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精选：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1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陈利明时间:2020-06-21 点击: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六执掌共青团中央（6/1）

关爱同志

胡耀邦没有官架子，作风民主，他经常教育团干部们说：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如同鱼和水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只有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畅游。他要求团干部要和青年打成一片，建立鱼水关系，不要有官气、摆官架子、别人口必称官衔，而要叫名字，最好称“同志”，同志者，志同道合之谓也。

一个老团干回忆起胡耀邦讲这段话的情景时说：“他激动地在台上跳起来，用手拍着胸脯说：‘我这个胡耀邦的名字就是要叫的嘛！大家都要叫胡耀邦，不要称书记。’从此以后，共青团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官大官小，一律都直呼其名，显得亲切感人。”

他认为，同志之情谊是人间最珍贵的东西，特别值得珍惜。他一来到团中央就反复声称：“同志们，我喜欢大家喊我老胡，或叫耀邦同志。”他在团中央工作10余年，大家都习惯叫他“耀邦同志”。

胡耀邦对同志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以大海一样的胸怀，去关怀、爱护他们，尤其是同志们身处逆境、遇到危难之时，他会伸出友谊之手去救助，去慰藉，去呵护。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1955年开展“肃反”运动时，因情况复杂，又有人写匿名信，把水搅浑，致使团中央错误地伤害了一些同志。在“肃反”总结会上，胡耀邦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从秘书手中接过被错误对待同志的名单，逐一宣读。接着他沉重地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你们。”说罢，他站到讲台正中，对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面对此情此景，大家深受感动。当被平反的同志得知，胡耀邦为澄清事实真相，曾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心血时，不少人流下了感激的热泪。

1956年夏，胡耀邦赴黑龙江萝北县看望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后，从哈尔滨乘飞机返京途中，他看到6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灵魂深处长着脓疮》，点名批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胡耀邦十分生气，说：对一个青年学生，即使犯了错误，批评当然可以，但应像列宁所说的，允许青年人犯错误，也允许青年人改正错误，不要将人“一棍子打死”嘛！他让曹秘书回去立即打电话：叫张黎群马上来见我。返京回到住所已是下午，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接到电话后，立即来到关东店胡耀邦家中，向他汇报了刊登此文的经过。胡耀邦严厉批评了他，让报社提出处理办法，并说要见见林希翎，让报社联系安排。

胡耀邦接见林希翎时，他询问了林希翎的经历、学习等方面的一些情况，说《中国青年报》那篇批评文章大过分了，已批评了报社的负责同志，报社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他勉励林希翎不要因此背上包袱，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缺点错误也要很好地改正。最后他用毛主席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祝愿她。此时，已到了吃饭的时间，胡耀邦留她和家人一起用餐。

中国青年报社相继采取了几项补救措施，以“特约记者”的名义，派林希翎到陕西、青海进行采访；于7月10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一篇检讨性质的文章；8月4日又刊登了《事实与教育——关于“林希翎事件”的调查报告》，以此澄清事实真相，使林希翎放下了思想包袱。

胡耀邦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对同志不表示过分亲热；见面不谈一般应酬话，彼此相见真诚、朴实、自然，可以无话不谈。在团中央工作的曾德林，曾对“三面红旗”说了一些意见，有人要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胡耀邦坚决不同意，认为曾德林只不过是犯了自由主义错误，检讨一下就可以了。胡耀邦从政治上、思想上、为人处世方面对他教育和关心，就是曾德林调离团中央以后，也仍然得到胡耀邦的关怀和帮助。

1972年，曾德林被军代表下放到了四川，省革委根据他长期从事青年、文教工作的经历，把他分到重庆大学任党委书记、校长。其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接一个。学校刚开始复课，学生大部分是工农兵学员，军宣队、工宣队是实际的领导，教职工中的造反派不断兴风作浪。在这种情况下，根本难以开展工作，他心情极为苦闷。那时胡耀邦刚从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不久，当他听说曾德林处境困难时，托一位熟人带口信给他，意思是：目前这种情况绝不会持久，告诉老曾一定要沉着应付，不能急躁，硬顶硬碰不行，也不能完全照他们那一套搞，能拖就拖，有时不能表态也是一种态度。在那史无前例的浩劫年代，胡耀邦这些话，真是空谷足音，弥足珍贵，感人肺腑，使曾德林没齿难忘。

