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涌重做上海人
来源:放飞梦想 作者:翁婉青 时间:2019-12-29 点击:
2009 年 4 月 7 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当我从派出所户籍民警手中接过户口簿。那一刻，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模糊的视线中，我注视着手里的户口簿良久，引起了民警的关注。她轻声问我： “你怎么啦？”我摇了摇头，激动地说了声： “谢谢你！”猛一转身，快步跑出派出所。一路上，我只有一个念头：快！快！快点儿回家！我要把这一喜讯告诉妈妈！
我一进家门，赶紧取出母亲的遗像，轻轻抚摸，细细端详，回想母亲一生的操劳，对我们四个子女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关爱……联想自己39年在外地所承受的压力与辛劳，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失声痛哭起来。我哽咽着对母亲说：“妈，我的户口迁回来了！您的夙愿实现了，您在天堂里是否听见？……”
1970 年 4 月 9 日，我报名下乡，把上海户口迁往江西，当时也没太多的悲伤，毕竟我才十七岁，不谙世事艰难。
户口迁出的那段情景我依稀记得：我和大弟同是 1969 届毕业生，一片红，全下乡。那天，我们到了派出所，只见七、八个学生排着队伍迁户口。不多时，轮到我俩了。我迟疑一下，便把户口薄递进窗口，说：“迁去江西和安徽。”“什么？到底迁往何处？讲清楚。”他看着我一脸狐疑。“我俩是姐弟，一起下乡务农。”我指着站在身旁的大弟解释道。这时户籍警打量了片刻，笑着说：“想好了？一起迁，两个插队落户。”“不！我家三个插队落户。”大弟抢着说。“唉！作孽，一家三个务农。”不知谁冒出了一句。这时，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把目光投向我俩。当时，我能感觉到，这是同情与无奈的目光。
回家的路上，突然起风了，下雨了，我感觉步子沉重了。一路上我俩默默无语地走着。当晚，我们谁也不敢把白天迁户口的事告诉母亲，怕她伤感。
1970 年 4 月 21 日，我踏上了上海至抚州的知青专列。列车一开动，亲友们送别的泪水，一下子让我懵了：这一去，我何时才能回上海？想到这里，我失声痛哭……
来到江西黎川山区，云蒸霞蔚让我少见多怪，蛮风瘴雾更揪我心。
远眺这大山，层峦叠嶂，树木郁郁葱葱，农宅零零落落地布落在山腰或山脊上；而我们落户的何家村庄，恰在顺手可及白云青雾的山峦之巅。在何家村，睁开眼，看到的是大山；出门盘旋九曲十八弯，行走山间，野风扑面，真有点凄凉惧心。那些夜晚，我时常作恶梦。一梦醒来，扪心自问：都说江西山清水秀，是鱼米之乡，为什么我却偏偏落户在这穷乡僻壤呢？那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更不敢往下想……
现实告诉我，我已经是何家村的一员了，已经不再是上海人了，唯有“既来之，则安之”。村里虽然贫穷，可老表们希望他们的孩子能读书认字。也许是自己劳动得不错，很快队里让我担任民办小学的教师。打那以后，我尽心投入教育事业，先后在黎川县洵口公社白沙小学、潘家小学、何家小学三所小学任教。培养了一代农家子弟，为山区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奉献。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们虽然习惯了山里的生活，适应了繁重的劳作，但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却与日俱增，知青们常常会在梦中回到久别的上海，扑入母亲的怀抱。就在我热衷于乡村教师的工作期间，上海知青有的当兵去了，有的进了工矿，也有个别的上了大学。羡慕之余，我也萌发了回上海的念头。曾有多少个夜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但不知道回家之路在何方，我真的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上海了。
时光流转，一过就是六年。 1976 年我远嫁福建，在一个小县城里继续为孩子们授课。一路走来，坎坎坷坷，有笑也有泪。
1979 年，身边的知青们一个个把户口迁回了上海，我好心动！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儿，都说女儿是母亲的心头肉，当时妈妈也希望我能回上海。可我已在福建工作，根据政策规定，我不符合返城条件。
1980 年，我有了一次返城的机会。我原来的一个学生，他父亲是部队的团级干部。闲聊中这位热心的家长得知我思乡心切，就委托他在上海某机关任职的战友帮忙，给我搞了一张回上海的调令，当时的我兴奋不已。可就在要迁户口的前夕，我和丈夫意见发生了分歧。他是福建当地干部，儿子才两岁，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使我俩意见不一。最终我考虑家庭，也为了孩子，无奈地选择了留下。次年，那个热心的家长在全家迁回上海前，再次提醒我：“翁老师，上海知青返城工作已接近尾声，这是回上海的末班车，你要三思，我愿意再帮你一次。”我何尝不想！母亲每每来信都急切地盼着我户口迁回家，可我在没法说服丈夫的情况下，除了感激对方的好意，我还能做什么呢？就这样，返城的机会，再次与我擦肩而过。
