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精选15/1《魅力周恩来（共和国开国总理与总管家）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余玮 时间:2020-02-29 点击:
大智大勇（15/1）力促郭沫若出任第三厅长
周恩来自山西回延安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乘机从苏联回到延安，与王明同机回来的还有陈云、康生、曾山等。
1937年12月9日，为期6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史称“十二月会议”。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工作；还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任务是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这时候，国民政府的首都已经从失陷的南京迁到了重庆，而部分党政机关的重要人物包括蒋介石在内先到了武汉，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集中在这里。因此，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一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12月初，叶剑英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部分成员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由钱之光任处长。当月中旬，肩负重任的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奔赴武汉，邓颖超一同前往。
21日晚，周恩来同王明、博古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周恩来向蒋介石具体说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建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等建议，王明、博古分别就抗战形势、共产国际的提议及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中共代表团是怀着诚意，有所准备而来的。这就使得内心对谈判抱着敷衍态度的蒋介石很尴尬，不得不连连点头：“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彼所想的亦不过如此。”蒋介石还表示：“外敌不足虑，他欲前进困难愈多，（我国）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
蒋介石对很少打交道的王明颇感兴趣，对他看了又看，问了又问，最后直言不讳：“你留在武汉相助我吧！”王明望了望周恩来和博古，神采飞扬：“这要等我们中央决定。”
双方还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参加，国民党方面由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参加。蒋介石朝墙上的挂钟斜睨了一眼，合上文件夹说：“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等与中共代表团共商一切。”
23日，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合为一个组织，对外称为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周恩来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主要负责统一战线和军事工作。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4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并要陈诚出面邀请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
陈诚满怀热情地登门邀请，周恩来笑了笑，婉言：“蒋先生能有此姿态，我们党当然欢迎。不过去政府里任这样一个职务恐不合适。”
博古是个直性子，脾气也躁，开口说：“叫我们党的一个副主席去任你们一个部的部长，对了，还是个副的，你这不是开玩笑吗？”陈诚陪笑道：“此事不在职务高低，主要是向外界显示一下我们两党合作的诚意。”
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表面上的合作态度，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认为应该采取赞助的立场，与国民党开诚合作，以求达到有利于争取坚决抗战的分子和削弱亲日派的力量。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去年9月25日发布的关于共产党参加政权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已经做了规定，中共党员一般不参加政府工作。因此，中共代表团暂时只能采取推托的态度。
周恩来把陈诚送上汽车时，请他转告蒋介石：“委员长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具体任职当前还是免了。有关抗战之事，该我们办的，没有职务也一样办。”
不久，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表示要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并由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出面相邀。周恩来同样坚辞不就。到了1月中旬，蒋介石又派人来催请周恩来走马上任政治部副部长。
面对新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立刻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详细分析了到达武汉后国共两党谈判出现的新的进展，认为应该采取灵活的策略：“对孔祥熙的邀请应该谢绝，毕竟属于行政范围，孔祥熙又为主和者。而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同坚持抗战和挽救危局有直接关系，参加进去可以从内部直接推动国民党抗战。”
意见统一后，中共代表团立即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了这些情况，并且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中央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电报中指出：“如果屡推不干，蒋、陈会说我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参加进去可以扩大我们党的影响，推动军队政治工作的改造。”电报还强调：“要有条件地参加进去。”
中央回电同意。3月6日，周恩来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设4个厅：第一厅负责军中党务，第二厅负责民众组织，第三厅负责宣传，第四厅负责总务。
对第三厅的组建，蒋介石是非常“热心”的。他亲自派人请曾在武昌《中央日报》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为题的文章中骂过自己的、曾在大革命失败后受自己通缉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回国任厅长，“不计前嫌”地录用，可显蒋介石的宽宏大量，并可通过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延揽大批文化、学术、文学艺术等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第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让周恩来做空头副部长，郭沫若做空头厅长，既装点了门面，又羁縻了人才。
