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精选6《魅力周恩来(共和国开国总理与总管家)》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余玮 时间:2020-02-08 点击:

 
    大鸾翔宇(6)

      南开最好的学生

      1914年3月14日下午,敬业乐群会成立大会在南开学校大礼堂举行。大会先由张瑞峰致开幕词,指出社团意取“敬重学业,联络感情”,宗旨为“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络同学之感情”,“辨难析疑,轶出于课程之外,研究各种学识”,“补教科之不及”。继而,请张伯苓校长发表演说。校长的话不外是讲处世立身之道,由乐群、合群而爱国,层层递进。接着,宣布了经选举产生的负责人员名单,张瑞峰为会长,常策欧为副会长,周恩来为智育部长。最后,学校新剧社演出了新剧(即话剧)《五更寒》助兴。

      敬业乐群会设在校舍东南角的一间平房内,周恩来的课余时间,几乎都用于会务,要找他,没准总在敬业乐群会,他成了这个团体的实际主持者和中心人物 ,后来担任副会长,到第三年才担任会长。

      敬业乐群会会员最初为20多人,后来逐渐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会员中不仅有低年级同学,也有许多高年级同学,甚至校外也有它的会员,一些老师也成了会友。校长张伯苓对敬业乐群会一开始就很支持,校方在经济上也给予资助,为该会的活动开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智育部利用每星期一、三、四、五4天的课余时间开展各种活动。他曾带头一次就捐献了《大同报》、《立国根本谈》、《东方杂志》等16本书刊,发动会员捐献书籍,办起了敬业乐群会图书馆。经常邀请老师做专题报告和辅导,有时还邀请校外知名人士来会讲演、座谈,如吴玉章、黄炎培等就曾到校和会员座谈。这些活动大大开阔了会员的眼界,增强了学习兴趣,培养了爱好、特长,激发了大家奋起救国的革命热情,确实起了“补教科之不及”的作用。

      该会针对青少年的特点,经常开展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如在茶会上,大家欢聚一堂,讲趣语,说笑谜,表演相声、双簧、幻术,或舞剑,猜灯谜以及开展棋类比赛等。据当年校刊报道,周恩来的趣语和幻术表演很受欢迎,常常引起大家捧腹大笑。

      组织会员走向社会,接触实际生活,是敬业乐群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1915年10月,敬业乐群会由周恩来出面组织了会员参观团到天津的水产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及几所小学参观,了解当时的教育情况。参观后,他们就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观点展开讨论。1916年5月,该会又组织了一次参观活动。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农业实验场、工业试验厂和农事讲习所,接触到了一些近代工业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这些活动使周恩来和其他同学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感到收获很大。

      除担任智育部长外,周恩来还负责经办一切会务工作,同时主编《敬业》会刊。该刊内容丰富,文字清新,论理精辟,插图优美,流行亦广,影响很大。周恩来在该刊上曾以“飞飞”、“翔宇”、“恩来”署名发表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小说、诗歌、译作等。

      1915年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中日密约“二十一条”,袁世凯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竟于5月9日答复:“除第5条容后协商外,其余各条完全承认。”袁世凯卖国的消息一经传出,遭到了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

      反袁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神州大地激荡,南开校园顿时失去平静。周恩来为了反对“二十一条”和后来袁世凯称帝,鼓动同学把南开学校礼堂门楣上用袁世凯的号“慰廷”题的“慰廷堂”的横匾摘下来砸掉。

      6月6日,他在敬业乐群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愤怒声讨日本侵略者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大声疾呼:“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的卖国条约!”

      当天下午,天津河北公园召开天津“救国储金”募款的群众大会。神州沦亡的危机感激起群情振奋,爱国缙绅、商界人士、学界名流,纷纷登台发表演说。当主持演说会的主席宣布“现在请南开学校周恩来君演说”后,年仅17岁的周恩来身穿洗得干干净净、已有些泛白的蓝色旧长袍,从容镇定地健步登上讲台。他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的听众,声情并茂地开始了演讲:“诸位,此次中日交涉,我政府不得已而承认,推其原因,我爱国人必曰:器械不精,军务不良,有以致之。然非我经济界之匮乏,亦必不致有此之大辱。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财政上之不充足,遂不能自立兵工厂,造军械等。械不精,虽有亟勇之军人,亦断不能立足于疆场。故此次之失败,虽纯粹名之曰经济之失败可也。设我国之财政非困难如是者,吾恐他人之哀的美敦书未必至,而我国民之热血亦足可洗今日之羞也。”

