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税收角度解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来源:游文途思 作者:曹钦白 时间:2020-10-22 点击:
在上山下乡半个世纪以后，我看到了对与自己曾经那么贴近的同学的命运，因为曾经的共同点，使他们成为自己迄今为止奋斗和命运的镜像。我强烈感到，同是下乡，由于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差距，我们和高年级同学在下乡中的表现反差相当大。
从高年级同学的回忆看，绝大多数同学听从领袖号召，一方面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方面也把领袖“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那句话挂在心上，将发挥知青的才干，改造贫困落后的乡村作为使命！
反观我们初六八在长武的同学们，以我有限的观察，更普遍的只是生产队的边缘人，有你可以，无你也随便；好一点的是每天参加劳动，不生事端；差一点的就是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甚至偷鸡摸狗，和农民打架（有几位同学在回家的路上不知是打了农民还是什么事，被彬县公安局拘留）。
在老三届1968年下乡后，上山下乡一直持续到1981年，全国据统计有1700万城镇知青下了乡。整体反应和评估，正如书中一位同学所引述的中央领导的讲话，是“三个不满意”：中央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学生不满意。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失败的运动。”
但具体到不同知青个人对自己的这一段经历的评价方面，却并非这么全盘否定，而是表现为四种态度：一是青春无悔；二是青春无愧；三是浪费青春；四是只不过是转换了一下学习模式。
这四种认识，在本书中都有表现。
第一种，在高小玲同学的文章标题中就直白地表现出来了，《岁月如歌，青春无悔》；第二种，可以参看边振才同学的文章《苦乐年华话作为》；第三种，可以参看郑大林同学的文章《那一年，我们16岁》；第四种，可以参看舒安同学的《给我的知青朋友们》。
我个人感觉，就本书作者的主体，也就是大多数同学的回忆和认识来看，他们的认识集中在第二种态度方面。
他们不否认文革是一场浩劫，也认为上山下乡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是囿于对领袖的无条件信任，以及尚缺乏独立分析和思考的能力，就自觉地把下乡当作学习教育的场地转换，决心在农村的劳动中锻炼和提升自己。
当他们在劳动生活中逐渐发现现实和宣传的反差后，多数是感到困惑，寄希望于上面会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却没有能力认识到问题背后深刻的观念性和体制性的根源。只能以个人在小环境中的“独善其身”来安慰自己。这种“独善其身”的表现就是上述积极参加各项劳动，参与生产队管理、科学种田以及社会活动等等。的确，他们以自身较高的素质和文明，在局部范围也影响和改进了社员的认识和生产和生活等，受到了官员和社员乡亲的好评和喜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他们也的确深刻认识到了真正的国情，也锻炼了自己的吃苦精神，学到了许多劳动技能和处理人和事的方法等等。
所有这些，在短期内可以使自己有一种自身价值实现的感觉，在正式参加工作后，也可形成一种满足感，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上进的渴望等。
但是我也感到，就整体看来，文集对上山下乡的反思有些不足。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黑格尔则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化为反思的形式。”这里我仅就文集中许多宝鸡同学写到的“公粮负担”和“交公粮”的回忆谈谈自己的看法。
马京晶、朱晓铭在《三星一队(司家湾)的历史变迁》中写到：
“1969-1971年队里种300多亩麦子，1969年收了4万斤麦子，1970年1971年收6万多斤麦子。每年交公购粮1万多斤，占20%左右，留公积金（10%）和公益金及牲口饲料外，好年景人均可分人均口粮近500斤。”（《文集》392页）
其中提到公购粮占总产量的20%左右（这是按1971年的产量计算的税率，如按1969年产量计算的话，则税率是25%）。应该说，这是属于很重的税率了。
纵向看：“自夏商周实行贡助彻以来，其基本税率‘其实皆什一也’，奠定了后世的‘中正’税率。‘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汉书》）古代思想家认为：‘什一之制亡，则聚敛之臣起，而国日以削矣，民日矣贫矣。吁，乱是以作。’（宋•石介）也有比‘什一’更低的税率：‘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汉书•食货志》）但这毕竟不是主流税率，只在西汉年间实行过。但思想家主张低税率的呼吁始终不绝于耳，管仲主张税率‘百取五’，白圭主张‘二十而取一’。明代的叶适则质疑‘什一岂得为‘中正’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税广，上无前代封建之烦，下无近代养兵之众，则虽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拙作《中国传统赋税文化批判》，《税收未被解读的密码》（上）p10）
横向看：同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不但早就取消了农业税，而且对农民和农业一直给于很多补贴。而我国当时，除过农业税繁重以外，还存在着劳役（如修路修水库等）、农业机械以及工商产品的工商税、还有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这些都可以算是农民和生产队的负担/暗税。
在农业生产力还处在以人力付出靠天吃饭的情况下，蛋糕做不大，国家拿走得多了，留给农民的自然就少了，吃不饱的原因由此昭然若揭。
许多在宝鸡插队的同学不约而同地写到了“交公粮”的艰苦和麻烦。
周汉城同学的《刘家坡记忆》重点写了交粮的苦，金华同学《下乡趣事》重点写了交粮的难。但他们都没有写“为什么要交公粮”？
在专制朝代时期，交粮/纳税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作为所有土地和人身的终极所有者，有权向子民收税，所谓皇粮国税是也。但在现代社会，国民是国家的主人，虽然仍然需要交税，但其性质和方法及目的变了，就是国民同意交税，以换取政府为他们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国民同意，也就是必须通过人大授权立法允许政府征收；二是政府是国民的公仆，税收只能用于上述公共产品和服务。
但是由于当时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所以现代社会税收的这一特点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加之民主和法制极不健全，所以国民只有义务意识，没有权利意识。只知道要交公粮，却不知道争取个人和集体的权利的就不奇怪了。加之我国当时实行的城乡分隔的二元制社会体制，在财政分配方面，偏向城镇，忽视农村，就更导致了农村的发展缓慢，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极不健全。
举个例子，城镇供电，有哪个城里人被派去出义务工拉电杆，树电杆？但在农村输电，就得生产队派人拉电杆等等。没有人觉得不公，反而感激涕零。要说，这也是农村、农业、农民落后、生活艰辛的重要原因。
刘汉成同学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下乡三年，我们给农村带来了一点城市文化，担当了一些他们紧缺的职责，奉献了年轻的劳动力。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村民的生活习惯，使当地的文明水平有所提高。然而这些都是很短暂的。与此同时，同学们受了太多的苦痛，耽误了求学的大好时光，身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我们曾经试图改进村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模式，结果基本以失败告终。”
他看到了现象，但没有捅破问题原因的一层纸，这就是体制的不合理，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同学们不约而同写到，改革开放后重回故地，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原因说到底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
而能够做出改革开放正确决策的基础就是对文革以及之前17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方位的反思！
周抗美同学的四首诗中，我特别喜欢《想起那头老黄牛》，蕴藉而有哲思。值得一读再读！
想起那头老黄牛
在特殊年头同乡亲们一样
瘦骨伶仃满面苦忧
想起那头老黄牛
生产队最忠实的强劳
人们鞭杆下的奴囚
超负荷耕耘却很少发怒
想起那头老黄牛
有一天突然累倒地头
面对屠刀
它双眼溢出两行浊泪
浊泪未锈
乡亲们提着一块块带血的牛肉
满脸堆笑回家享受
昨夜梦中
我又回到那个逆来顺受的岁月
我又走到那道步履维艰的犁沟
泪流满面的那头老黄牛突然奔来
冲我怒吼：老路不能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