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啡咖啡馆:左联的精神驿站
来源: 文摘报 作者:奚耀华 时间:2020-09-19 点击: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围坐在一起
位于上海虹口区多伦路上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纪念馆,在完成了修缮改建和展陈改版工程后重新对公众开放。其中,“左联”诞生的摇篮——公啡咖啡馆,将通过一个做工精致的建筑模型加以呈现。
公啡咖啡馆是旧上海一家颇为出名的咖啡馆,地处北四川路和多伦路的交界处,是一幢三层砖木结构的街角楼房。据说由一个犹太人开设经营,楼下卖糖果点心,二楼喝咖啡。1995年角楼因四川北路拓宽而拆除,现多伦路8号源宝楼喝咖啡的地方,就是公啡咖啡馆的旧址。
夏衍先生曾回忆:“我记得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是1929年10月中旬,地点在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公啡咖啡馆二楼,参加者有潘汉年、冯雪峰、阳翰笙、钱杏邨和我等10个人。”
鲁迅不仅登上了公啡咖啡馆的二楼,而且还出席了筹备左联的聚会,与那些本不会坐在一起的人坐在了一起——时为中共宣传部文委书记的潘汉年,召集在上海的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座谈,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茅盾的围攻,倡导革命作家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突破当局的文化“围剿”,并酝酿成立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执拗的鲁迅才与创造社、太阳社冰释前隙,坐在了一起。尽管他依旧是不喝咖啡,只喝绿茶。
经过一番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多伦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了夏衍、钱杏邨、鲁迅、冯乃超等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
鲁迅是左联推出的旗帜性人物,这主要基于他拥趸众多的名望,以扩大左联的影响力,而实际掌控工作的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左联成员主要由创造社、太阳社、语丝社及文学研究会的人员组成,上海各方原存在分歧的文学力量,在公啡咖啡馆里卸下了各自的防备,畅所欲言,交流主张,分享对社会、文学的反思,在怡然氤氲的咖啡气息中找到了共通的精神依附,形成了文化同盟。
公啡咖啡馆无疑是左联诞生的摇篮,但我更愿意把它视为左联的精神驿站,特别是对于青年作家来说,六年的左联时期,他们在“公啡”经历了不同含义的精神洗礼和思想蜕变。在这个过程中,鲁迅自然又成为触及他们世界观的灵魂人物,使原本不喜欢喝咖啡的他成了“公啡”的常客。
鲁迅利用左联平台与青年作家的交往不曾中断过。因为在阴山路的寓所离公啡咖啡馆不远,他常常借座这里约见友人,以文学青年最多,其中包括周扬、柔石、萧军、萧红等。他一般是先和他们在内山书店见面,然后再带到公啡咖啡馆长谈。1934年,萧军和萧红带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两部书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因生活创作窘困而求助于鲁迅。11月30日午后,他们如约与鲁迅在公啡咖啡馆见面。
据萧红表述:“鲁迅先生很熟悉地推门进去,上了二楼。我们也随后跟进去。店里一个外国人很熟识地跟鲁迅打招呼,鲁迅回礼后便在靠近楼梯的一个厢位中坐了下来,我们也坐进去。这处厢位很僻静,进门的地方有个小套间部分地掩住了它。座位的靠背很高,邻座的厢位互相看不见,坐在厢位里就如进了一个小房间。”显然鲁迅对“公啡”的环境谙熟,且有自己习惯的固定座位,这里俨然成了他的“第二客厅”。
(《北京晚报》8.27 奚耀华)
责任编辑:日升
公啡咖啡馆是旧上海一家颇为出名的咖啡馆,地处北四川路和多伦路的交界处,是一幢三层砖木结构的街角楼房。据说由一个犹太人开设经营,楼下卖糖果点心,二楼喝咖啡。1995年角楼因四川北路拓宽而拆除,现多伦路8号源宝楼喝咖啡的地方,就是公啡咖啡馆的旧址。
夏衍先生曾回忆:“我记得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是1929年10月中旬,地点在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公啡咖啡馆二楼,参加者有潘汉年、冯雪峰、阳翰笙、钱杏邨和我等10个人。”
鲁迅不仅登上了公啡咖啡馆的二楼,而且还出席了筹备左联的聚会,与那些本不会坐在一起的人坐在了一起——时为中共宣传部文委书记的潘汉年,召集在上海的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座谈,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茅盾的围攻,倡导革命作家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突破当局的文化“围剿”,并酝酿成立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执拗的鲁迅才与创造社、太阳社冰释前隙,坐在了一起。尽管他依旧是不喝咖啡,只喝绿茶。
经过一番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多伦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了夏衍、钱杏邨、鲁迅、冯乃超等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
鲁迅是左联推出的旗帜性人物,这主要基于他拥趸众多的名望,以扩大左联的影响力,而实际掌控工作的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左联成员主要由创造社、太阳社、语丝社及文学研究会的人员组成,上海各方原存在分歧的文学力量,在公啡咖啡馆里卸下了各自的防备,畅所欲言,交流主张,分享对社会、文学的反思,在怡然氤氲的咖啡气息中找到了共通的精神依附,形成了文化同盟。
公啡咖啡馆无疑是左联诞生的摇篮,但我更愿意把它视为左联的精神驿站,特别是对于青年作家来说,六年的左联时期,他们在“公啡”经历了不同含义的精神洗礼和思想蜕变。在这个过程中,鲁迅自然又成为触及他们世界观的灵魂人物,使原本不喜欢喝咖啡的他成了“公啡”的常客。
鲁迅利用左联平台与青年作家的交往不曾中断过。因为在阴山路的寓所离公啡咖啡馆不远,他常常借座这里约见友人,以文学青年最多,其中包括周扬、柔石、萧军、萧红等。他一般是先和他们在内山书店见面,然后再带到公啡咖啡馆长谈。1934年,萧军和萧红带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两部书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因生活创作窘困而求助于鲁迅。11月30日午后,他们如约与鲁迅在公啡咖啡馆见面。
据萧红表述:“鲁迅先生很熟悉地推门进去,上了二楼。我们也随后跟进去。店里一个外国人很熟识地跟鲁迅打招呼,鲁迅回礼后便在靠近楼梯的一个厢位中坐了下来,我们也坐进去。这处厢位很僻静,进门的地方有个小套间部分地掩住了它。座位的靠背很高,邻座的厢位互相看不见,坐在厢位里就如进了一个小房间。”显然鲁迅对“公啡”的环境谙熟,且有自己习惯的固定座位,这里俨然成了他的“第二客厅”。
(《北京晚报》8.27 奚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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