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濡以沫，携手报国——赵国屏俞自由夫妇的筑梦故事
来源:放飞梦想 作者:刘宏海 时间:2020-01-23 点击:
“自强不息报国真情，由缘相爱同屏风雨。”这是赵国屏院士应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之邀演讲时，开门见山亮出的诗句。这两句竖起来开头是自由，中间是国屏，是他俩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极好写照。当年在淮北农村，他们一个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个早早就走上了领导岗位。而多年以后他们一个成了中科院院士，一个成了经济学家。他俩同筑报国梦，彰显了知青一代的志向和抱负。可惜俞自由过早地离去了，此文也是对她的纪念。
携手淮北
1969 年元月，文革阴霾笼罩，一场四十年不遇的暴风雪在淮北大地肆孽，使这片贫瘠的土地更显苍凉悲切。风雪中，一群上海知青背着背包来到淮北插队落户，赵国屏、俞自由和其他六位同学被分配在蒙城县楚村公社朱集生产队当农民。
那年头，青年们“以天下为己任”，满脑子的“阶级斗争”，一心一意要在农村干一番大事业。可是，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那年是安徽历史上最寒冷的一年，气温低达零下 23℃。淮北农村的土房没有窗户，夏天在墙上掏个洞通风，冬天又用土坯堵上，如果不开门，屋子里漆黑一团，再冷的天气也必须大门洞开，屋里屋外一样的寒冷浸骨。
民以食为天，知青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吃饭。刚下乡的知青，政府有定量的粮食划拨，本不该有太大的问题。但眼下大雪覆盖，连一根柴禾都看不见，没有烧柴，哪来的饭食？知青们只好学着老乡的样子掰苞米，拿苞米棒芯当柴烧。可粮食是有限的，苞米棒芯也得省着烧。他们和农民一样一天只吃两顿饭，也就只能烧两次火，取两次暖。到了晚上，同学们又冷又饿，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饥寒交迫。住的是“黑屋子”，过的是食不果腹的日子，残酷的现实让知青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天下最最要紧的是吃饱肚子！把自己养活才是人生第一真理！
以俞自由为首的团小组做出了第一个决定：向生产队要一块自留地！他们要尝试着自己种菜，自己养羊、养猪、养鸡鸭，要自己养活自己！赵国屏是 1967 届高中生，从小就非常喜欢生物学，文革打碎了他报考北大生物系的美梦，但他觉得到农村去能离生物学近一些，于是他就来了。他们向老乡请教种田的门道，向书本学习科学种田的知识，终于使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多年后，赵国屏回忆说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也确实为知青户的自留地贡献了智慧和知识。那年，他们在公社的学毛著交流会上介绍了种好自留地的经验，当时也有人指出他们是唯生产论。可他们说，毛主席在延安大生产时就说过，共产党就是应该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去积极生产，说得对方哑口无言。结果他们被选上了优秀集体，然后代表蒙城知青到省里开会去了。
知青们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就聚在伙房里谈天说地。他们的话题很广泛，从国家大事到队上的生产，从学校的往事到眼前的状况，从城里的趣闻到农村的习俗，几乎无所不谈。队长和很多老乡也被他们吸引，每晚都会跑来听他们神侃，使乡亲们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知青自己也得到了提升。
他们聊天没有规矩，自由参加，谁想休息可以随时退出。往往聊到最后总是剩下赵国屏和俞自由，他俩的话题非常多，不光谈上海，谈农事，谈各自的喜悦和痛苦，还谈读书的体会，谈艺术和人生，总有说不完的话。唐诗宋词、歌德、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是他俩的话题，《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是他俩的爱好，科普读物更是他们的兴趣所致。有一次蒙城新华书店进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俞自由想办法买了一套回来，竟成了他俩好长一段时间讨论的内容。