1991 年，喜讯传来，政府出台了知青子女可以回城落户的政策，这正是我们这些回不了城的老知青梦寐以求的大好事，使我又一次看到了希望。我想，只要孩子能回上海读书，将来我一定有希望重做上海人。于是我立即行动，把孩子的有关申报材料以最快速度备齐，寄往上海。当孩子的户口落户上海时，我欣喜若狂，万语千言并作一句：党的这一政策真好！大得人心！
1993 年 11 月，劳累过度的母亲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临终前，她老人家对我说： “婉青，你儿子刚回上海，还幼小，可我却无法再照顾他了。我很不放心，把你儿子迁回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尽快回上海，合家团圆。女儿，答应我吧！为了你的儿子，一定……”“一定！”我握着母亲颤抖的手含泪应允。
1999 年 11 月，知青户口回迁上海的政策有所松动，不受年龄限制，只要办了退休手续，就能报进户口。机会再次来临。尽管我只有 46 岁，强烈的乡情涌上心头，我觉得我再也不能犹豫了！我连夜写好退休申请报告，单位领导再三挽留，可我态度坚决，执意要回上海。很快我办妥了退休手续，回到上海，前前后后跑了几趟派出所，总算上报材料基本齐全，我长长地松了口气，这时已到了年末。
谁知两天后，派出所通知我再补办一份资料。等材料从福建寄回上海，已是跨年了。我万万没想到，提交这份材料时，窗口的户籍民警告诉我：“上面有了新规定：从 2000年 1 月 1 日起，知青户口迁回上海，女性必须年满 55 周岁，还必须有居住处……”天哪！简直是五雷轰顶！为了这个户口，我沪闽两地奔走，累得精疲力尽不说，还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放弃待遇优厚的司法局工作，宁愿退休工资打八折！我欲哭无泪，盼望回城的第三次机会，又眼睁睁地失去了，我曾想过，55 岁，于我还有九年，谁知道九年后政策将会怎样？我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
在期盼和焦躁中我等到了 2008 年。这年，我 55 周岁，达到政策允许迁户口的年龄了。我跟父亲商量，想把户口暂时落在他处，父亲应允了，让我把申报材料交给他。我爸原在公安局工作，我想他去办能更快一些吧。我当即就把申报材料交于父亲。三个月过去了，父亲说在办理中；半年过去了，他却支支吾吾的。我说： “爸，都半年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看着我，慢吞吞地说： “资料被民警弄丢了。” “什么？这怎么可能？结婚证、独生子女证、退休证都是原件，怎么补？”我为之伤感极了，比之 2000 年元旦的政策收紧给我的打击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自己的父亲，我无语，也无奈，只好重新申报。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我交给父亲的申报材料，一直躺在他的樟木箱里“睡大觉”。那是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几个子女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意外发现的，纸包里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婉青，是干部，自愿放弃回上海。这让我非常心惊！让我周身冰凉！我顿时感到全身的血液直往脑门窜，任凭泪流满面，竟说不出一句话来！父亲啊，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户口的迁入，会涉及到家庭房产，可我早已明确表示我绝不会要家里的房产，只是迁个户口而已呀！老父已殁，事情也过去了，这是老天在我的梦想之路上设置的最后一道坎。
有梦就有希望。儿子出息了，2009 年，他为我买了新房，装修一新，我们老俩口终于老有所居了。同年 4 月 7 日，我的户口顺顺利利迁回上海，39 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激情与泪涌之时，我对着母亲的遗像说：“妈妈！您的女儿回来了！重新做回上海人了！”
【作者翁婉青，女，上海人。1970 年 4 月到江西省黎川县洵口公社白沙大队插队，后经乡亲们推荐在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1976 年 3 月调福建省光泽县第二实验小学任教，1983 年 8 月调光泽县司法局任秘书，1999 年 11 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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