也是浩大无声的历史
1987年出生的贾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名青铜器修复师、老北京古铜器修复第五代传承人。
他的爷爷贾玉波是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修复专家，子女与孙辈均继承家学，形成了以青铜器为大宗的文物修复实践与研究的专业家族梯队。
日前，由贾树编纂的新书《文物修复第一家》出版，他花了3年多时间搜集、整理资料，汇成了这本介绍贾氏文物修复之家渊源与流变的厚书。后母戊鼎、四羊方尊、升鼎、孔庙御匾、双尾青铜虎……贾氏一家唤醒了无数曾停靠他们手边的国宝重器，复苏它们厚重古老的灵魂。
“很多人习惯在博物馆、美术馆的展室中欣赏青铜器，往往认为青铜器便是那样形制完整、花纹明晰、铭文清楚的。”已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在为《文物修复第一家》所作的序言中写道，“然而事实却是，青铜器埋藏地下，时逾两三千年，出土时完好光洁的，实际是极少数。一般情况是锈蚀遍体、破碎缺损，甚至变成难以辨认的大堆碎片，和后来玻璃橱内展出的形象不能同日而语。没有修复，青铜器的研究鉴赏可说是做不到的。”
虽然隐身于文物背后，文物修复者却以几十年如一日的耐心与专注，沉潜到以毫厘计的文物细枝末节中，他们还原的不光是具体而微的器物，也是浩大无声的历史。
入职国家博物馆10年，贾树已参与修复了百余件国宝级文物，这个数字可能还比不上家族长辈，但它足以让他从一个“喜爱热闹”的人变成了一个内敛稳重的人，足以让他生出对文物由衷的喜爱与敬畏，更在“今人不见古时月”的当下，望见与古人对话、思接千载的惊喜。
一个“天注定”的转折
靠近北京南四环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是贾树的工作所在地，他一般早上8点多来到这里，戴上手套、系上工作褂便坐下来开始修复，一坐通常就是一整天，除了中午小憩一会儿。
2010年，贾树刚来到文保中心时，这里还很偏僻，甚至不通公交。10年过去，如今外面高楼林立、道路宽敞，中心内的办公桌由1980年代的木头桌椅换成了专业的不锈钢金属工作台，修复师们戴上了口罩，不再像以前一样被工作室的粉尘呛走。不变的是台前摆放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工具：锉刀、烙铁、砂纸、锤子、刻刀、镊子、凿子、錾子……它们自老一代修复者用起，有些可在微毫处排布功夫、施展力道，浓缩着传统工艺精深微妙的智慧。
“虽然现在修复室添加了各种电动工具，但我还是习惯了这些传统工具，觉得比较顺手。”贾树说，正如“做家具始终离不开刨子和锯条”，世代传承的文物修复传统工艺仍是现代科技所无法取代的。
据记载，青铜器的复制、修复技艺最早追溯到春秋时期，《吕氏春秋·审己》《韩非子·说林》中均记载有赝鼎的故事。及至宋元，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国人从对青铜器的崇拜转入系统研究，仿制青铜器蔚然成风，而且水平高超；明清及民国时期，青铜器修复发展为四大流派：北京、苏州、潍坊、西安。其中北京是传承最为茂盛的一派，而贾氏一家的文物修复渊源，可追溯到开创民间“青铜四派”之一的北京“古铜张”派。
清朝时，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征召各地能工巧匠修复青铜器，修复技艺日趋成熟。清朝末年，这些汇聚宫中的手艺人中有8位手艺最高，人称“清宫八大怪”，其中修古铜器的“一怪”绰号“歪嘴于”。光绪年间，“歪嘴于”出宫后在前门内前府胡同开设“万龙合”修古铜器作坊，并先后收了7个徒弟。1911年于师傅去世后，他最小的徒弟张泰恩为其发丧并承其衣钵，将“万龙合”更名为“万龙和”，自此开创了北京“古铜张”派青铜修复业。张泰恩门下高徒王德山学成后自立门户，在琉璃厂为古玩商修文物，他在1930年代又收了多名徒弟，其中就包括贾树的爷爷贾玉波。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贾玉波在内的“古铜张”第二、三代传人大多进入了文博单位，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文物修复专家，他们将传统修复技术传播光大，使其绵延至今。