频繁的交流和共同的爱好使两个善于思考的年轻人越走越近，心越贴越近，爱情的萌芽终于在煤油灯下滋生起来。俞自由说：“我俩的爱情真正是谈出来的。”
梦想萌芽
只有自己能养活自己了，才有可能去改变周围的一切。这就是初到淮北的赵国屏和俞自由最初的梦想。
那个连吃饱饭都是奢望的年代里，农民种田完全靠老天施舍，没有科学方法，不知道改良品种，造成土地越来越贫，收成越来越低，人也越来越穷。赵国屏发挥自己的专长和俞自由一起带领知青和乡亲们走科学种田的道路。下乡的第二年，他们就把全队所有种子全都换成改良后的新品种，正合了党中央的农业生产“八字宪法”。知青们自觉地建立了一套种子选用和保存的体系。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要确保良种的可持续性。他们引进“蒙丰八号”玉米新品种精心培育。十年以后，研究该品种的老专家到朱集察看后说：“这个品种比我当年培育的还要好。”
俞自由和赵国屏头脑灵活，会说话，能办事，队上的“外交”全交给了他俩。时间一长，县里的种子公司、农业局、农科所、水利局等部门他们都熟悉了，为队里争取到了不少好处，甚至运输队的司机他们都叫得应，队里运货也不发愁了。他们在外办事也能吃苦，有一次，队里缺化肥，他俩自带红薯在县委书记家门口蹲了七八个小时，感动了书记，终于争取到了化肥批条。
俞自由和赵国屏还带领知青在村里做调查研究，发现制约生产发展的诸因素中，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干部的管理。他们就向党支部提出由知青来管理副业和账务，理由是知青在队里没有三大姑八大姨，能够做到不讲情面。他们公开财务，接受监督，毫不留情地斩断了各种各样的关系，结果大大减少了集体经济的流失。乡亲们看到了成效，尝到了甜头，也就越发支持知青了。接下来，知青们又办起了砖瓦厂、酱色坊、粉坊等副业，使队上渐渐地有了积累，农民看到了希望。
知青们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宏伟的梦想，要把贫瘠的淮北变成富裕的江南。因为这个，俞自由专门写了一篇散文《新农村的畅想曲》。赵国屏更是想入非非，他觉得“应该比江南还要好一点，希望农业生产水平应该和美国差不多，政治水平跟大寨差不多”。为此他还想办法买了一本《美国农业概况》的书回来研究。
电是发展生产的关键，他们先要让生产队通上电。俞自由凭着在县里办事建起的人脉和她良好的口碑，从县水利局争取到两万元拉电线的钱。为了把钱用在刀刃上，能不花的钱他们绝对不花。电线杆在三百里外的阜阳城，运到生产队要花不少运费，俞自由就带着二百多个农民拉了一百多辆小板车去了阜阳，再把 180 根电杆拉回队里，往返走了三天三夜，吃的是自带的红薯，晚上就露宿街头，吃了不少苦，硬是把运费省下来。立电线杆时，用水利局的工人是要支付工程款的，俞自由玩了点小花样，先请工人立两根，派几个社员以帮忙为名跟着干，只用了半天就掌握了立电线杆的技巧。他们回掉了县里的工人，大伙自己干了起来。结果，用水利局拨发的两万块钱把电接进了村子，办成了十万块钱的大事。
这边俞自由在忙着给生产队拉电，那边赵国屏则牵头给大队办小工厂。这个小厂专门生产钻头，工艺不很复杂，市场需求倒不小，经济效益很不错，头一年就有了盈利。他们用挣来的钱先为大队新建了一所学校，圆了许多小孩读书的梦。接着他们又给其他没用上电的生产队拉了电线，圆了乡亲们不用煤油灯的梦想。
1973 年，《文汇报》发表了题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文章，介绍了俞自由为首的朱集知青户的先进事迹。
他们渐渐出名了，乡亲们都看好俞自由和赵国屏，说他们办事公道，不怕苦不怕累，大伙信得过。
历尽风险
俞自由出身小职员家庭，虽没有“红五类”那样的光环，但也不会受到歧视，况且她是那样的努力，思想活跃，人缘极好，颇得老乡的青睐。那时，朱集生产队处地偏僻，非常贫穷，没有能够出头露面的人，所以在公社大队没啥地位。知青集体户被评上先进后，乡亲们都寄希望于知青，极力纵容俞自由争取入党，好到大队里“争一争”。本来自认为离党的要求很远很远的俞自由，为了队里的乡亲，也就不再谦虚了。她很快被批准入了党，并提拔为妇女队长。
那时的蒙城，是“支左”的解放军掌权，他们认为知青们来自上海，代表着先进的 城市文明，用好这批知青，可以在改造和建设安徽新农村上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从 1971年起，就提拔了一批知青中的先进典型，让他们走上领导岗位。俞自由也正好赶上了这一拨。后来她又当上大队书记、公社书记直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一个不满 23岁的女知青，主管全县的公安司法、组织、农业，几乎占了蒙城县的半壁江山。