胡耀邦作为团中央一把手，对团的各级干部特别注意培养，关心他们在政治上不断成长。

他始终把做好青年工作与培养青年干部这两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说过，“我们团的干部担负着两重任务，一方面是把青年带领好，把工作做好；另一方面是在工作过程中积极地把自己锻炼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强干部。”他的工作实践也证明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领导下，共青团系统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干部，他们年富力强，勇于创新，成为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很具有特点的有生力量。

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指出，“青年干部必须不断努力学习，不断加强集体领导，不断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在关于思想工作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我们全团要形成这种风气，搞材料，掌握思想情况；另一方面，提倡我们的干部要多读政治理论书籍，这是我们青年团干部向科学进军的目标。”关于青年干部的作风培养，他注意得更多，他说，“各级团干部应当打掉官气，深入下层，脚踏实地，调查研究，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切实改变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在一次团的工作观摩学习会上，他发表讲话说，“团干部应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具体情况，把上级的指示，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他号召：“坚决反对那种机械地、形式地、毫无生气地执行上级批示的工作态度。”

胡耀邦要求青年干部特别要在政治思想品德方面做青年人的表率，说到做到，不放空炮，脚踏实地，刻苦自律。这种严格要求，实际上是对青年干部的爱护。对那些勤于学习、有创造性、有优异表现的干部，他总是热情地赞扬和鼓励。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也决不像当时通行的做法那样“一棍子打死”，从此划清界限，不管不问，而是毫不歧视，热情关怀。在50年代的“反右”以后，胡耀邦对待团中央系统被划为“右派”或定为“右倾”的一些人，仍然亲切地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当时有100余人调出团中央和青年报刊到陕北米脂劳动锻炼，接受改造。临行前，胡耀邦接见了大家。他没有作什么疾言厉色的讲话，而是娓娓道来为大家送行，他说：“你们这次到老区陕北米脂去，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陕西的人民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尤其是陕北，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是革命的摇篮。但是，现在老区的经济还不发达，老区人民的生活还很苦。你们要带着建设繁荣老区的使命去寻找老区脱贫致富之路。这是大有作为的。你们不要背思想包袱，过去种种犹如昨日死，今后种种犹如今日生。我希望听到你们的好消息。”胡耀邦的讲话，总是那么鼓舞人、感动人、振奋人，那么温暖人心，使同志们在困境中感受到莫大的希望和无穷力量。

胡耀邦深深懂得在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他的领导下，青年团系统的干部以正派、活跃、爱学习、求锐进的特点为社会称道，他常说，人是最宝贵的，事在人为。干部要干，战士要战，做领导干部的，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干部，特别要保护好干部的“政治生命”。凡是和胡耀邦共过事的同志都能感受到他对同志的真诚和爱护。他平易近人，敢于为下属承担责任，尽全力保护干部。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经常告诉各级团干部：“引导新中国青年一代，要切实解决好四个关系，即：青少年同共产党、国家、人民的关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共产党）；青少年同学习的关系（学习知识，掌握专业本领，建设祖国）；青少年同自然的关系（保护环境，绿化大地）；青少年同社会的关系（讲究公德，遵守法纪，热心公益事业）。”他想法很多，点子不少，但是，在“左”倾指导思想统治的年代，他壮志难酬，无力回天，障碍重重。他的有关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想和理论，很难得以实现。

1956年，团中央宣传部长项南鉴于青年团活动空间太小，曾指出“四权、三化”的主张，即青年团应有人权（人事权）、财权（财务权）、活动权和自主权，“三化”即民主化、群众化、自治化。那时梁步庭也提出了相类似的“十条”。这些主张刚刚提出就传了出去，受到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认为这是青年团闹独立性，向党要权。不久，就展开了对项南和梁步庭的批判。后来，项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受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调离了团中央。

