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病毒学家被病毒击垮后直面死亡的反思
来源: 全球医生组织 作者: GlobalMD 时间:2020-05-11 点击:
3月中旬，英国伦敦公共卫生与热带病医学院院长，国际著名病毒学家彼得·皮奥特教授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成为了新冠肺炎患者。
最初，他寄希望在家里扛过去，后来医生朋友建议他必须住院。在住院治疗一星期后，他出院在家继续恢复中。他说“现在哪怕是爬一段楼梯也让他喘不过气来，似乎一下老了二十岁！”
皮奥特教授生于比利时，他是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传染性疾病和病毒进行不懈的斗争。
1995年至2008年期间，他领导了联合国艾滋病联合项目；目前他是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的新冠病毒疫情的资深顾问。
皮奥特教授病愈出院后，感触最深刻的是“与新冠病毒的这场对峙，改变了他自己的一生。”
国际权威期刊《科学》转载了皮奥特教授的访谈内容。原文发表在比利时媒体上(5月2日)。
皮奥特教授的自述:
3月19日，我突发高烧，头痛欲裂。我感到头骨和头发异常疼痛，令人匪夷所思。
当时我并没有咳嗽症状，但我的第一直觉是“我可能“中招”了。”
实际上，我是个工作狂，一直在外奔波，很少在家。
去年，伦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建立了远程工作模式。这样我就不必经常出差了。这也是在对抗全球气候变暖现象，对工作方式的必要改变。
正如我预感的那样，COVID-19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客房里，但是发烧一直没有消退。
我从来没有生过重病，在过去10年里也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我过着相当健康的生活，经常散步。唯一的潜在风险因素是我的年龄——我已经71岁了。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我能挺过去。
但是，4月1日，一位医生朋友建议我去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因为持续发烧不退，而且感觉疲劳越来越严重。
检查结果显示我已经严重缺氧，尽管没有出现气短症状，但是肺部影像检查显示严重肺炎，是典型的新冠肺炎，合并伴有细菌性肺炎。
以往我总是精力充沛，这次倍感筋疲力尽，而且不是简单的疲劳，是彻底精疲力竭。那种感觉让人终身难忘。
听从医生的建议，我住院接受治疗了。
尽管在此期间我的病毒检测已转为阴性。这也是新冠病毒感染的典型临床特征“病毒会消失，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将持续数周”。
住院时，我很担心上呼吸机，因为在此前发表的一些文献中看到使用呼吸机，可能会增加死亡几率。
说实话，我当时很恐惧。幸运的是医生先给了我一个氧气面罩，然后就起作用了。我最终住进了位于重症ICU监护室前厅的一间隔离室（差点儿进了ICU）。
当你完全精疲力竭时，只有听天由命了。
你只好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医护人员。你生活在一个从注射器到输液瓶的例行日常流程里了，你盼着自己能熬过这一关。
“我平日工作通常都是非常主动和安排得满满。但在病房里，我是100%的病人，而且没有人跟你说一句话。”
我和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哥伦比亚籍清洁工以及一个孟加拉人同住一个病房。
顺便说一句，这三位患者都是糖尿病患者，这和已知糖尿病相关情况是一致的，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可能风险更高。
在这里，白天和黑夜都是静默无语，没人有精力说话、闲聊。
在这几周里，我只能自言自语。哪怕是现在，我晚上自己说话也会感到吃力。
从住院和出院后至今，有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里“当我走出病魔困境时，我会是什么样子?”
在和各类病毒和疾病斗争了40多年之后，我成为了感染疾病和病毒学专家。昨天，我阅读了一份研究报告，结论是“如果因新冠病毒感染在英国医院治疗，死亡的几率是30%”。
我真的很庆幸感染的是新冠病毒，而不是埃博拉病毒。因为30%死亡率和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的总死亡率大致相同。
有时候，疾病会让你失去对科学的信任和理智思考，进而深陷于情感上的反思。
我有时在想，我一生都和病毒作斗争，现在它们终于俘获了我，得到了复仇的机会... ...