知青们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就聚在伙房里谈天说地。他们的话题很广泛，从国家大事到队上的生产，从学校的往事到眼前的状况，从城里的趣闻到农村的习俗，几乎无所不谈。队长和很多老乡也被他们吸引，每晚都会跑来听他们神侃，使乡亲们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知青自己也得到了提升。
他们聊天没有规矩，自由参加，谁想休息可以随时退出。往往聊到最后总是剩下赵国屏和俞自由，他俩的话题非常多，不光谈上海，谈农事，谈各自的喜悦和痛苦，还谈读书的体会，谈艺术和人生，总有说不完的话。唐诗宋词、歌德、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是他俩的话题，《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是他俩的爱好，科普读物更是他们的兴趣所致。有一次蒙城新华书店进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俞自由想办法买了一套回来，竟成了他俩好长一段时间讨论的内容。
频繁的交流和共同的爱好使两个善于思考的年轻人越走越近，心越贴越近，爱情的萌芽终于在煤油灯下滋生起来。俞自由说：“我俩的爱情真正是谈出来的。”
梦想萌芽
只有自己能养活自己了，才有可能去改变周围的一切。这就是初到淮北的赵国屏和俞自由最初的梦想。
那个连吃饱饭都是奢望的年代里，农民种田完全靠老天施舍，没有科学方法，不知道改良品种，造成土地越来越贫，收成越来越低，人也越来越穷。赵国屏发挥自己的专长和俞自由一起带领知青和乡亲们走科学种田的道路。下乡的第二年，他们就把全队所有种子全都换成改良后的新品种，正合了党中央的农业生产“八字宪法”。知青们自觉地建立了一套种子选用和保存的体系。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要确保良种的可持续性。他们引进“蒙丰八号”玉米新品种精心培育。十年以后，研究该品种的老专家到朱集察看后说：“这个品种比我当年培育的还要好。”
俞自由和赵国屏头脑灵活，会说话，能办事，队上的“外交”全交给了他俩。时间一长，县里的种子公司、农业局、农科所、水利局等部门他们都熟悉了，为队里争取到了不少好处，甚至运输队的司机他们都叫得应，队里运货也不发愁了。他们在外办事也能吃苦，有一次，队里缺化肥，他俩自带红薯在县委书记家门口蹲了七八个小时，感动了书记，终于争取到了化肥批条。
俞自由和赵国屏还带领知青在村里做调查研究，发现制约生产发展的诸因素中，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干部的管理。他们就向党支部提出由知青来管理副业和账务，理由是知青在队里没有三大姑八大姨，能够做到不讲情面。他们公开财务，接受监督，毫不留情地斩断了各种各样的关系，结果大大减少了集体经济的流失。乡亲们看到了成效，尝到了甜头，也就越发支持知青了。接下来，知青们又办起了砖瓦厂、酱色坊、粉坊等副业，使队上渐渐地有了积累，农民看到了希望。
知青们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宏伟的梦想，要把贫瘠的淮北变成富裕的江南。因为这个，俞自由专门写了一篇散文《新农村的畅想曲》。赵国屏更是想入非非，他觉得“应该比江南还要好一点，希望农业生产水平应该和美国差不多，政治水平跟大寨差不多”。为此他还想办法买了一本《美国农业概况》的书回来研究。
电是发展生产的关键，他们先要让生产队通上电。俞自由凭着在县里办事建起的人脉和她良好的口碑，从县水利局争取到两万元拉电线的钱。为了把钱用在刀刃上，能不花的钱他们绝对不花。电线杆在三百里外的阜阳城，运到生产队要花不少运费，俞自由就带着二百多个农民拉了一百多辆小板车去了阜阳，再把 180 根电杆拉回队里，往返走了三天三夜，吃的是自带的红薯，晚上就露宿街头，吃了不少苦，硬是把运费省下来。立电线杆时，用水利局的工人是要支付工程款的，俞自由玩了点小花样，先请工人立两根，派几个社员以帮忙为名跟着干，只用了半天就掌握了立电线杆的技巧。他们回掉了县里的工人，大伙自己干了起来。结果，用水利局拨发的两万块钱把电接进了村子，办成了十万块钱的大事。
