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的困惑与冲突
来源:原创 作者:丘保华 时间:2020-04-22 点击:
知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已经老化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符号，依然被社会作不同的解读。解读所以不同，笔者以为，与知青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的模糊不清有一定关系。
什么是社会角色？社会学认为，“社会角色”是 “一个地位伴随着一整套文化所建立的权利和义务”。（注1）
下面，笔者试从社会对知青的客观要求和知青的自我定位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下知青群体作为一个“社会角色”所遇到的问题。
1．响应号召
在上山下乡的开始阶段,人们大致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缩小三大差别”，“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但具体的说法，却因时而异。一开始，“四个面向”（注1）是主旋律，随着运动的发展，“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占了主导。随后，“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调子越来越高。最蹊跷的，是当时还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叫做“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最后，到了初中68、69届分配时，至少在上海出现了”一片红”现象。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马天水在上山下乡万人动员大会上就说：“你不去，上海不分你工作，五年、十年、二十年也不会改变。” 号召因时因地而异，具体的安排，除了一句“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和一笔安家费以外，并无进一步的措施。
作为应对，当时的初高中毕业生一开始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切听从党安排”，有些地方出现了“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等更极端的说法。到了农村，知青从主流媒体得到的信息一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二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知青一开始对“大有作为”情有独钟，对“很有必要”理解不深。如知青作家叶辛曾经提到过他刚到贵州修文县时的“壮举”：“在大墙上刷出‘重新安排修文河山’、‘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大标语”
来到农村后，至少在下乡初期，知青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在尽心尽力地“勤四体”，“分五谷”，“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试举一例：“脱谷大会战开始了，连队召开动员大会，指导员刘筱荣要求全连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大雪到来之前粮食必须颗粒归仓。口号是人停机器转、昼夜大会战。玉莲先在喂入口填充，后到脱出口挑秸秆，挥舞着高出她个头一大截的大木叉，真是力不从心，拼全力干，没挑几下胳膊抬不起来了，腰酸腿软、大汗淋漓，灰尘飞扬，戴口罩再捂上围巾也呛得喘不过气，若是不卖力气更糟糕，头上的热气冻成了冰，手脚麻木不听使唤了。夜晚的脱谷场，昏暗的小灯摇摇晃晃，灯光时隐时现，像玉莲一样太累了。 大会战终于结束了，玉莲也病倒了，而且手脚的冻伤变成了疮，我心疼的直掉眼泪。总结大会上，玉莲被评为“五好战士”。如此的殊荣伴随我俩毕生追求自强自信、力争上游的同时给予子孙们良好的启迪：就是求真务实，不断创造新的辉煌。”（注2）有知青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知青的日记、家信、思想汇报、黑板报上比比皆是，非常普遍。 换言之，知青在当时还是在尽力使自己符合“知识青年”这个角色的。
但换个角度，我们也能看到，从严格的意义而言，自来到农村的第一天起，“知青”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已经模糊了。首先，按照前面提到的定义，社会角色是“一个地位伴随着一整套文化所建立的权利和义务”。知青似乎有“接受再教育”的“义务”，但“权利”呢？总体而言，农场知青有工资，是“农场职工”待遇，但占大多数的插队知青（注3）成了“公社社员”，并无固定收入，还得“靠天吃饭”。 尽管如此，相比之下，下乡初期依然是社会要求和知青的自我角色定位高度一致的阶段。从总体而言“知青”作为“社会角色”的困惑与冲突在这个阶段并不明显。
2.分化
