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笑声的社会，无法想象”
来源:文汇报 作者:王彦 时间:2015-10-28 点击:
首席记者 王彦
昨天午休时分的浦东新区市民中心里，人潮不约而同地涌向4楼报告厅，大家都冲着一个名字去--陈佩斯。这是首届上海国际喜剧节的一堂讲座，陈佩斯是主讲人，他的演讲题目叫《中国喜剧传统浅谈》。500多人的报告厅很快坐满，主办方又加了近百个座位，也是瞬间满席。12点整，讲座准时开始。可渐渐地，人们发现，台上的这位陈佩斯像个陌生人。
大众对他的了解，或者说片面的印象，来自他的过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里，有个眼睛不大、眼珠子却滴溜溜转得飞快的“陈小二”是荧屏里的常客。按世间的价值观判断，“陈小二”脸皮厚、心思多，当着人一本正经，转过头一脸邪笑，跟“正人君子”全然不沾边。可相比他身边浓眉大眼、正气凛然的朱时茂，观众似乎更喜欢有些小坏的“陈小二”，他的算计失败令人发笑，他的促狭成功更叫人畅快，仿佛普通人身上那些不够高尚、不够优秀的地方全都与他默契地成了朋友。那个“陈小二”叫陈佩斯，当年的春节晚会，当年与其父陈强合演的父子电影，都让人记住了他的名字。
但眼前的这个陈佩斯，声腔沉郁、语速沉稳，完全不似小品或电影里拿腔拿调的尖锐。他遣词造句多用书面语，不时还引经据典，显示出良好的文学素养，远非久远记忆里属于舞台表演时的白字连篇。直到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拖泥带水地散开扇形纹路，对面的人才意识到，这个胡子花白的陈佩斯不同了。
耳顺之年，他在尘世里兜兜转转过多年，终于还是回到喜剧这条路上。而且，这一次他比以往扎得更深。“笑有多重要？没有它成吗？”他自问自答，“成，人还能活着。但如果没有了笑，人就是一群狼，没有笑声的社会，无法想象。”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现在的陈佩斯把喜剧当成“社会文明的一支”来钻研、推广，他觉得，“只要会笑就还没病”。
一个喜剧人的怅恨
当一名喜剧演员谈论喜剧时，他会谈些什么？讲几个经典“包袱”的由来，随后旁征博引一番？陈佩斯是特立独行的。当他开始讲喜剧时，他谈论的其实是“笑”这一行为是如何发生的，这其中还牵涉到了人类的起源、社会文明的递迁。此时的他，与其说是个深受人们喜爱的喜剧明星，不如讲是位一板一眼介绍学科起源的老学究。这样的他远远溢出想象，显得浑厚而宏大。
也是，如今国内能像陈佩斯这样从《二十四史》开始系统性研究喜剧理论及技术的演员，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他说自己是“做学问”，研究成果已写成好几篇论文，只是没多少人能理解通透，即便在行业内也有些曲高和寡。“5年前我做完《阳台》时，志得意满，当时觉得10年之内国内喜剧界无人能望我项背。但也是从那时起，我研究的喜剧理论出现了新转机，我才知自己有多狂妄不堪。”那次，他读到明《永乐大典》记载的《张协状元》，南宋时期53出的剧本让他恍然：“原来近千年前，就有先师先圣做出那么伟大的作品，我望尘莫及。”对陈佩斯而言，《张协状元》是个契机，一下就打开了他的视野，“原来中国的喜剧并非起于元代，还有更古早的传统”，就这样，一路上溯，一路琢磨，他竟然理出一条从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兴盛，到唐朝时鼎盛，却从元代开始急转直下，直到明清时期全然没落的中国喜剧长史。
厘清历史是为明晰来路，以鉴未来。在陈佩斯看来，从元代之后的900余年，中国喜剧史其实是部断代史。断续的原因有许多，譬如言传身教的不易；譬如社会地位的卑微；还譬如封建朝代里社会风气所致。针对这些原因，他挨个对症下药，整理出不少理论心得，并通过喜剧舞台、喜剧学校等将之付诸实践。身边的朋友认为，能让他坚持到这程度的，不仅是人尽皆知的“对喜剧的爱”，还有他的意难平。就像他家书房里挂着郑板桥的《沁园春·恨》，人都会对逆境有恨，但与郑板桥的恨通往“难得糊涂”不同，陈佩斯的怅恨变成他的动力，逆水行舟，走到今天。
让人玩味的是，所有与他喜剧实践相关者，陈佩斯都名之为“大道”--大道文化公司、大道喜剧院、大道喜剧表演培训中心。“我希望这是一条走得通、说得清、道得明，可以坦坦荡荡走下去的路。”他说。
一条喜剧路的艰辛
他曾是舞台上的喜剧之王，但这些年让大众难以释怀的却是他的悲情色彩。
很长一段时间里，陈佩斯的时间以半年为界：上半年做电影；下半年排小品。中间若有余力，他飞来飞去“走穴”，以贴补拍电影的欠账。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告别了这种生活，套句时髦的话，是为人生做减法。1998年他和朱时茂留下《王爷与邮差》，自此告别春晚。几乎是同时，他的大道影业公司制作了最后一部电影《好汉三条半》，就此封箱。除了世纪末那场震惊全国的版权官司，好几年里陈佩斯似乎凭空消失。