贾玉波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等修复、复制文物，经手的青铜器有后母戊鼎、四羊方尊、虢季子白盘、龙虎尊等顶级国宝。他的几位子女年少时经常跑去父亲的工作室，看老师傅们干活，边看边记，后来他们也都成了文物修复界的行家里手，为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等文博机构修复青铜器等文物。
贾树记得，小学时自己每个周末都会去爷爷奶奶家里，家里到处都摆放着青铜器复制品，自己家里也有父亲制作的小工艺品。当时，家里的陈设全是古香古色的红木制家具，博古架上摆满了瓶瓶罐罐之类的古董，以至于同学来到家里都会惊叹，“你家像是生活在古代。”
那时的贾树还不觉得文物修复“有意思”，当时博物馆工作是一门不受重视的行业，远未得到今日如此关注。他那时的兴趣是新闻和摄影，给报社拍过照片，当过实习记者，觉得第二天把照片或稿子发在报纸上“特别有成就感”。2010年，正在贾树想出国留学的时候，国家博物馆一则招聘青铜器修复师的消息吸引了他的父亲——上一次类似的招聘还是在十几年前。贾树的父亲、青铜器修复和鉴定专家贾文忠力劝儿子，让他也加入文物修复行业。
思前想后，贾树报名了国家博物馆的招聘。因为生于文物修复世家，见过父亲修复文物，“有了一定基础”，他“很幸运”被录取，从此开始与国宝重器打交道的日子——贾树说那是一个“天注定”的转折。
掌心大地儿修好几周
进到国家博物馆的器物修复室，迎接贾树的是6位50多岁的老师傅。听师傅们讲，这里已经很多年不招刚毕业的年轻人，即便有偶尔进来的几个，要么自己觉得不合适离开了，要么因为师傅不满意走人了。干这行，要天赋与灵气，也要耐得住清冷。
起初贾树只是在一旁观摩，师傅甚至不允许他帮忙扶着文物，顶多让他递个工具。“师傅们也是为我好，这里接触到的器物，都是非常珍贵的国宝级文物，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不能让没经验的年轻人磕了碰了。”师傅一边修着文物，一边在稀松平常的聊天中传授着几十年的修复经验。如何用调色、如何焊接、如何补配，个中道理还得徒弟自己体会、揣摩。
“你要多学。”这是老师傅们习惯讲给年轻人的话。
旁观了3个月之久，贾树上手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后母戊鼎的复制。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后母戊鼎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重达830余公斤。有师傅告诉贾树：“这件国宝我们之前也没摸过，上次复制、修复，还是在你爷爷那辈人手里，现在到了你手里，多有意义啊！”
那是1959-1961年期间，刚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为通史陈列筹展，从全国征集来大批珍贵文物，贾玉波作为历史博物馆复制组总负责人与同事们一道对这批文物做了修复与复制，其中便包括后母戊鼎。等贾树再见到这件泛着青光的国宝时，历史像经历了一个轮回。
贾树赶上了为后母戊鼎复制品“做旧”，这是青铜器复制“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青铜器经过漫长的地下埋藏与自然侵蚀，表面会生成瑰丽斑斓的锈蚀，称为“地子”，只有将这层锈色做逼真了，才能还原青铜器沧桑古老的神韵。
“地子”是一个立体的结构，比如绿下盖着蓝紫、蓝紫下盖着红，如何让人工填补的颜色与青铜器五彩斑斓、且富有层次的原始锈色完美融合，考验着修复师的功力。
在文保中心的后院，贾树拿着小牙刷，蘸上矿物色和虫胶漆片的混合物，一点一点地弹到青铜器上，这样做出来的锈是颗粒状，十分自然。“这种做旧方法是爷爷的上一代人在刷牙时得到启发发明的——发现衣服上粘的沫子的颗粒形状特别像青铜器的锈。”完成这件后母戊鼎复制品做旧的任务，贾树花了半年时间。