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天堂与人间徘徊；在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经过漫长难熬的一周后，我终于出院了。我选择乘坐公共汽车回家。我想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空荡荡的街道，空气格外清新；与以往不同的是，酒吧的门紧闭着，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视觉体验。
我的腿部肌肉因长期卧床和缺乏运动异常虚弱，几乎无法正常行走。这对于肺炎患者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
回到家里，我默默地哭了很长时间... ...
有一段时间我睡眠不好，潜意识里的一些想法常常萦绕在脑海里“担心病情会复发，可能又被带回到病房里去。但是你必须冷静看待这一切可能性”。
现在，我更加钦佩纳尔逊·曼德拉先生。他被囚禁了整整27年，最终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和平使者，让种族问题得到了和解。
我一直非常敬畏“病毒”，这种潜意识今天更是有增无减。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艾滋病病毒作斗争。病毒是一种多么“聪明的生物”！它避开了人体阻击它所做的一切防御，而致使人得病了。
现在我真真切切感觉到病毒在我体内存在。我对病毒有了不同的看法。我意识到这将改变我的生命。我以前有过与病毒抗衡的经历，现在我感觉自己变得脆弱了，妥协了，甚至祈求和平共处。
出院一周后，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我不得不再次去医院接受治疗，万幸的是，我可以门诊接受治疗，不需要再住院了。
医生的结论是我得了一种组织炎症引起的肺部疾病，细胞因子风暴引起的，是机体免疫系统超负荷运转后果
许多新冠病毒患者并非死于病毒引起的组织损伤，而是死于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免疫系统不知道如何处理入侵的病毒，以至于过度反应伤害了主人。
目前，我继续接受治疗，通过高剂量皮质类固醇减缓免疫系统反应。如果我在出现病毒爆发症状的同时引发了细胞因子风暴，我可能真的活不了。
我还出现了房颤，心率高达170次/每分钟。需要药物治疗控制，这也有可能继发血液凝固问题，特别是中风（我也处在高危年龄段）。
这是一种被低估了能量的病毒！它可能会影响摧毁身体的所有器官。
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感染仅仅导致1%的病人死亡，其余的患者则只是一些类似流感样轻微症状。
实际上，情况非常错综复杂，而且至今没有专家能讲明白。比如说，许多患者可能永久性遗留下慢性肾脏和心脏问题，甚至神经系统也被摧毁了。
全世界可能会有上百万人，甚至更多，他们的余生将需要诸如肾透析这样的治疗。我们对冠状病毒和它所带来的疾病了解得越多，越详实；问题就越复杂、越纠结。
我们仍在边探索、边学习、边总结教训。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一些局外人评述新冠病毒疫情的观点感到愤怒，他们不仅缺乏洞察力，对科学家和决策者竭尽全力控制疫情的努力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经过七周时间的康复和锻炼，我第一次感觉自己体力恢复如初了。我从家附近的一家土耳其餐馆里点了一份芦笋，为自己开了一瓶好酒庆祝一下。
我的肺部影像检查看起来好多了，尽管我的体力暂时受些限制，但我想立即开始和恢复正常工作了。
我将继续担任乌苏拉·冯德莱恩主席抗击疫苗研发资深顾问，欧盟委员会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抗病毒疫苗的研发项目。
我们必须明确：没有疫苗，我们将永远无法恢复正常生活。从这场危机中解脱的唯一策略就是在全球普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这意味着要制备数十亿剂量的疫苗，这是对全球制药业的巨大挑战。尽管人们正在竭尽全力，遗憾的是没有人能够担保肯定研制出一种新型抗冠状病毒疫苗来。
还有一些人反对接种疫苗，这也是一种无奈的悖论。如果有很多人拒绝接种疫苗，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新概念病毒的骚扰和随时爆发的疫情。
我希望这场危机能缓解一些不同的政治紧张气氛，或许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了在全球范围内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最终让这个疾病从地球上彻底消灭了。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此次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方面做得很好。我们都希望WHO通过改革来减少官僚作风，减少对咨询委员会的依赖。在咨询委员会中各个国家总是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致使WHO沦为了政治的“游乐场”。