      “哗——”仿佛平地卷起一阵风暴,掌声打断了周恩来的演说。他受此感染,兴奋地环顾四周,掌声甫停,他继续演说:“夫因无财而受屈辱,则今后欲图自强,舍谋经济界上之活动外无他道也。欲谋经济之发展,必先图财政之充足,必先使基本金之有着,然后始可振兴实业、立兵工厂、增进军备、提倡教育。而筹此偌大之基本金,方法不外二道:一则借外债。但此种款,用处须有限制,不能任吾所欲为。况债台多筑一层,吾等人民则多一层担负,而经济界尤困难一步。吾知爱国之士,决不愿借外债以度日,而为波兰、埃及之属也……”

      这番演说把经济发展之途径、经济与外交之关系、外人借债于我旨在实行殖民统治之实质一一道破,自然又赢得一片掌声。他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胁迫袁世凯卖国政府接受所谓“二十一条”的奇耻大辱和袁世凯与英、法、日、德、俄5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的卖国勾当激愤地表示要奋起图强,“湔雪”此耻。
演讲完毕,周恩来揣着敬业乐群会会员筹集的储金走向登记处。这些钱是微薄的,可他们已尽其所有,当他在登记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他感到少有的欣慰……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这是周恩来最早的诗歌作品,即1914年发表在《敬业》创刊号上的《春日偶成》(二首)。周恩来的诗,以深沉的目力和锐利的眼光,透过春意盎然的大自然景象和祖国美好河山的描述,揭示了祖国的危难,人民的痛苦,抒发了他热爱祖国和人民,追求进步和光明的热烈情感。

      1915年8月,南开学校校刊更名为《校风》周刊,这是由学生自办的校刊,每周出一期,公开发行。该刊有工作人员四五十人,分布在各年级各班,每年选一次,编辑部有6名编辑代表,周恩来是1916年和1917年的编辑代表。

      1916年1月,周恩来担任《校风》文苑部部长,3月起兼纪事类编辑,9月担任纪事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主要负责财务收入、印刷、校对、广告、发行等事务。他的工作既繁重又琐碎,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他还要亲自到印刷所去检查印刷质量和保证每期准时出版。除此而外,他还亲笔为该刊撰写很多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他的文章题材范围广,论述方面多,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地理、风俗,从国际国内大事到球讯往来消息,他都有所评论、记述,这些作品写得有条理,有内容,有判断,并有引人入胜的风趣,同学们都争相传阅。

      在学校里,周恩来还先后担任过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总干事和班中干事。

      当时,天津各中等以上学校每年均联合举行一次校际辩论讲演比赛,由各校派出3名代表参加。根据比赛的题目,各人尽力阐述发挥,互相辩驳,优者为胜。周恩来曾代表南开学校多次参加过这样的比赛,他特别善于演讲,长于雄辩,他的演说总是那么激动人心,富于感染力,因而使南开学校连续两次获得全市中学校际讲演比赛第一名。

      周恩来杰出的演说能力是下过一番苦功的。他经常勤学苦练,从内容到声调,从仪容到姿态,广泛征求同学意见,有时在宿舍里对着镜子练。他还苦练即席讲演的能力,不打稿,不准备,得到题目后立即发言,出口成章,机智敏捷。

      那时,社会风气没有大开,男女不能同台演出。由于周恩来身材修长,体态匀称,仪表英俊,风度潇洒,同学们一致推举他来扮演妇角。在学校新剧团里,周恩来除负责布景外,还在《一元钱》等新剧中多次扮演女主角。周恩来办什么事都认真。为了演好戏,他常同担任《一元钱》男主角的同学李福景一起揣摩剧情,说是要“生活于剧中”。《一元钱》的演出,曾在天津轰动一时,并在1915年暑假中到北京青年会公演,博得好评。

      张蓬仙是周恩来在南开时的同学好友,两人关系甚密。1915年11月,张蓬仙的父亲给张蓬仙争取到一个留日名额。张蓬仙退学回吉林时,周恩来赠诗3首。其一曰:“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津门岂偶然。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蛰下酒话当年。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待得归农功满日,他年预卜买邻钱。”其二曰:“东风催异客,南浦唱骊歌。转眼人千里,消魂梦一柯。星离成恨事,云散奈愁何。欣喜前尘影,因缘文字多。”其三曰:“同侪争疾走,居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群鸦恋晚树,孤雁入寥天。惟有交游旧,临岐意怅然。”全诗似乎写的是学友别离之情,然深蕴周恩来为国为民的冲天志向,一腔爱国热情溢于言表。该组诗曾发表在1916年4月出版的《敬业》第4期上。