这边俞自由在忙着给生产队拉电，那边赵国屏则牵头给大队办小工厂。这个小厂专门生产钻头，工艺不很复杂，市场需求倒不小，经济效益很不错，头一年就有了盈利。他们用挣来的钱先为大队新建了一所学校，圆了许多小孩读书的梦。接着他们又给其他没用上电的生产队拉了电线，圆了乡亲们不用煤油灯的梦想。
1973 年，《文汇报》发表了题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文章，介绍了俞自由为首的朱集知青户的先进事迹。
他们渐渐出名了，乡亲们都看好俞自由和赵国屏，说他们办事公道，不怕苦不怕累，大伙信得过。
历尽风险
俞自由出身小职员家庭，虽没有“红五类”那样的光环，但也不会受到歧视，况且她是那样的努力，思想活跃，人缘极好，颇得老乡的青睐。那时，朱集生产队处地偏僻，非常贫穷，没有能够出头露面的人，所以在公社大队没啥地位。知青集体户被评上先进后，乡亲们都寄希望于知青，极力纵容俞自由争取入党，好到大队里“争一争”。本来自认为离党的要求很远很远的俞自由，为了队里的乡亲，也就不再谦虚了。她很快被批准入了党，并提拔为妇女队长。
那时的蒙城，是“支左”的解放军掌权，他们认为知青们来自上海，代表着先进的 城市文明，用好这批知青，可以在改造和建设安徽新农村上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从 1971年起，就提拔了一批知青中的先进典型，让他们走上领导岗位。俞自由也正好赶上了这一拨。后来她又当上大队书记、公社书记直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一个不满 23岁的女知青，主管全县的公安司法、组织、农业，几乎占了蒙城县的半壁江山。
赵国屏是我国著名公路与市政工程专家赵祖康之子。父母的基因给了他聪慧的头脑和战胜困难的勇气。但父亲曾在上海解放前夕当了短短七天的代理市长，文革中被污为“伪官吏”，划入“黑五类”之中，赵国屏也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在农民眼里，知青都是远离父母的后生，都得干活挣工分，谁卖力气就喜欢谁。赵国屏干活不惜力，脑子又好使，所以农民都很看好他。但是赵国屏注定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特别是她与俞自由的关系确定后，也给某些人捉到了俞自由的话柄。
自从越来越多的知青被提拔，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用知青来改造农村的做法，显然与毛主席要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相违背，因此，不时有人找茬发难。在文革的大背景下，这些知青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俞自由当上县委副书记以后，就有人给她贴大字报，说她“阶级立场有问题，找个男朋友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有的领导就说了：“我们是把你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来培养的啊，可是你却去跟一个出身不好的人谈恋爱，辜负了党的希望啊。”俞自由最清楚赵国屏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心里想的是：“让别人说去吧，我走自己的路！”好心的干部则对俞自由说，得赶紧想办法让赵国屏入党啊，他不入党，你俩的事组织上是不会批准的。地委书记也对俞自由说：“小赵的问题不解决，会影响你的政治前途的。”偏偏赵国屏又是个十分认真的人，他对俞自由说：“我只能做个爱国主义者，做不了共产主义者，因为我感到自己达不到标准。”此话不说也罢，一说出口反倒让俞自由更加对他肃然起敬了，相比那些想方设法巴结党员干部的人，俞自由觉得自己选择的对象是高尚的、值得依赖的。直到 1976 年周总理去世，赵国屏心里受到很大的冲击，他痛定思痛才下决心提出了入党申请。
赵国屏入党后当上了大队书记。这一年，安徽大旱，赵国屏想方设法，调动大队所有的抽水机，全部投入抽水种麦子中。到了第二年，整个淮北像染了色似的，一片黄褐，只有朱集有一小块绿色。
走上领导岗位的俞自由，大刀阔斧地规划农村基本建设，推广科学种田，整顿干部队伍，整顿城镇户口，伸张公平正义，办了一系列大事要案。比如她下令收缴官员的配枪、严惩奸污妇女的武装部长、斩断利用城镇户口谋取私利的渠道等等，这些举措犹如惊雷震动了蒙城的干部群众，而黑恶势力却不肯善罢甘休。不久，县城里又贴出了污蔑他们的大字报，俞自由还收到过装有子弹的恐吓信，甚至有人花钱雇人制造假证据来诬陷俞自由。县委书记迫于压力，要求俞自由停职检查。只当了一年多大队书记的赵国屏也被以“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为由免除了书记职务，等待审查。