对这件事，胡耀邦受到很大的刺激，一方面，他始终感到负疚于项南，感到团中央一些他认为不错的优秀同志实际上是代他受过；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今后青年团只能是捆着手脚跳舞。正如一位熟悉当时情况的有识之士所说：共青团中央虽是全国性组织，可是“令不出宫门”，想做的不能一竿子插到底，有的只在关东店里（各书记住所）议论，有的只停留在正义路三号（团中央大院），有的也只能在报刊上宣传一通。因为，服从党的同级党委的领导，是青年团的组织原则，各省各地各县一直到基层都得听党的“一把手”的。

其所以发生这种状况，是由于50年代中后期，党的思想路线逐渐背离实事求是原则，“左”的指导思想以至极左的一套做法接踵而来。从1955年“反胡风”开始，到1957年“反右”，达到了乱整人的高峰，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所带来的损失和负面影响之大真称得上是史无前例。许多比较优秀的有独立见解、敢说敢为的有志青年被打成“右派”；不少年轻人，正处在受教育阶段的大学生，仅仅因为给党组织，甚至仅给党支部负责人提了些意见而一夜之间成为“敌我矛盾”、“异己分子”，被开除学籍，被放逐边陲劳动改造。而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历来是以配合党的中心任务为己任的，像“反右派”这样声势浩大的“阶级斗争”一来，它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只能紧跟党的路线，听从领导的部署与安排，参与到运动中去。这样，青年团作为青年的组织，在大批青年面临厄运的关头，就不能独立地、公正地、有力地保护青年。

置身于大政治环境中，作为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心境之矛盾可想而知，从他的本意来看，他深刻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了解青年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情意。对于团中央的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报刊、出版社、团校宣传部门的负责干部，他是很了解的。他对这种自上而下地搞整风“反右”运动，是心怀疑虑，甚至是抵触的，他不忍心划“右派”。有位团干部说：“1957年后，正义路三号无大将了。”意思是说，中国青年报社领导班子全军覆没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人被整垮了，团中央宣传部长留党察看了，办公厅主任挨批评了……

在胡耀邦出国访问期间，团中央以“左”著称的掌权者大刮“反右派”风，向“知识分子成堆”的报刊和宣传部门大打出手。胡耀邦从国外回来，到新疆下飞机，就叹气道：“损失惨重。”1957年整风以后，胡耀邦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政治斗争方面，是很为难的，有时不得不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他苦于无奈只能招架应付，无力回天。但是，他对青年工作并不懈怠，仍然力所能及，在其权限的有限空间，尽力缩小“左”倾错误的影响，要求各级团的干部努力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避免简单粗暴的过火斗争。

在“反右”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胡耀邦尽量设法保护了一批同志。当一些同志被打成“右派”、身处逆境的艰难时日，他尽量给以慰藉，鼓励他们“重新做人”的勇气。“反右”斗争风起云涌的1957年7月16日，胡耀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活动，历时两个月。其时正是“反右”夏季高潮，胡耀邦在异国度过了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岁月。他回到新疆，便立即打电话给主持“反右”斗争的团中央负责人，询问“反右”情况，当得知中国青年报有17人被打成“右派”，其中5个正副社长和正副总编辑中有3个被打成“右派”，1个被撤职调离下放；9个部主任中有4个被打成“右派”，其余10个“右派”大多是业务骨干。他立即命令停止“反右”扩大化，一切等他回来裁定，使不少人免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厄运。

据《中国青年报》原总编辑张黎群回忆，他因在首都第一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切中时弊的发言，差点被打成了“右派”。他向笔者回忆说：“在‘反右’斗争中，我被同志、领导保护过关了。当我有如大海波涛中一叶扁舟，亟待有人拉一把之时，胡耀邦同志从国外回到新疆，了解到主管运动的书记向知识分子成堆的青年报连发重炮，正打得起劲，他大声疾呼：‘必须刹车了！’这个‘刀下留人’之令，确也起了作用。后来他亲自向中央、小平同志反映情况力保了我。”

纽约《华语快报》1985年5月20日登载《胡耀邦其人其事》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张黎群……倘在别的部门，必定被打成‘大右派’、‘极右派’、‘反革命’无疑，而他却仅在如火如荼的‘反右’八挂炉中打了一个滚儿，居然平安过关，未戴‘右派’帽子，诚可谓57年一大奇迹。而这显然与其顶头上司幸系宽宏大量的‘胡书记’有关。”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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