无论未来怎样，我仍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我直面过死亡，对任何胡言乱语的容忍度比以前更耐受了。我会继续保持冷静和热情，投入到我喜爱的抗病毒工作中去。
(根据《科学》Dirk Draulans原文编译)
最初，他寄希望在家里扛过去，后来医生朋友建议他必须住院。在住院治疗一星期后，他出院在家继续恢复中。他说“现在哪怕是爬一段楼梯也让他喘不过气来，似乎一下老了二十岁！”
皮奥特教授生于比利时，他是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传染性疾病和病毒进行不懈的斗争。
1995年至2008年期间，他领导了联合国艾滋病联合项目；目前他是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的新冠病毒疫情的资深顾问。
皮奥特教授病愈出院后，感触最深刻的是“与新冠病毒的这场对峙，改变了他自己的一生。”
国际权威期刊《科学》转载了皮奥特教授的访谈内容。原文发表在比利时媒体上(5月2日)。
皮奥特教授的自述:
3月19日，我突发高烧，头痛欲裂。我感到头骨和头发异常疼痛，令人匪夷所思。
当时我并没有咳嗽症状，但我的第一直觉是“我可能“中招”了。”
实际上，我是个工作狂，一直在外奔波，很少在家。
去年，伦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建立了远程工作模式。这样我就不必经常出差了。这也是在对抗全球气候变暖现象，对工作方式的必要改变。
正如我预感的那样，COVID-19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客房里，但是发烧一直没有消退。
我从来没有生过重病，在过去10年里也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我过着相当健康的生活，经常散步。唯一的潜在风险因素是我的年龄——我已经71岁了。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我能挺过去。
但是，4月1日，一位医生朋友建议我去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因为持续发烧不退，而且感觉疲劳越来越严重。
检查结果显示我已经严重缺氧，尽管没有出现气短症状，但是肺部影像检查显示严重肺炎，是典型的新冠肺炎，合并伴有细菌性肺炎。
以往我总是精力充沛，这次倍感筋疲力尽，而且不是简单的疲劳，是彻底精疲力竭。那种感觉让人终身难忘。
听从医生的建议，我住院接受治疗了。
尽管在此期间我的病毒检测已转为阴性。这也是新冠病毒感染的典型临床特征“病毒会消失，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将持续数周”。
住院时，我很担心上呼吸机，因为在此前发表的一些文献中看到使用呼吸机，可能会增加死亡几率。
说实话，我当时很恐惧。幸运的是医生先给了我一个氧气面罩，然后就起作用了。我最终住进了位于重症ICU监护室前厅的一间隔离室（差点儿进了ICU）。
当你完全精疲力竭时，只有听天由命了。
你只好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医护人员。你生活在一个从注射器到输液瓶的例行日常流程里了，你盼着自己能熬过这一关。
“我平日工作通常都是非常主动和安排得满满。但在病房里，我是100%的病人，而且没有人跟你说一句话。”
我和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哥伦比亚籍清洁工以及一个孟加拉人同住一个病房。
顺便说一句，这三位患者都是糖尿病患者，这和已知糖尿病相关情况是一致的，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可能风险更高。
在这里，白天和黑夜都是静默无语，没人有精力说话、闲聊。
在这几周里，我只能自言自语。哪怕是现在，我晚上自己说话也会感到吃力。
从住院和出院后至今，有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里“当我走出病魔困境时，我会是什么样子?”
在和各类病毒和疾病斗争了40多年之后，我成为了感染疾病和病毒学专家。昨天，我阅读了一份研究报告，结论是“如果因新冠病毒感染在英国医院治疗，死亡的几率是30%”。
我真的很庆幸感染的是新冠病毒，而不是埃博拉病毒。因为30%死亡率和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的总死亡率大致相同。
有时候，疾病会让你失去对科学的信任和理智思考，进而深陷于情感上的反思。
我有时在想，我一生都和病毒作斗争，现在它们终于俘获了我，得到了复仇的机会... ...