俞自由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坚持不写检查。朱集的乡亲们怕俞书记遭人暗算，男女老少齐齐赶到县城保护她，劝都劝不走，每天晚上还有两个妇女陪她睡觉。县城里的许多老百姓也都在默默地支持他们。有一次赵国屏到城外一个水泵厂办事，那里的一个工程师说：“你就是俞自由那个大队的吧，你告诉她，她一生别的事情都不做，打倒那几个坏人就够辉煌了，就够她一生的意义了。”这一切让年轻的俞自由和赵国屏无比感动，有老百姓的支持，自己的荣辱算得了什么呢？于是，一向耿直的赵国屏脑子转弯了，他突然悟到，只有尽快重新工作，才能为老百姓多办事，扛着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动手帮俞自由写“检查”。写好后，丘丹凤、何逢辰等同学就帮忙誊写，然后由老乡送到县城给俞自由去交差。
梦想升华
赵国屏的书记职务被撤了后，尽管有些不快，思想上波动也较大，但他还是像社员一样出工，为大队办事。大队其他干部看不过去，为他鸣不平，但在“左倾”思想盛行的时候，这些都无济于事。大队长就动员赵国屏去考大学，他说：“你应该去大学里多学些本领，去做我们农民做不了的事情。”说得赵国屏非常感动，想想也是，要想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离开科学是绝对不行的。于是，埋在心底的生物梦又冒了出来1978 年，赵国屏通过高考进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开启了他人生的新阶段。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俞自由绝不肯主动退出战场，她没有与赵国屏一起考大学，还是在蒙城当她的副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后来，组织上调她去天长县当副书记、副县长，虽然职务由正变副，她还是照样甩开膀子干工作。分管工业，她就引进人才，引进技术项目，办起了一批工厂，解决了城镇就业问题，使天长县成为安徽省发展地方经济的模范县。她做人坦荡，讲规矩，守制度，也不拍得罪人。天长县本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领导干部的子女不得进入县委大院工作。有一次，县里招工，县委书记的女儿通过招工进大院工作了，俞自由发现后，就找书记谈了这件事。这位书记是很讲党性原则的，认为俞自由这样做是真正在帮助他，不仅在干部大会上表扬了俞自由，还让劳动人事部门重新安排他女儿的工作。后来，他女儿调到一个公社去做了放映员。
在复旦读书的赵国屏，越发觉得国家振兴离不开知识。他心里牵挂着俞自由，就把自己做过的习题寄给她，让她自学高等数学，希望有朝一日妻子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对学习，俞自由也是如饥似渴，她规定自己每天晚上十点以后不再工作，专注自学和做习题，硬是自学完了高等数学，做完了《高等数学习题集》中约 2000 道微积分习题，为她日后的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9 年暑假，赵国屏带着“学雷锋三好学生”的奖品，一本绿色封面的笔记本回到淮北，与俞自由成婚。虽然他们才华横溢，却一贫如洗，唯有两颗赤纯的心。赵国屏买不起戒子，便在笔记本上写下一首诗送给心爱的自由：
我没有华贵的宝石，给你带上；
我没有艳丽的鲜花，为你梳妆。
华贵的宝石，光彩夺目，
它却会使人，眼花缭乱。
艳丽的鲜花，芳香扑鼻，
它却会使人，迷离彷徨。
我只有这绿色的本子，
就像那绿色的原野；
我只有这褐色的铅笔，
就像那褐色的土地。
收下吧，我的伴侣——
这就是我新婚的礼品！
我没有艳丽的鲜花，为你梳妆。
华贵的宝石，光彩夺目，
它却会使人，眼花缭乱。
艳丽的鲜花，芳香扑鼻，
它却会使人，迷离彷徨。
我只有这绿色的本子，
就像那绿色的原野；
我只有这褐色的铅笔，
就像那褐色的土地。
收下吧，我的伴侣——
这就是我新婚的礼品！
一起插队的知青参加了他们极其简单的婚礼，好友陈嘉林送了一幅林则徐的画像，上面题着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这是赵国屏最喜爱的一句话，代表着他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想和抱负。这幅画，至今仍挂在他们的卧室里。