回想当初的后母戊鼎复制，贾树坦言那会还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对锈蚀要做出层次、历史感可能还理解得不那么深”。如今从事修复10年之久，加之贾树又浏览了许多家族文物修复的资料，包括爷爷当年的工作笔记，重复着爷爷当年的步骤，打磨着同一处地方，他越来越能感受到爷爷那一代人精益求精的工作状态。
如今对一个地方做得不满意，他也会反复修改，一处颜色做得不像，便擦掉重做，直到做像了为止。“有时手掌心大小的一块地方，可能会做上好几周。”
与文物背后的工匠交流
青铜器修复步骤繁琐，清洗、除锈、整形、焊接、补配、錾花、做旧等等，一道工序往往就会花上数天乃至数月。正如修复师反复用砂纸打磨一件青铜器复制品乃至把指纹磨没，他们也日复一日打磨着心性，如佛家入定一般心沉如水，把自我融入到广阔的历史中去。
在他们看来，每件“停”在他们手里的文物，都有着自己的灵魂。著名文物修复专家、“古铜张”第三代传人赵正茂老先生常说青铜器有香味，一闻便能闻见“那一种老气”。修复师们对文物的感情与敬畏，使他们恪守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深厚的功力与经验都化作手下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贾树的大伯、现年72岁的贾文超便是师从赵正茂先生的文物修复专家。从1979年调入故宫再到退休后返聘，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30年，参与修复的一级、二级文物有百件之多。他把自己修复过的大部分文物照片装在了一个小小的U盘里，其中有山东大方铜镜、司母辛方鼎、贵州连枝灯、河北青铜马等。在这眼花缭乱的图片汪洋中，贾文超一心要找到他修复的河南上蔡郭庄楚墓的升鼎，那是他30年修复生涯中难度最大的一件作品，也是他的得意之作。
“等等，就这个！” 贾文超激动地指着电脑上的图片，那是一堆破碎的青铜器残片，每块如蚕豆大小，总共有100多片，几乎没有一个部位完整。青铜器埋藏土里多年，因墓葬塌陷、底层变化等会被挤压变形，撞击而残破或缺损，但碎成这么多的小片，贾文超还是头一次遇到。他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试着将其拼接完整，“能对的先对上，不能对的就放在一边”，拼出了贴在鼎身上的5只小兽后，他急了：“应该有6只的，第六只去哪儿了？”后来才发现第六只小兽也已破碎成片，所以才未被发现。他又一点点将破碎的小兽拼接完整。“这个工序非常繁琐，修复这件升鼎我断断续续花了一年时间。”
等到为青铜器去除有害锈时，贾文超找来牙医专用的修牙工具一点点地磨着铜身上的锈，小心地控制着力道。突然他感到自己似乎触碰到了印刻字迹的“笔道”，预感到了什么的他又细细地磨了许久，埋藏在层层锈蚀下的铭文终于露出了真迹。传世的青铜器铭文往往一字千金，贾文超的发现大大提升了这件文物的价值。
“如果当初我马虎一点，没沉下心，或者我用雕刻刀去除锈，那鼎上的铭文就毁于一旦了。”贾文超说道。
“干我们这行，你必须沉下心来，太浮躁的话你连坐都坐不踏实，更别提动手修复了。”贾树说，修复室里大家各自坐在自己的工作台前干活，通常一天都不会说一句话，日常的枯燥与孤独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以前贾树会带上一个收音机，边听着节目边干活，只为感觉“周围有人在跟自己说话”。
最近这一两年，他不再听收音机了，他觉得自己可以稳住了。
贾树越来越感到，文物打通了古今相连的通道，修文物不再是简单的一项手艺，而是在与文物背后的工匠、古人做精神交流：“我现在拿到一件器物，先不会着急修，而是抱着它仔细看，去揣摩、想象当时的古人在创作这件东西时的灵感，与它做一个深层次的对话——听起来有点滑稽，外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对文物的这种感情吧。”