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天堂与人间徘徊；在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经过漫长难熬的一周后，我终于出院了。我选择乘坐公共汽车回家。我想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空荡荡的街道，空气格外清新；与以往不同的是，酒吧的门紧闭着，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视觉体验。
我的腿部肌肉因长期卧床和缺乏运动异常虚弱，几乎无法正常行走。这对于肺炎患者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
回到家里，我默默地哭了很长时间... ...
有一段时间我睡眠不好，潜意识里的一些想法常常萦绕在脑海里“担心病情会复发，可能又被带回到病房里去。但是你必须冷静看待这一切可能性”。
现在，我更加钦佩纳尔逊·曼德拉先生。他被囚禁了整整27年，最终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和平使者，让种族问题得到了和解。
我一直非常敬畏“病毒”，这种潜意识今天更是有增无减。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艾滋病病毒作斗争。病毒是一种多么“聪明的生物”！它避开了人体阻击它所做的一切防御，而致使人得病了。
现在我真真切切感觉到病毒在我体内存在。我对病毒有了不同的看法。我意识到这将改变我的生命。我以前有过与病毒抗衡的经历，现在我感觉自己变得脆弱了，妥协了，甚至祈求和平共处。
出院一周后，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我不得不再次去医院接受治疗，万幸的是，我可以门诊接受治疗，不需要再住院了。
医生的结论是我得了一种组织炎症引起的肺部疾病，细胞因子风暴引起的，是机体免疫系统超负荷运转后果
许多新冠病毒患者并非死于病毒引起的组织损伤，而是死于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免疫系统不知道如何处理入侵的病毒，以至于过度反应伤害了主人。
目前，我继续接受治疗，通过高剂量皮质类固醇减缓免疫系统反应。如果我在出现病毒爆发症状的同时引发了细胞因子风暴，我可能真的活不了。
我还出现了房颤，心率高达170次/每分钟。需要药物治疗控制，这也有可能继发血液凝固问题，特别是中风（我也处在高危年龄段）。
这是一种被低估了能量的病毒！它可能会影响摧毁身体的所有器官。
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感染仅仅导致1%的病人死亡，其余的患者则只是一些类似流感样轻微症状。
实际上，情况非常错综复杂，而且至今没有专家能讲明白。比如说，许多患者可能永久性遗留下慢性肾脏和心脏问题，甚至神经系统也被摧毁了。
全世界可能会有上百万人，甚至更多，他们的余生将需要诸如肾透析这样的治疗。我们对冠状病毒和它所带来的疾病了解得越多，越详实；问题就越复杂、越纠结。
我们仍在边探索、边学习、边总结教训。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一些局外人评述新冠病毒疫情的观点感到愤怒，他们不仅缺乏洞察力，对科学家和决策者竭尽全力控制疫情的努力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经过七周时间的康复和锻炼，我第一次感觉自己体力恢复如初了。我从家附近的一家土耳其餐馆里点了一份芦笋，为自己开了一瓶好酒庆祝一下。
我的肺部影像检查看起来好多了，尽管我的体力暂时受些限制，但我想立即开始和恢复正常工作了。
我将继续担任乌苏拉·冯德莱恩主席抗击疫苗研发资深顾问，欧盟委员会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抗病毒疫苗的研发项目。
我们必须明确：没有疫苗，我们将永远无法恢复正常生活。从这场危机中解脱的唯一策略就是在全球普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这意味着要制备数十亿剂量的疫苗，这是对全球制药业的巨大挑战。尽管人们正在竭尽全力，遗憾的是没有人能够担保肯定研制出一种新型抗冠状病毒疫苗来。
还有一些人反对接种疫苗，这也是一种无奈的悖论。如果有很多人拒绝接种疫苗，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新概念病毒的骚扰和随时爆发的疫情。
我希望这场危机能缓解一些不同的政治紧张气氛，或许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了在全球范围内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最终让这个疾病从地球上彻底消灭了。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此次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方面做得很好。我们都希望WHO通过改革来减少官僚作风，减少对咨询委员会的依赖。在咨询委员会中各个国家总是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致使WHO沦为了政治的“游乐场”。
无论未来怎样，我仍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我直面过死亡，对任何胡言乱语的容忍度比以前更耐受了。我会继续保持冷静和热情，投入到我喜爱的抗病毒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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