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精选7/1《魅力周恩来（共和国开国总理与总管家）》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余玮 时间:2020-02-09 点击:
大鸾翔宇（7/1）东渡日本求学
4年的南开学习生活结束后，每个南开学子都在为自己的去向做打算，周恩来还年轻，他有着远大的抱负，希望能继续求学，但他的家境却那么贫寒，难以给他多少支持。一些友人得知他的打算后，借给一笔路费，帮助他去日本求学。那时，中日两国之间有一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协定中规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如能得到这个待遇，他在日本求学的费用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他很想试试，到日本去报考官费留学。
在周恩来毕业的前一年，伯父周贻赓已被调任奉天全省清丈总局西安清丈行局科员。周恩来对他伯父几年来的抚养很感激，出国前决定先到东北探望伯父，并回沈阳母校同师友话别。
1917年8月，他又回到了阔别4年多的沈阳，与伯父和母校的师友们依依惜别。8月30日，他给同学写下了这样的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就要渡海而去，离开祖国。一个19岁的青年，在这样的时候怎么能不心情激动呢？他伫立在屋中，凭窗遥望，思潮起伏，俯身到桌前，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首脍炙人口的七绝诗后被周恩来在旅日期间多次抄写过，并曾将其中的“难酬”改过“不酬”。他旅日期间写的学校日记扉页上就抄写有这首诗。日记本上的这首诗旁，周恩来全文抄录了苏轼的“大江东去”词，似乎明确诠注，“大江歌罢”就是指吟罢苏轼的这首词，并非如有的人所推测的那样，是“泛指气势豪迈的歌曲”。在这本日记的首页上，周恩来写道：“我今年19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若大着说，什么国家、社会，更是没有尽一点力了。俗语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
这年9月，他由天津登轮东渡。南开学校毕业生在日本留学的很多，不少人原是周恩来的好友。他的同班同学王朴山只比他早到东京3天。南开创办人严修的儿子严智开（季冲）正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即将毕业。其他同学还有童启颜（冠贤）、陈钢（铁卿）、张鸿诰、张瑞峰、高仁山、吴瀚涛、刘东美、杨伯安等。在东京，一些先期到达的同学，在东京组织了南开同学会，总干事是童启颜，周恩来去后不久被选为评议员。
由于住处紧张，周恩来在东京神田区一家家具店的二楼，同一个早住在这里的姓陈的中国留学生挤住在一个“贷间”（日本有些房主将多余的住房出租，并承办租客的伙食和一般生活照料，称为“贷间”）里。以后为了寻找房租便宜的地方，又多次移居。由于经济拮据，吴瀚涛和其他几位南开的老同学商定每月给周恩来捐助10块银元。
初到日本，周恩来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语言关。这不仅因为日文是他在日本生活和求学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日本大专学校入学考试的重要科目，而且还因为他在南开学校所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科使用的教材和词汇都是英文的，如果日文不过关，对其他科目的考试也会带来很大的困难。为此，到日本不久，即10月间，他进入神田区仲猿乐街7号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大学考试的课目，主要是学习日文，也复习一些其他课程，为报考日本大专学校做准备。他和南开同学张鸿诰都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可以得到官费学习的待遇。
在那富丽豪华的东京，周恩来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平时，穿着日本式的一般学生服去上课。饮食上，他总是吃些最便宜的饭菜，如青菜和豆腐之类的食品，很少吃肉食。为了节省开支，他坚持“每日自作饮食”，“废止朝食，不食荤食两主义”。尽管生活艰难，他不但没有降低自己的求学热望，相反更坚定了自己努力学习、探求真理的决心。
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震撼了世界。日本广泛报道了这一事件，他到报亭去买报纸，细心阅读，开始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实践对日本的社会调查和在国内的切身体验进行反复的对照、比较和分析。
考期越来越临近，家里的景况一天比一天困难，使周恩来忧心如焚。他在1918年1月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惟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费，那时候心就安多了，一步一步的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的日子。如今我搬到这个贷间来，用度既省，地方又清静，正好是我埋头用功的日子。”同月的日记里还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4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在准备考试的同时，周恩来并不一味地死读书。他利用一切机会观察和了解日本社会，从周围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他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过去也蒙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为何明治维新后却一天天强盛起来。中国的路该怎样走？他到日本后曾给南开学校同班同学沈天民写了一封长信，并附寄一本英文版的《日本时代精神》。他同在东京的南开同学往还密切，经常到中华青年会去看报，注意观察日本社会。他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周恩来苦苦思索着中国的出路，再加上个人的境遇和家庭的景况，他到日本后有一段时间苦闷几乎达到极点。在异国的孤寂之感，使周恩来萌生了这样的怪念头：能不能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思想来摆脱自己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经过一段时间的理性思考和思想斗争，他很快抛弃了“无生主义”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后我搬到神田住，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缘故，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少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那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既不能去做，又不能不去想，这个苦处扰我到今年1月里才渐渐的打消了。”