贾树说，每件青铜器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构造、纹饰、风格等，它们背后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工匠和一双双富有创造力的双手。“其实每件文物都是当年的艺术品，因为懂它的人爱它、保护它才流传到了今天。修文物的时候，我会更多去感受这件作品的艺术内涵，去欣赏它们，这对我本人也是很大的提高。”
从文物中观察到的艺术之道也启发了贾树的个人创作。生活中，他也会收藏艺术品，尝试自己做一些手工艺品，把古人的创作技艺和审美借鉴到自己的创作中。在他名为“嘉树堂”的居室里，白色墙壁四周皆用古代木雕门窗装饰，门窗空隙上精心挂满了他收藏的金属小人。长期与文物打交道的他还把眼力练得又精又准，以至于平常去菜市场，妻子分不出区别，他却一眼能看出哪些菜新鲜，哪些坏了。
注重文物修复档案记录
和爷爷乃至父辈那一代人的情形相比，贾树发现文物修复的科技手段在不断进步，文物修复档案管理也越来越科学、规范。比如最近这些年国家博物馆会为文物建立体检报告，修复师浏览体检报告后，更方便“对症修复”。
父亲贾文忠为了解决文物修复后继乏人，推动文物修复专业进入大学课堂以及发起成立中国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主编出版《文物修复研究》论文集以促进修复技艺的研究交流。贾树也想在完成好自身修复工作的同时，通过整理、汇编文物修复方面的档案、资料，来为这一行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过去，文物修复技艺往往是口耳相传，且因为手艺与饭碗挂钩，同行之间技术保密，修复师的技艺绝活往往秘而不宣，留下的记录资料也稀缺有限——这对今天的文物修复不失之为一大遗憾。毕竟，文物修复过程本身就有着重要价值，如果能详尽记录文物修复的具体操作步骤、文物形态的变化，也可为如今文物修复的研究留下可资参考的原始记录。
“我整理《文物修复第一家》这本书，就希望能对今天文物修复有点儿用。遗憾的是爷爷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他以前在琉璃厂做学徒，后来又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了20年，他有记工作日记的习惯，只可惜这些日记保存不全了。如果爷爷他们那代人当时能多拍些照片，多留些素材，对今人的帮助肯定会很大。”贾树感叹。
在爷爷贾玉波留下的有限资料中，尤为珍贵的当属他一直压箱底藏着的青铜器玻璃底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盗掘、私掘之风盛行，文物倒卖、流失严重。在北京琉璃厂从事古铜器修复的王德山、贾玉波师徒，会对每件经手的青铜器拍照留存。那时玻璃底片照相还是从日本舶来的奢侈品，为了节省，不少照片都是数件青铜器放在一起合拍。贾玉波一直将这些照片悉心保存。
贾文忠回忆，他小时候见到父亲藏的青铜器老照片估计有上千张，用手电筒照着玻璃底板投在墙上，就像今天的幻灯片一样。因为玻璃底片轻薄透明、极易破碎，如今家里保存完好的有500余张，它们本身也已成了珍贵文物。贾文忠与贾树父子二人将其中的370张老照片收录成《吉金萃影》一书，经专家分辨照片中的器物数量多达700件左右，并考证出了其中109件青铜器的来源、去向和著录信息，有部分如今收藏在国内的文博机构或研究单位，还有一部分流去了海外。
有专家认为，这批老照片的出版记录了民国时期青铜器修复的技艺和成果，补充了青铜器的器型资料，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民国时期的考古史”。
出版《文物修复第一家》之后，贾树如今又投入了下一本书的策划中。他想趁着父辈这一代人身体都还健朗，通过采访让他们讲出各自的经历，以口述史的形式出一本面貌生动的书，还原那些被遮蔽的故事。或许，长辈们会在拉家常式的聊天中，讲出不一样的门道来。
“我认为这种记录还是很有必要的。最近两年也在让家庭成员做些准备，梳理梳理自己过去的工作。把过去的历史挖掘出来，或许会对后人有帮助。”贾树相信，自己的想法很快便会实现。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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