      张蓬仙临行前,周恩来又拿出一只他家祖传的细瓷砚台送给张蓬仙以作纪念。这只砚台有52开纸大小,正面是九条龙,砚台的颜色是绿色,龙呈黄色,砚台的背面有 “大明万历年制”字样。1921年,张蓬仙的二妹张世仙结婚时,张蓬仙将砚台作为陪嫁送给妹妹,张世仙一直珍藏到她去世。

      1916年6月,北洋军阀张勋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妄图复辟封建帝制。南开学校国文教师张皞如获此消息,异常愤慨,写下《伤时事》一诗:“太平希望付烟云,误国人才何足云。孤容天涯空涕泪,伤心最怕读新闻。”忧愤之情,溢于言表,却又难以自抑和排解,对时局流露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低沉情绪。

      周恩来读后感慨万千,心中如捣,随即和了一首《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已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这年10月,周恩来以“飞飞”署名,将该诗发表在《敬业》第5期上。正是在这个月,周恩来发表了《中国现时之危机》的演说,其中对张勋等的复辟行径,予以义正词严的抨击:“试问督军何人?徐州何地?乃竟有十三省联盟之事,自为盟主,干涉宪法,取消国会,改组内阁,排挤总长,甚而至有废旧约法之议……此而不为违法,天下宁复有违法之事乎!而当局者犹日事敷衍姑息,借缓时机。夫以此种蛮横之人,仅知固其势,保其位,焉有所谓国家思想哉!”实际上,斗争矛头已不局限于张勋等北洋军阀,而且,指向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最高统治者。

      在南开学习的4年中,周恩来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深得校长张伯苓的器重,每隔几个星期,他总要在休息日到张校长家去长谈。张校长每次总要留他吃饭,有时吃贴饼子,煮稀饭,煎小鱼。把他当成自家人,张伯苓常对家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校董严修也很赏识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他曾称誉周恩来“有宰相之才”。他的长子严智崇曾从北京写信向父亲提出:“周恩来之为人,男早已留心,私以为可以为六妹(严智安)议婚,但未曾向一人言之耳。”严智安是严修最小的女儿,当时在北京贝满女中读书。严修的家人想促成周恩来和严家六小姐的姻缘。对校董的厚爱,周恩来很感激,但婚姻大事绝非儿戏。他在一次散步时对好友张鸿诰说:“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因此辞却了。”

      1917年6月26日晚,南开学校第10次毕业典礼隆重举行。袁氏政府国务卿徐世昌、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等社会名流应邀出席。

      校长张伯苓致毕业典礼辞后,给毕业生颁发毕业文凭。周恩来接过毕业证书一看,上面写道:“中学部学生周恩来,年19岁,浙江省绍(兴)县人,于中华民国六年六月业将功课肄习完毕,计得毕业分数八十九分七二。”

      接着,颁发优秀学证书和奖品。当校方把“国文最佳奖”金质奖章颁发给周恩来时,场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继而,周恩来代表全体毕业生致答词,答谢师长、来宾,致同学之殷殷祝贺,表达了保存南开荣誉于永久之愿望。

      那天,同学间相互赠言留念,周恩来在同学王朴山的本子上写下:“浮舟沧海,立马昆仑。”在《毕业同学录》里,对周恩来有这么几句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曾代表本班与全校辩论。于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毕业成绩仍属最优。”
充实、丰富的中学时代结束了,周恩来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周恩来回顾往事时,曾感慨地说,天津是我青年时代的故乡,“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的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它使我有可能寻求新的知识”。1951年2月24日,周恩来重返阔别多年的南开学校,满怀喜悦之情走上礼堂讲台,亲切地对师生们说:“这是我的母校,没有疑问,那时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但我也学了一些知识,锻炼了办事能力。以后我参加了革命,思想认识提高了,工作能力增强了,这是共产党经常教育的结果,也是和我在火热的斗争中得到多年艰苦锻炼分不开的。”

      中学时代画上了句号,周恩来的人生开始掀开新的一页。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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