比翼齐飞
经过四年的勤奋学习，1982 年，赵国屏要毕业了，而他又面临着一次抉择。当时赵国屏是学生身份的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他所任班长的微生物专业也是上海市三好集体，学校认为他是培养对象，希望他留下来，既做科研又挑行政担子。而赵国屏则认定了做科研这条路，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生所的硕士研究生，要踏踏实实从头做起。 1983年，赵国屏获得上海植生所推荐，顺利通过了 CUSBEA 的笔试和面试，远赴美国普度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开始了留学之路。
1985 年，他们已经结婚六年，但远隔重洋，天各一方。赵国屏因为不会做饭，再加上学习工作极其紧张，身体很差，消瘦了许多。父母焦急，俞自由更是心疼。于是他们商定俞自由也去美国读书，以便互相照顾。赵国屏给安徽滁县地委和天长县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他们批准俞自由去美国。省委组织部不批准，俞自由就去找了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黄书记说： “组织上要重用你，你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俞自由也很认真地说：“黄书记，我相信，天长县或安徽省如果没有我这个副县长，仍然可以找到或培养出比我更好的干部，但是，我如果失去了赵国屏，可能就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丈夫了。请您批准吧！”黄书记还是没同意，后来，地委书记吴炎武被俞自由感动了，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并通过省公安厅和天长县委书记徐其锦等的帮助，替俞自由办出了护照。此后，赵国屏和俞自由开始了比翼齐飞的新征程。
原先学俄语的俞自由对英语一窍不通，到了美国后，她从 26 个字母学起，一面打工，一面攻克语言关，好在她早已完成了《高等数学》的自学，在赵国屏的帮助下，更由于她有在中国农村长期工作的经历，得到美国普度大学的青睐，竟然奇迹般地直接被 接受为农经系硕士研究生。可是，俞自由却付不起学费。在系里的帮助下，她先做 partaker学生（编者注：有关系的参与者，即非正式的学生），修了很多课，先不计分，等她当上助研时既可以免去学费，又可把学分记上。苦读两年，俞自由硕士毕业了，又马不停蹄地攻读博士学位。
1990 年，赵国屏获得普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2 年他决定回国了。当时他一是出于对父母的思念，感到双亲年龄太大了，需要子女的陪伴；二是中国的保险事业刚刚起步，而俞自由学的是农经保险，国内急需，毕业后应该回国服务，自己先回国为爱妻打前站。对于回国后将要面临的困难，赵国屏觉得插过队的人不管什么日子都能过，不管什么位置都能坐，多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与其在美国混日子，不如回来为国家做些事情。
同作栋梁
回到上海，赵国屏开始参与创办上海 Promega（普罗麦格）公司，担任首任生产经理。他带领同事们从建设实验室起步，经过两年的努力，就进入盈利状态。
1993 年，俞自由也完成了学业，成为当时我国为数不多的农业经济学留美博士之一。俞自由回国以后担任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交大校党委常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立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