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状况开始改变。改变首先和上层出现的情况有关。 71年9.13“林彪事件”给知青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因为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林彪事件”不要说对上山下乡，就是对整个文革都有颠覆性作用。尽管随之而来的是“批林批孔”，舆论导向还是“铁心务农不动摇”，“扎根边疆一辈子”，“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但在广大知青中间，许多的“活思想”随之而生。“有人告诉我，上级传达文件的时候，他们农场有个女知青当场疯了，她无法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于是她的精神天空垮下来。还有一个男知青，他不屈不挠地逃到北京，去向党中央揭露有人陷害林副主席的政治阴谋，他理所当然被关进精神病院。”（注4）以上例子有些极端，却说明林彪事件对响应号召来到农村的知青有重大影响。“一个叫蓝国庆的知青在当天日记里困惑地写道：既然林彪可以卖国投敌，那么我们还能相信谁呢？从前我们打倒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等等，他们是真正的敌人吗？”（注4）“负负得正”，这倒是当时对文革的一种理性判断。从“林彪事件”开始，上山下乡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对知青群体而言，分化开始了。这种分化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一部分“根红苗壮”，表现积极的知青入团入党，进入了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而另一部分（显然占多数）却因为家庭成分等各种原因依然在经受“锻炼”和“考验”。不过，这种分化在当时主流意识中还算顺理成章。除此之外，“返城”开始了，尽管除了少数的“走后门”，一开始是以“读书”、招工、困病退的名义进行的。
“理想主义”被“现实主义”所代替，“‘好孩子’也能返城”对留在农村的知青的影响巨大。看来，“扎根农村”不是唯一出路，“返城”也是“革命接班人”。“早晚得返城”这种一厢情愿的愿景开始成为广大知青、家长的共识。“知青”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的意义在消失，“知青”的现实出路似乎就是不当“知青”。但“知青”的身份就没用了吗？据史料记载，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知青为了离开农村，不愿意被看作“农场职工”。其中理由不言自明，只有作为“知青”，他们才能摆脱“知青”身份，回到城市!
3.回城
上山下乡运动的结局众所周知，在上层的默许下，大多数知青通过各种渠道回到了城市。但“知青”作为一个“社会角色”依然令人困惑。首先，由于国家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知青回城的政策，除了升学等少数正规渠道外，相当一部分知青要么是“曲线返城”，要么是以“病退”等理由回到城市。换言之，知青返城是以知青之外的身份来实施的！同样，“知青”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回城后又不被认可。在上海，许多知青回到城市无论有无专长，统统被分到“小集体”，街道加工厂，工资18元，过去的“战天斗地”完全是白干。我一位知青朋友离开农场时已是农场副场长，回城后身份归零，还得从“科员”干起。当然，作为“知青”，有时也有些现实意义。我一位知青朋友因故离开插队地后，为了怕失去“知青”身份而向中央知青办投诉，要求认定自己知青身份以确保自己能回城及有一定待遇。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以肖芸为首的湖南省部分老知青为了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问题上书中央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看来，“知青”作为一个“社会角色”非但让知青困惑，让政府都无所适从！
回到当今，我们看到，知青作为一种“出身”或“来源”， 被许多曾经的知青充分认同。例如被称为“中国股票第一人”的阚治东在他的回忆录《风雪十年》中写到，“面对恶劣得客观环境，既不逆来顺受也不怨天尤人，而是凭借自己的双手，在酷寒之地将遍布毒虫猛兽得荒原开拓成丰饶沃土，这就是北大荒人骄傲给我得最重要的一课。”不过，当视角转向宏观，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原因及后果相联系，结论就不那么肯定了：“从总体而言，这代人，至少在下乡期间，是被社会抛弃了。至于个别知青通过提干进入社会主流，却因人数太少并无代表性。多数知青后来命运的改变恰恰是因为抛弃了知青身份。 ....要不是文革的破产，知青在中国社会中的命运只能是自生自灭。”（注5）
二．分析
以上纵向回顾中涉及的“社会角色”问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即“知青”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并不具备“社会角色”的性质和功能。原因很简单，它，至少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无权利是因为其无待遇，知青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并无明确的社会定位和政策安排，因此也没有相应的待遇。无义务是知青的使命在下乡伊始就已经虚化，又很快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那么“知青”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弄清问题，我在这里借用“运动人”（注6）这个概念说明之。