于是，在各种“纪实文学”的口口相传中，出现了一个宁折不弯，被封杀，没有任何演出机会，穷困潦倒直至付不出孩子学费，只能去延庆承包荒山种石榴谋生的陈佩斯。坐在记者面前，他笑了，“哪里有那么戏剧化的东西，只是双方见解不同，而我选择了走开，在山林里使自己安定下来”。他说，一切都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在腾挪得开的范围内，按自己的准则行事，与世无争与人无尤。对于那场被外界视作人生滑铁卢的官司有没有后悔？陈佩斯说：“我要感谢那场纷争，这让我终于从名利场退了下来。当电影或者电视成为利益场，这种放弃意味着真正的解脱。”
蛰居的那几年，他读了很多书，想明白很多事，把心中原本许多彼此对立、相互拉扯的关系理顺。比如要做喜剧人，首先就需要放下自己：“喜剧是用自己的低姿态赢得别人的优越感，用自我折磨赢得他人的笑。”对人性的理解，也不再那么非此即彼：“如果你对人类的想象过于理想化、过于美好，当然会失望。但你如果把人类想得普通一点，他们身上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是由很多方方面面组成，你就没什么好失望的了。而喜剧，就是让人把一些不痛快的部分，有益无害地在笑声中宣泄一下。”
甚至，原本他想要登台便无法绕过的体制，也找到了突围方法。2001年，陈佩斯开始演出话剧。相对依靠大众媒介传播，这种古老的演出方式有点类似于旧式艺人的撂地：放下架子，直接面对观众表演，即时接受他们的反应。“撂地能成就一个艺人，能得到很多舞台上得不到的经验。”陈佩斯说，“我们所做的比撂地略高一点，因为有场地，但原理是一样的：我们都有服务大众的心，与观众面对面，一场一场地演出，一分一分地挣钱。”
从《托儿》做起，后来到了《阳台》的空前赞誉，2001年至今，陈佩斯的大道文化已经做出了6部话剧和1部音乐剧，重新在北京的舞台上站住脚跟。今年秋天，对于自己与杨立新合作的新剧《戏台》，陈佩斯这样评价：“我一直坚持完全公平、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好在，观众又接纳了我，《戏台》在北京一票难求。我想，只要会笑就还没病，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都是如此。”
昨天午休时分的浦东新区市民中心里，人潮不约而同地涌向4楼报告厅，大家都冲着一个名字去--陈佩斯。这是首届上海国际喜剧节的一堂讲座，陈佩斯是主讲人，他的演讲题目叫《中国喜剧传统浅谈》。500多人的报告厅很快坐满，主办方又加了近百个座位，也是瞬间满席。12点整，讲座准时开始。可渐渐地，人们发现，台上的这位陈佩斯像个陌生人。
大众对他的了解，或者说片面的印象，来自他的过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里，有个眼睛不大、眼珠子却滴溜溜转得飞快的“陈小二”是荧屏里的常客。按世间的价值观判断，“陈小二”脸皮厚、心思多，当着人一本正经，转过头一脸邪笑，跟“正人君子”全然不沾边。可相比他身边浓眉大眼、正气凛然的朱时茂，观众似乎更喜欢有些小坏的“陈小二”，他的算计失败令人发笑，他的促狭成功更叫人畅快，仿佛普通人身上那些不够高尚、不够优秀的地方全都与他默契地成了朋友。那个“陈小二”叫陈佩斯，当年的春节晚会，当年与其父陈强合演的父子电影，都让人记住了他的名字。
但眼前的这个陈佩斯，声腔沉郁、语速沉稳，完全不似小品或电影里拿腔拿调的尖锐。他遣词造句多用书面语，不时还引经据典，显示出良好的文学素养，远非久远记忆里属于舞台表演时的白字连篇。直到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拖泥带水地散开扇形纹路，对面的人才意识到，这个胡子花白的陈佩斯不同了。
耳顺之年，他在尘世里兜兜转转过多年，终于还是回到喜剧这条路上。而且，这一次他比以往扎得更深。“笑有多重要？没有它成吗？”他自问自答，“成，人还能活着。但如果没有了笑，人就是一群狼，没有笑声的社会，无法想象。”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现在的陈佩斯把喜剧当成“社会文明的一支”来钻研、推广，他觉得，“只要会笑就还没病”。
一个喜剧人的怅恨
当一名喜剧演员谈论喜剧时，他会谈些什么？讲几个经典“包袱”的由来，随后旁征博引一番？陈佩斯是特立独行的。当他开始讲喜剧时，他谈论的其实是“笑”这一行为是如何发生的，这其中还牵涉到了人类的起源、社会文明的递迁。此时的他，与其说是个深受人们喜爱的喜剧明星，不如讲是位一板一眼介绍学科起源的老学究。这样的他远远溢出想象，显得浑厚而宏大。