1995 年，喜欢接受挑战的赵国屏放弃了经营得好好的公司，重新回到中科院上海植生所，接下了自己导师创办的微生物次生代谢调控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条件非常简陋，他首先着手进行必要的改造，并引进了一位他在美结识的同事，仅用了一年时间，便拿到了三个大项目。1996 年，赵国屏升任植生所副所长、纪委书记。1997 年，调任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并被推荐受聘为国家高新技术发展计划（863 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1998 年，国内基因组研究开始了，赵国屏敏锐地意识到这项研究将对国家，乃至人类的医学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于是，他接受院里的安排，勇敢地应对这项全新的挑战，做起了人类基因组研究。研究中，他发现微生物研究对人类基因研究很有帮助，于是，他又同时开展微生物基因组研究。
1998 年俞自由担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兼任香港岭南大学风险与保险专业主任，创办了亚洲风险和保险学会，成为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专家。
1999 年赵国屏挑起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重任。2001 年，赵国屏发表了第一篇自然遗传学论文， 2002 年发表了第二篇论文，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 说来也巧，2003 年 SARS 爆发，他正好完成了对重要致病菌钩端螺旋体的全基因组测 序和注释，完成了对若干关键代谢途径和基因功能的鉴定，为深入研究 SARS 致病机理 提供了新思路。于是，他一鼓作气主持了 SARS 分子流行病学和 SARS 冠状病毒进化研究，为认识该病毒的动物源性及其从动物间到人间传播过程中基因组、特别是关键基 因的变异规律奠定了基础，为我们国家战胜 SARS 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 年赵国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在他还担任着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微生物学会和生物工程学会理事、上海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还在进行微生物代谢调控以及酶的结构功能关系与反应机理的研究，还在开发相应的微生物和蛋白质工程生物技术。
正当他们倾力效国之时，病魔却悄悄地侵入了俞自由的身体。2009 年春，她被查出患了肺癌，而且已是晚期。这对两位历经坎坷的知青夫妇来说是如雷轰顶般的打击，但对学贯中西的学者和定力非凡的强者而言，则是命运中的又一次磨砺。赵国屏一直陪伴在爱妻身边，与她一起向病魔宣战。俞自由也非常乐观，积极治疗，勇敢面对。他们就像当年直面淮北的贫瘠和恶势力的攻击一般，从来都是挺直了腰杆！那年的“七一”是他们结婚三十周年的纪念日，赵国屏科研组的同事和俞自由的学生去祝贺他们时，重病的俞自由，不仅与大家谈笑风生，甚至亲手为半年以后的新年设计和制作了贺卡。面对大家的关心、蒙城二中小朋友折的纸千鹤和杨晓渡同志送来的哈达，还有许多来自于美国和香港的祝福邮件，夫妇俩十分感动，感叹“人生征途艰难路，青春梦里壮志多”。
2010 年 3 月 29 日晚上八时许，俞自由走完了她六十年的追梦之旅，离开了深爱她的赵国屏，离开了她深爱的这个世界。学生们的挽联写得好：“耕农扶工求知，纵论经济，自始为真理报国，学高志远；执鞭助困理家，笑谈平常，由缘是女儿本色，情深意厚。”俞自由的人生就像她的好友所说： “说文论史，多高见，有大智慧，惜别教坛；治学从政，皆上品，无苟且心，不容官场。”知青们则痛惜： “你走出了我们的生活，却不会走出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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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屏和俞自由的故事讲完了。他们是人中翘楚。他们的成功源于起自青年时代的自强与奋斗，源于一代知青的家国情怀，源于“俯仰春秋，相知永恒”的真挚爱情，源于心中总有梦想和永不停息的逐梦精神。我们期待着赵国屏院士事业中天，硕果累累，造福人类；期待着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和谐，民众福康。我们深信令人尊敬的俞自由教授定会驾鹤瑶池，含笑九泉。
（2015 年 12 月 15 日完稿）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