从社会学角度看，人首先是“自然人”，即在脱离母体后，还没有经历社会化过程的人。 通过社会化，自然人在适应社会环境、参与社会生活、学习社会规范、履行社会角色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的行为模式，成为社会人。（注7）这里提到的“社会人”是要“履行社会角色”的，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笔者谈到知青的“社会角色”是打引号的。也就是说，由于缺乏明确的权利和义务，“知青”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够不上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角色”。梁幼志在对文革时期的上海电影界造反派的分析中将电影界所有人按一般时期和运动时期分成“单位人”和“运动人”。他指出，单位人是电影界职工平时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发挥作用，而政治运动来临时他们转变成“运动人”，完全以所谓“政治立场”来决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解释完全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分析，有很强的解释力。笔者认为，“知青”也是一种“运动人”，它完全是“上山下乡”，或更广义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的产物。其表现为有身份，无职业 有政策，无计划，有开头，无结尾。它随着政治运动的产生而产生，又随其消失而消失。这场政治运动给中国作为一个正常社会所造成的干扰有目共睹，而经历其中的“知识青年”无疑也遭遇了无数的困惑与冲突。
为了便于理解与讨论，我用下表来概括以上观点：
阶段 自然人 社会人（单位人） 运动人
一（68---71） 适应环境、
成长的烦恼
、发挥能力 单位化的城乡二元体制，失去城市户口和待遇。
成为兵团战士/农场职工 /农村社员 坚持政治正确,遵循
宏大叙事：响应号召， 屯垦戍边、建设新农村; 接受再教育,阶级斗争/自我改造
二
（71---78） 个人利益诉求开始显现 在农村：不断进步，进入单位各个行业和层级；
返城：招工、上学（72年-76年）病/困退 政治正确开始分化：扎根边疆、铁心务农顺理成章；通过提干招生等途径返城也是出路。
三
（78---今） 努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维权意识 增长 “知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开始退出，名号依然存在。
上山下乡运动无疾而终，政治正确与扎根农村脱钩， 作为“运动人”的知青只留下记忆
对上表的解读是，在下乡第一阶段（1968-71），作为自然人，知青在社会地位归零的过程中力求通过个人努力满足温饱、适应环境、并经历了成长的烦恼，发挥能力，开创新的生存空间；作为社会人，知青在进入单位化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同时失去城市户口和待遇，成为公社社员或兵团战士/农场职工 。作为运动人，知青竭力保持政治正确，遵循宏大叙事，响应号召。在屯垦戍边/建设新农村的同时接受再教育，力求在阶级斗争的主旋律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进行自我改造。在第二阶段（71---78），作为自然人，个人利益诉求开始显现，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和劳动待遇等等问题对知青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社会人， 知青做出了两方面的抉择和努力。一方面，知青通过自身努力开始进入单位各个行业和层级。但另一方面，即使按照知青政策，返城（招工、上学72年-76年病/困退）也是合理选项。作为运动人，扎根农村依然政治正确，但“好孩子”也可以返城，知青产生困惑。在第三阶段（78---今），作为自然人，知青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产生维权意识。作为社会人， 知青时期所取得的社会身份没有延续性。作为一个涉及千家万户的社会群体已不复存在，大多数的“前知青”已消失在社会的各阶层中。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作为运动人的知青成为伪命题，只存在于前知青的记忆和反思中。
异地退休返沪知青在江西中路209号市人社局信访办维权上访，要求“同城同酬”。
参加专列旅游的知青以红歌红舞纪念“无悔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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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指“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升学”。另一说法是“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
注2：鸡西知青 周玉珠、 周玉莲“农场历程情难忘”，作者
注3：据统计，在62-79年约17，000，000下乡知青中，插队知青有12，800，000。参见《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下）814页。
注4：引自知青网 ：我们那些年
注5：引自知青专家刘小萌。
注6：引自梁幼志《电影界造反派初探》记忆2010年12月30日23期
注7：引自【美】迈克尔.休斯 卡罗琳.克雷勒，《社会学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