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笑声的社会,无法想象”

来源:文汇报 作者:王彦 时间:2015-10-28 点击:
首席记者 王彦
  昨天午休时分的浦东新区市民中心里,人潮不约而同地涌向4楼报告厅,大家都冲着一个名字去--陈佩斯。这是首届上海国际喜剧节的一堂讲座,陈佩斯是主讲人,他的演讲题目叫《中国喜剧传统浅谈》。500多人的报告厅很快坐满,主办方又加了近百个座位,也是瞬间满席。12点整,讲座准时开始。可渐渐地,人们发现,台上的这位陈佩斯像个陌生人。
  大众对他的了解,或者说片面的印象,来自他的过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里,有个眼睛不大、眼珠子却滴溜溜转得飞快的“陈小二”是荧屏里的常客。按世间的价值观判断,“陈小二”脸皮厚、心思多,当着人一本正经,转过头一脸邪笑,跟“正人君子”全然不沾边。可相比他身边浓眉大眼、正气凛然的朱时茂,观众似乎更喜欢有些小坏的“陈小二”,他的算计失败令人发笑,他的促狭成功更叫人畅快,仿佛普通人身上那些不够高尚、不够优秀的地方全都与他默契地成了朋友。那个“陈小二”叫陈佩斯,当年的春节晚会,当年与其父陈强合演的父子电影,都让人记住了他的名字。
  但眼前的这个陈佩斯,声腔沉郁、语速沉稳,完全不似小品或电影里拿腔拿调的尖锐。他遣词造句多用书面语,不时还引经据典,显示出良好的文学素养,远非久远记忆里属于舞台表演时的白字连篇。直到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拖泥带水地散开扇形纹路,对面的人才意识到,这个胡子花白的陈佩斯不同了。
  耳顺之年,他在尘世里兜兜转转过多年,终于还是回到喜剧这条路上。而且,这一次他比以往扎得更深。“笑有多重要?没有它成吗?”他自问自答,“成,人还能活着。但如果没有了笑,人就是一群狼,没有笑声的社会,无法想象。”正是出于这样的理念,现在的陈佩斯把喜剧当成“社会文明的一支”来钻研、推广,他觉得,“只要会笑就还没病”。
  
一个喜剧人的怅恨
  当一名喜剧演员谈论喜剧时,他会谈些什么?讲几个经典“包袱”的由来,随后旁征博引一番?陈佩斯是特立独行的。当他开始讲喜剧时,他谈论的其实是“笑”这一行为是如何发生的,这其中还牵涉到了人类的起源、社会文明的递迁。此时的他,与其说是个深受人们喜爱的喜剧明星,不如讲是位一板一眼介绍学科起源的老学究。这样的他远远溢出想象,显得浑厚而宏大。
  也是,如今国内能像陈佩斯这样从《二十四史》开始系统性研究喜剧理论及技术的演员,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他说自己是“做学问”,研究成果已写成好几篇论文,只是没多少人能理解通透,即便在行业内也有些曲高和寡。“5年前我做完《阳台》时,志得意满,当时觉得10年之内国内喜剧界无人能望我项背。但也是从那时起,我研究的喜剧理论出现了新转机,我才知自己有多狂妄不堪。”那次,他读到明《永乐大典》记载的《张协状元》,南宋时期53出的剧本让他恍然:“原来近千年前,就有先师先圣做出那么伟大的作品,我望尘莫及。”对陈佩斯而言,《张协状元》是个契机,一下就打开了他的视野,“原来中国的喜剧并非起于元代,还有更古早的传统”,就这样,一路上溯,一路琢磨,他竟然理出一条从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兴盛,到唐朝时鼎盛,却从元代开始急转直下,直到明清时期全然没落的中国喜剧长史。
  厘清历史是为明晰来路,以鉴未来。在陈佩斯看来,从元代之后的900余年,中国喜剧史其实是部断代史。断续的原因有许多,譬如言传身教的不易;譬如社会地位的卑微;还譬如封建朝代里社会风气所致。针对这些原因,他挨个对症下药,整理出不少理论心得,并通过喜剧舞台、喜剧学校等将之付诸实践。身边的朋友认为,能让他坚持到这程度的,不仅是人尽皆知的“对喜剧的爱”,还有他的意难平。就像他家书房里挂着郑板桥的《沁园春·恨》,人都会对逆境有恨,但与郑板桥的恨通往“难得糊涂”不同,陈佩斯的怅恨变成他的动力,逆水行舟,走到今天。
  让人玩味的是,所有与他喜剧实践相关者,陈佩斯都名之为“大道”--大道文化公司、大道喜剧院、大道喜剧表演培训中心。“我希望这是一条走得通、说得清、道得明,可以坦坦荡荡走下去的路。”他说。
  
一条喜剧路的艰辛
  他曾是舞台上的喜剧之王,但这些年让大众难以释怀的却是他的悲情色彩。
  很长一段时间里,陈佩斯的时间以半年为界:上半年做电影;下半年排小品。中间若有余力,他飞来飞去“走穴”,以贴补拍电影的欠账。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告别了这种生活,套句时髦的话,是为人生做减法。1998年他和朱时茂留下《王爷与邮差》,自此告别春晚。几乎是同时,他的大道影业公司制作了最后一部电影《好汉三条半》,就此封箱。除了世纪末那场震惊全国的版权官司,好几年里陈佩斯似乎凭空消失。
  于是,在各种“纪实文学”的口口相传中,出现了一个宁折不弯,被封杀,没有任何演出机会,穷困潦倒直至付不出孩子学费,只能去延庆承包荒山种石榴谋生的陈佩斯。坐在记者面前,他笑了,“哪里有那么戏剧化的东西,只是双方见解不同,而我选择了走开,在山林里使自己安定下来”。他说,一切都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在腾挪得开的范围内,按自己的准则行事,与世无争与人无尤。对于那场被外界视作人生滑铁卢的官司有没有后悔?陈佩斯说:“我要感谢那场纷争,这让我终于从名利场退了下来。当电影或者电视成为利益场,这种放弃意味着真正的解脱。”
  蛰居的那几年,他读了很多书,想明白很多事,把心中原本许多彼此对立、相互拉扯的关系理顺。比如要做喜剧人,首先就需要放下自己:“喜剧是用自己的低姿态赢得别人的优越感,用自我折磨赢得他人的笑。”对人性的理解,也不再那么非此即彼:“如果你对人类的想象过于理想化、过于美好,当然会失望。但你如果把人类想得普通一点,他们身上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是由很多方方面面组成,你就没什么好失望的了。而喜剧,就是让人把一些不痛快的部分,有益无害地在笑声中宣泄一下。”
  甚至,原本他想要登台便无法绕过的体制,也找到了突围方法。2001年,陈佩斯开始演出话剧。相对依靠大众媒介传播,这种古老的演出方式有点类似于旧式艺人的撂地:放下架子,直接面对观众表演,即时接受他们的反应。“撂地能成就一个艺人,能得到很多舞台上得不到的经验。”陈佩斯说,“我们所做的比撂地略高一点,因为有场地,但原理是一样的:我们都有服务大众的心,与观众面对面,一场一场地演出,一分一分地挣钱。”
  从《托儿》做起,后来到了《阳台》的空前赞誉,2001年至今,陈佩斯的大道文化已经做出了6部话剧和1部音乐剧,重新在北京的舞台上站住脚跟。今年秋天,对于自己与杨立新合作的新剧《戏台》,陈佩斯这样评价:“我一直坚持完全公平、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好在,观众又接纳了我,《戏台》在北京一票难求。我想,只要会笑就还没病,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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