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精选十四《毛泽东与张闻天：跟着真理走》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张树德 时间:2019-12-12 点击:
第三章 福建事变的发展让张闻天在思想认识上真正与毛泽东站到了一起（2）
在当时的形势下，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中国共产党内是享有比较高的威望的。中革军委机关驻扎在瑞金沙洲坝时，为了照顾他，苏区专门为他修了离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只需步行五分钟的一处住所（当时人称“独立房子”），让他单独使用。这房子共三间，中间一间是会议室，墙上挂满了地图，旁边一间是他的卧室，另一间是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的住房。另外还给他配了警卫员、马夫和女服务员。他单独起伙，还给他配了炊事员。
李德在指挥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凭着看地图躲在房子里指挥战斗。由于当时的地图大部分都是一些草图，误差很大，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甚远，这就给广大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比方说，他要某个部队某时调到某地去参加战斗，由于他只凭地图的距离来推算路程，而且不考虑敌情、自然条件等困难，计算不给余地，因此使得这个部队不能按时参加战斗。这样，主观和客观相分离，难免要吃败仗。
当时，只要前方来了电报，不论白天或黑夜，翻译都要进行工作。通常电台收到前方的电报后，先送给翻译译成俄文，因为李德不懂中文，懂俄文。翻译、参谋等还要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草拟简易图再送给他，经他批阅后，再送给周恩来。
1934年初，在李德的住处召开了一次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如何粉碎蒋介石的“围剿”。会上，毛泽东详细地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去年9月28日黎川失守后，应诱敌深入，以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李德等人拒绝了这一正确的建议，改变了在过去三次反“围剿”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认为失去黎川等于打开苏区北面的大门，必须设法夺回它，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主动向敌人进攻。结果，在硝石、资溪桥等据点，红军都遭受了失败。对于这些失败，李德等人不但不检查自己的战略部署，反而于11月20日以军委的名义下达了一封致师以上首长的信，指责红军“差不多全部的指挥员缺乏自觉和坚决性”。
李德曾要求撤销参加指挥浒湾战斗的红七军团军团长兼政委萧劲光的职，调往前总审查。当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向军委说明浒湾失败之责不在萧劲光后，李德、博古便以萧劲光在1933年9月指挥七十多名红军撤出遭敌人三个师进攻的黎川一事，给萧劲光扣上“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等大帽子，还要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的罪名加以处决。此案在瑞金进行公开审判，判处萧五年监禁徒刑，开除党籍、军籍。在公审之前，李德等人主张杀掉萧劲光，征求意见时，遭到了毛泽东的坚决否定。王稼祥也不同意将萧处以极刑。公审后，萧劲光被关押起来，毛泽东还派贺子珍前往探望。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话：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问题，你应该撤退，做得对。经过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同“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坚决斗争，萧劲光被关了一个多月后被安置在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直至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6月才得以彻底平反。
为了直接控制红军的指挥权，李德于1933年11月借口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和前敌指挥部之间存在“一些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会的问题”，提出将它们合并。这个建议得到了博古的支持和军委的批准（从1934年1月实行）。这实际上取消了前敌指挥部，而由李德坐镇指挥。
第五次反“围剿”中，对于李德大权独揽又不懂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瞎指挥的状况，张闻天非常着急。特别是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全盘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张闻天十分担忧，对博古、李德主观主义的指挥深为不满。
1933年11月20日，围攻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并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协定。这一举动迫使蒋介石从围剿苏区的前线部队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
这一事变应该说是抗战破敌、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机会。因为福建事变爆发之际，正是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遭到重大挫折之时。福建事变的爆发在中央苏区包围圈的东线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如果红军同十九路军能联合起来，不仅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必将破产，而且会对南京政府形成直接威胁。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只好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迅即从“围剿”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这就大大分散了“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打乱了他们的军事部署。