也是，如今国内能像陈佩斯这样从《二十四史》开始系统性研究喜剧理论及技术的演员，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他说自己是“做学问”，研究成果已写成好几篇论文，只是没多少人能理解通透，即便在行业内也有些曲高和寡。“5年前我做完《阳台》时，志得意满，当时觉得10年之内国内喜剧界无人能望我项背。但也是从那时起，我研究的喜剧理论出现了新转机，我才知自己有多狂妄不堪。”那次，他读到明《永乐大典》记载的《张协状元》，南宋时期53出的剧本让他恍然：“原来近千年前，就有先师先圣做出那么伟大的作品，我望尘莫及。”对陈佩斯而言，《张协状元》是个契机，一下就打开了他的视野，“原来中国的喜剧并非起于元代，还有更古早的传统”，就这样，一路上溯，一路琢磨，他竟然理出一条从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兴盛，到唐朝时鼎盛，却从元代开始急转直下，直到明清时期全然没落的中国喜剧长史。
厘清历史是为明晰来路，以鉴未来。在陈佩斯看来，从元代之后的900余年，中国喜剧史其实是部断代史。断续的原因有许多，譬如言传身教的不易；譬如社会地位的卑微；还譬如封建朝代里社会风气所致。针对这些原因，他挨个对症下药，整理出不少理论心得，并通过喜剧舞台、喜剧学校等将之付诸实践。身边的朋友认为，能让他坚持到这程度的，不仅是人尽皆知的“对喜剧的爱”，还有他的意难平。就像他家书房里挂着郑板桥的《沁园春·恨》，人都会对逆境有恨，但与郑板桥的恨通往“难得糊涂”不同，陈佩斯的怅恨变成他的动力，逆水行舟，走到今天。
让人玩味的是，所有与他喜剧实践相关者，陈佩斯都名之为“大道”--大道文化公司、大道喜剧院、大道喜剧表演培训中心。“我希望这是一条走得通、说得清、道得明，可以坦坦荡荡走下去的路。”他说。
一条喜剧路的艰辛
他曾是舞台上的喜剧之王，但这些年让大众难以释怀的却是他的悲情色彩。
很长一段时间里，陈佩斯的时间以半年为界：上半年做电影；下半年排小品。中间若有余力，他飞来飞去“走穴”，以贴补拍电影的欠账。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告别了这种生活，套句时髦的话，是为人生做减法。1998年他和朱时茂留下《王爷与邮差》，自此告别春晚。几乎是同时，他的大道影业公司制作了最后一部电影《好汉三条半》，就此封箱。除了世纪末那场震惊全国的版权官司，好几年里陈佩斯似乎凭空消失。
于是，在各种“纪实文学”的口口相传中，出现了一个宁折不弯，被封杀，没有任何演出机会，穷困潦倒直至付不出孩子学费，只能去延庆承包荒山种石榴谋生的陈佩斯。坐在记者面前，他笑了，“哪里有那么戏剧化的东西，只是双方见解不同，而我选择了走开，在山林里使自己安定下来”。他说，一切都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在腾挪得开的范围内，按自己的准则行事，与世无争与人无尤。对于那场被外界视作人生滑铁卢的官司有没有后悔？陈佩斯说：“我要感谢那场纷争，这让我终于从名利场退了下来。当电影或者电视成为利益场，这种放弃意味着真正的解脱。”
蛰居的那几年，他读了很多书，想明白很多事，把心中原本许多彼此对立、相互拉扯的关系理顺。比如要做喜剧人，首先就需要放下自己：“喜剧是用自己的低姿态赢得别人的优越感，用自我折磨赢得他人的笑。”对人性的理解，也不再那么非此即彼：“如果你对人类的想象过于理想化、过于美好，当然会失望。但你如果把人类想得普通一点，他们身上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是由很多方方面面组成，你就没什么好失望的了。而喜剧，就是让人把一些不痛快的部分，有益无害地在笑声中宣泄一下。”
甚至，原本他想要登台便无法绕过的体制，也找到了突围方法。2001年，陈佩斯开始演出话剧。相对依靠大众媒介传播，这种古老的演出方式有点类似于旧式艺人的撂地：放下架子，直接面对观众表演，即时接受他们的反应。“撂地能成就一个艺人，能得到很多舞台上得不到的经验。”陈佩斯说，“我们所做的比撂地略高一点，因为有场地，但原理是一样的：我们都有服务大众的心，与观众面对面，一场一场地演出，一分一分地挣钱。”
从《托儿》做起，后来到了《阳台》的空前赞誉，2001年至今，陈佩斯的大道文化已经做出了6部话剧和1部音乐剧，重新在北京的舞台上站住脚跟。今年秋天，对于自己与杨立新合作的新剧《戏台》，陈佩斯这样评价：“我一直坚持完全公平、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好在，观众又接纳了我，《戏台》在北京一票难求。我想，只要会笑就还没病，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