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春天来临，日本的秀丽景色使他的心情逐渐开朗。1918年2月11日，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周恩来在这天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为便于言行一致，他把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应做的方针定为：“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这期间，周恩来思想的稳定和认识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青年》杂志对他的影响。当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新青年》早已出版，他虽在书铺里买来看过，但不过是随便浏览一下，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他在旅日日记中记述这件事说：“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在周恩来从天津动身赴日本求学的前夕，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他将这本杂志带在身边，赴日途中开始阅读，渐渐对它喜欢起来。到东京后，又从严智开那里见到《新青年》第3卷的全份，借回去看，受到一些启发，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到了极端苦闷时，他又把《新青年》第3卷重新找出来，重新阅读。他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其中宣传的新思想强烈地吸引了他，使他顿时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
这以后几个星期，周恩来集中精力投入东京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考试是在3月4日至6日进行的，共考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8科，还进行了口试，结果没有被录取。这对他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精神上并没有沮丧，较能平静地对待，似乎这在预料之中。尽管未能考取，但经历了这番考试，对于日本官立学校考试的内情稍为明白了点，题目也知道怎么出、怎么答了，有了这种经验，7月间再考第一高等学校心里觉得有点门路了。如此一想，虽然为这次考试忙了许多天，也不算白费劲，到底是功夫没有白用的。
跟周恩来同时报考高师的张鸿诰被录取了该校物理科，他为张鸿诰庆幸和祝贺。但张鸿诰却另有想法，希望进第一高等学校，他的愿望是学工科。可是，如报考一高，则必须从高师退学，退学并不复杂，但退学后能否一定考取一高呢？张鸿诰没有把握，他踌躇不决，找到周恩来商量。
“你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周恩来说，“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与个人在哪一方面能发挥更大作用来决定取舍。你既然能考上高师，为何怕考不上一高呢？” 张鸿诰应道：“对，我不能去学自己所不愿学的东西。”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张鸿诰毅然退掉了高师学籍，努力准备，与周恩来一起迎接7月间一高的考试。
周恩来深知一高比高师难考，他在3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7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取上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他定了计划：每天读书13小时半，休息和其他事3小时半，睡眠7小时。
4月中旬，南开学校的两位奠基人严修和张伯苓在赴美考察教育途中抵达东京，透露南开将组建一所全日制正规大学，许多经费来自于美国。在东京学习的南开学生设宴款待这两位师长。周恩来出席了晚宴，后来又去看望严修，两人做了长时间的谈话。期间，严修对周恩来学业成绩不佳感到有些失望。
大约从4月初开始，陆续传出消息说：日本政府准备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镇压俄国革命。这个消息给了中国留日学生很大的震动。周恩来非常关注这件事。他在日记上记道：“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又记道：“早起因思昨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愦愦，奈何！”
5月初，消息越传越紧了。周恩来5月2日的日记记道：“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这时，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首先发动起来，主张全体留学生离日归国以示抗议。他们派代表四处游说，并且发布传单征求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的意见。其他学校的学生也纷纷集会响应。有些激烈的学生破指写下血书。
5月5日，留日各省及各校代表会议“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决议成立“大中华民国救国团”。6日，救国团成员40多人在神田区的中国饭店维新号楼上召开秘密会议。日本警官和侦探数十人突然持刀冲入，拳打脚踢，并将与会学生全部双手反缚，送往西神田警署。中国留学生满怀悲痛。10日，传来消息：著名报人彭翼仲本月2日从轮船上蹈海而死。周恩来在当天日记中录下他的绝命诗中的两句：“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这件事对他是强烈的刺激。
16日，段祺瑞反人民之道而行之，悍然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使留日学生更加愤慨。许多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先后达400人。21日，十数校学生在北京举行示威游行，并派代表到上海，组成学生爱国会（后改称学生救国会）。
爱国的波澜，冲击并改变了周恩来的生活。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他的满腔热血沸腾起来，无法再沉下心来埋头准备考试。5月间，他的日记内容几乎全部是记载这次留日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他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5月19日，又参加了留日学生中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
新中学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规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同时也含有热烈、勇敢和会员间赤诚相见的意思。新中学会在东京早稻田租定一处会址，有十七八间房子，题为“新中寄庐”。每星期日上午，举行会员座谈会，或谈论国家大事，或交流个人学习心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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