其实，就在周恩来与中共中央酝酿是否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政治部副部长时，他就急切地盼望郭沫若归来。武汉的形势使他清楚地看到宣传组织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不论自己是否能够就任政治部副部长，应该力争把第三厅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组织与宣传群众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实现这个目的，选择第三厅厅长是十分重要的。周恩来认为郭沫若是最合适的人选。
10年前，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介绍郭沫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又批准他到日本学习与工作。现在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蒋介石又解除了对他的通缉令，应该是郭沫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周恩来认为，凭着郭沫若在文化艺术界的声誉和威望，一定能够影响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笔来宣传抗日的主张，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识。
一天，周恩来正在开会，忽然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位同志推门进来，他轻轻地走到周恩来身边，低声对他说：“郭沫若到了武汉，他刚刚来过电话，想见您。”听到郭沫若的名字，周恩来眼中立刻闪出喜悦的亮光：“请告诉郭沫若，晚上到办事处来，我等他。”
晚饭后，周恩来、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董必武聚在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卧室里，等候客人到来。
不一会儿，郭沫若到了。周恩来大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郭沫若望着久别重逢的老战友眼睛湿润了，10年前分离的场面犹在眼前……
周恩来请大家坐下，互相问起别离后的工作与生活，回忆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再度重逢有叙不完的旧情，但是周恩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同郭沫若商量，因此话题很快转入政治部恢复后的工作问题。
周恩来问郭沫若是否愿做第三厅的厅长。郭沫若摇摇头，说：“我自己耳朵聋，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其实，我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第三，让我处在更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
坐在一边看报的王明听郭沫若一说，丢开报纸就吼了起来：“你别一二三了，简单地说，你就是嫌官小了！”王明点上烟，说：“目前的局面是靠争取过来的，虽然还不满意，但我们还得努力争取，决不能退让。我们不想做官，而是抢工作做，争取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郭沫若说不出反驳的话，沉默着。
周恩来想调和一下气氛，有意把话说得慢一些：“你的意见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你还应该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郭沫若转脸看看王明，又看看周恩来，两手倒换着搓了搓，一字一顿地说：“那我就应下了这个差事。要干，我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公开地干，痛痛快快地干。”
郭沫若是在南昌起义后，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失败后，他经周恩来同意，流亡日本。在日本10年，同党中断了联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关于是否公开身份的问题，周恩来劝慰他还是用党外人士的身份为好：“你还是忍住内心的寂寞吧，党需要你这样做。”
正当郭沫若考虑接受第三厅厅长的职务时，听说了政治部的有关人员安排，这使他的思想再度出现波动。原来，当时蒋介石安排贺衷寒为第一厅厅长，康泽为第二厅厅长，刘健群为第三厅副厅长。这几个人都是复兴社的干将，郭沫若不愿与他们共事。
一天，陈诚以请客吃饭为名邀请郭沫若去他那里。到了那里，郭沫若才知道是召开第一次部务会议。他看到刘健群坐在那里，却没有请周恩来参加，心中已经不快，又接到以“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为核心内容的《政治部组织大纲》就更恼火了，下定决心，远避长沙，坚决不做第三厅厅长。他毫不客气地说：“我自己实在太冒昧。我事前并不知道，今天这会是部务会议，而我竟冒昧地参加了。我自信，我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的。”
会后，他未当面向周恩来请示，也未向友人告别，收拾好行李去了火车站。没有想到，在火车站见到闻讯赶来为他送行的同志，他们带来了周恩来亲笔写的一张便条，里面毫无责备之言，而是劝他“去长沙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
这样，能否动员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成为筹组第三厅的关键。为此，周恩来多次找陈诚交谈，为郭沫若重回武汉排除困难。另一方面，他又派人赴长沙当面开导郭沫若，要他认清三厅工作的重要性。
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表面支持第三厅，实际上是“给职不给权”，他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安插刘健群到第三厅实际是想控制第三厅，因此针锋相对：“我们一定要抓住第三厅不放。”
不久，听说刘健群因桃色事件离开武汉后，周恩来立即致信郭沫若，说明同陈诚谈话中得知第三厅副厅长人选问题已出现转机，认为他可以回武汉任职。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第三厅终于在4月1日正式成立。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庠、张志让、冼星海等众多知名人士在这里走到了一起，一时间被称为“名流内阁”。
第三厅成立后，建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准备分赴各个战区的前线。它的成员主要是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12个救亡演剧队和被国民党强迫解散的“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等很有影响的救亡团体中选拔组成的。在抗敌演剧队的成立大会上，周恩来鼓励全体队员：“宣传方法和形式要合民众的口味。你们要入乡随俗，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才能收到宣传的预期效果。你们是演剧队、工作队，也是战斗队，除了演戏，还要做许多工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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