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精选：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5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陈利明时间:2020-07-30 点击: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3/1）

推动农村经济改革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他的领导下，改革从农村突破，九亿农民精神焕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农大地面目一新，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在邓小平领导和支持下，胡耀邦大力推行农村改革。这有他深厚的历史渊源。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团中央办公厅干部严如平回忆说，早在1961年胡耀邦去河南内黄做过调查，农村形势十分严峻，农民苦不堪言，原因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到秋后分配都由大队统一结算，一个工分不值两角钱，这叫农民怎么调动生产积极性呢？胡耀邦对严如平深有感触地说：“要改变目前农村的困难状况，最主要的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眼前就要考虑现在这种集体出工派活，大集体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是否适合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农民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基层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从我在内黄的调查来看，如果把耕地暂时‘借’给社员，让农民一家一户去种，秋后除交公粮外，收多收少全由社员自己支配，我相信农民才会有积极性。”

说到这里，胡耀邦若有所思，从抽屉里拿出他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调查报告给严如平看。

严如平为他捏了一把汗。在当时只讲“一大二公”好得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生产关系正走在前头”、唯意志论大泛滥的时代，胡耀邦提出这些“不合时宜”的政见和主张，需要有多大的胆识和远见，所幸他未遭到灭顶之灾。

胡耀邦出生在浏阳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对农村问题倍加关切。基于他的实事求是、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改革精神，胡耀邦到中央工作以后，在拨乱反正中大力调整生产关系，积极主张在农村实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1978年《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到1980年《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特别是1982年至1986年连续5个中央1号文件，不断推动着农村改革的发展，无不凝聚着胡耀邦的胆识和心血。

1978年底，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即三中全会预备会）西北组发言中，就大声疾呼：“农村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中国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却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胡耀邦认为对此应持分析态度，防止陷入自我封闭、自我陶醉、自甘落后的泥淖。他尖锐地指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特别强调，“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因素。”这番话语，在会上引起广泛共鸣，并在以后中央重新改写的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中得到体现。

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随着农村形势的迅猛发展，他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几乎逢会便要说“农”——这些议论表示着他长期深刻的观察、思考以及对农村改革方略的日益成熟。

1979年1月11日，经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并重新改写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六十条）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三个文件正式发布。虽然文件与安徽、四川农民在自求解放、自求发展中所迈出的步子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毕竟是三中全会后第一批纠正农业战线“左”的文件，是中央从全局开始突破传统农村体制的文件，胡耀邦非常看重这一点，他兴奋地指出：“搞了农村两个文件，对农业发展理出了一个眉目。”

1月11日，即三个文件下发的那一天，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布置学习三中全会文件时，唯独对农村三个文件的传达作了时间上的规定：要求春耕前（二三月前）传达到基层，与生产队见面。他意味深长地说：“在政治斗争上，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多考虑一下关系不大；处分人、打板子，我赞成三思而后行。但落实政策，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吞吞的，不能走京剧台步，迈八字”。接着，胡耀邦正颜厉色地说：“据我所知，农村不脱产干部的冤假错案、成分问题的纠正，基本没动。这么慢吞吞的怎么行！”

胡耀邦要求三个文件的传达分两步走。第一步：结合各省正在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认真学习，领会精神，统一思想。他说：“不认真学习，统一思想，发扬民主，解决问题，怎么搞事业？”

第二步：省、地委同志分别下到县里，并在县里（不在省里）开三级或四级干部会，形成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广泛讨论：确保用两至三周时间，边讨论文件，边解决遗留问题、实际问题。“把会议办成大学习班、大培训班”。

1979年初，中央关于农业问题文件下发之时，也正值万里、赵紫阳领导安徽、四川农民开创各种联产承包制如火如荼之际。特别是安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取得重大成效，“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势不可挡，从滁县、凤阳、肥西扩展到全省，并开始在全国许多村庄蔓延开来。

但是，“左”的传统根深蒂固，即使是三中全会后的农业文件，也不免拖着“左”的尾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一些人借势攻击行动起来的农民及其“后台”是“挂羊头，卖狗肉，嘴里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

胡耀邦清醒地看到历史转折中的曲折与艰难，要人们正视“三座大山”——问题成山、麻烦成山、困难成山，鼓励人们“挖山不止”。他要求人们沉下心来抓好三个范畴：抓农业、抓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抓改进工作方法。他把抓好农业摆在第一位。1979年上半年，他在许多讲话中都提到：农业的根本问题何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他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闭幕会上讲话提出：“除林彪、‘四人帮’干扰，主要教训在两个问题：一是思想太窄，第二是限制太死。”明确点出我们党长期领导农业的两大弊端。

所谓“思想太窄”，就是只想着粮食，不顾其余。胡耀邦说：“要上粮食，就要水、要肥、要机械化，这是从粮食来的；其他东西都搞掉了，结果粮食也上不去”。他清楚地看到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恶性循环。他说：“我要大声疾呼以粮为纲在一段时间里起了作用，后来就成‘紧箍咒’了。”这大概是最初对“以粮为纲”发出的尖锐挑战之一。

所谓“限制太死”，胡耀邦一言以蔽之：“动不动就说搞资本主义”。这是限制、打击、反对农村改革者的主要“法宝”。胡耀邦针对这种只顾所谓“国家利益”、不顾农民死活，死抱着既有体制、既定政策，不许越雷池一步的“左”的倾向，强调指出：农村要在经济上打翻身仗，“首先要考虑思想上冲破阻力”，并布置在农村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与讨论，“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以调动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

胡耀邦强调农村要“全面发展”，除粮食外，还要发展林、牧、副、渔、社队企业等等，“不要老治水，要造水。造林就是造水、造粮、造轻工业。”

1979年上半年，刚刚起动的农村体制改革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攻击改革为“资本主义回潮”者有之，指责“比例失调”者有之，以及“违反宪法”（因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已被写入宪法）、“对抗中央文件”等等，更是不一而足。《山西日报》就发表了题为《昔阳如何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长文，不点名地攻击安徽农村改革，并扬言要连续发表12篇评论，对安徽“打排炮”。3月15日，《人民日报》也被迫在头版刊登了“读者张浩”来信，并根据新任农委主任的批示写了“编者按”，指责农民“包工到组”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全国农村引起轩然大波。

胡耀邦对此针锋相对，朝着既定的方向勇往直前。在那段时间，他每讲形势，必先赞扬农村。他喜欢用“喜气洋洋”来为农村改革大好形势提神。早在1月24日，他在中央宣传系统负责人联席会上就指出：“现在农村情绪高涨，城市、机关、厂矿显得松懈，城市要向农村改革学习。”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几经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12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全国地、县宣传工作座谈会，专门就进一步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问题做了部署，并阐发了非常精辟的意见：“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是什么心理呢？就是看你们还变不变哪？我们说不变，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不变。农民怕变，干部也怕变，他们有这个要求，我们就回答他们嘛！我们农业明年增产靠什么？第一还是靠政策，靠政策继续落实。所谓靠政策，也就是靠积极性。第二是靠科学，靠广开门路。在某种意义上讲，现在广开门路就是搞科学。”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