对此，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专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当时十九路军受到蒋介石军队的巨大压力，曾以福建人民政府的名义派人来瑞金，要求红军配合行动。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都热情地接待了十九路军的代表，促使谈判顺利进行。但是，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负责人李德、博古等对十九路军的策略置若罔闻。李德曾对博古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说那是小军阀反对大军阀，因此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他们不听在北线指挥的彭德怀的建议，也不采纳总政委周恩来的主张，而是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驻中共上海军事代表团的指示。
他们没有指挥红军东出建宁、黎川、泰宁，去侧击向延平前进的“讨逆军”，反而于12月13日决定将红军主力西调，向着赣江方向活动，去攻击永丰地域的敌人堡垒，企图越过赣江，进逼南昌。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在当时的形势下，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中国共产党内是享有比较高的威望的。中革军委机关驻扎在瑞金沙洲坝时，为了照顾他，苏区专门为他修了离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只需步行五分钟的一处住所（当时人称“独立房子”），让他单独使用。这房子共三间，中间一间是会议室，墙上挂满了地图，旁边一间是他的卧室，另一间是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的住房。另外还给他配了警卫员、马夫和女服务员。他单独起伙，还给他配了炊事员。
李德在指挥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凭着看地图躲在房子里指挥战斗。由于当时的地图大部分都是一些草图，误差很大，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甚远，这就给广大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比方说，他要某个部队某时调到某地去参加战斗，由于他只凭地图的距离来推算路程，而且不考虑敌情、自然条件等困难，计算不给余地，因此使得这个部队不能按时参加战斗。这样，主观和客观相分离，难免要吃败仗。
当时，只要前方来了电报，不论白天或黑夜，翻译都要进行工作。通常电台收到前方的电报后，先送给翻译译成俄文，因为李德不懂中文，懂俄文。翻译、参谋等还要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草拟简易图再送给他，经他批阅后，再送给周恩来。
1934年初，在李德的住处召开了一次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如何粉碎蒋介石的“围剿”。会上，毛泽东详细地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去年9月28日黎川失守后，应诱敌深入，以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李德等人拒绝了这一正确的建议，改变了在过去三次反“围剿”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认为失去黎川等于打开苏区北面的大门，必须设法夺回它，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主动向敌人进攻。结果，在硝石、资溪桥等据点，红军都遭受了失败。对于这些失败，李德等人不但不检查自己的战略部署，反而于11月20日以军委的名义下达了一封致师以上首长的信，指责红军“差不多全部的指挥员缺乏自觉和坚决性”。
李德曾要求撤销参加指挥浒湾战斗的红七军团军团长兼政委萧劲光的职，调往前总审查。当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向军委说明浒湾失败之责不在萧劲光后，李德、博古便以萧劲光在1933年9月指挥七十多名红军撤出遭敌人三个师进攻的黎川一事，给萧劲光扣上“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等大帽子，还要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的罪名加以处决。此案在瑞金进行公开审判，判处萧五年监禁徒刑，开除党籍、军籍。在公审之前，李德等人主张杀掉萧劲光，征求意见时，遭到了毛泽东的坚决否定。王稼祥也不同意将萧处以极刑。公审后，萧劲光被关押起来，毛泽东还派贺子珍前往探望。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话：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问题，你应该撤退，做得对。经过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同“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坚决斗争，萧劲光被关了一个多月后被安置在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直至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6月才得以彻底平反。
为了直接控制红军的指挥权，李德于1933年11月借口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和前敌指挥部之间存在“一些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会的问题”，提出将它们合并。这个建议得到了博古的支持和军委的批准（从1934年1月实行）。这实际上取消了前敌指挥部，而由李德坐镇指挥。
第五次反“围剿”中，对于李德大权独揽又不懂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瞎指挥的状况，张闻天非常着急。特别是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全盘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张闻天十分担忧，对博古、李德主观主义的指挥深为不满。
1933年11月20日，围攻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并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协定。这一举动迫使蒋介石从围剿苏区的前线部队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
这一事变应该说是抗战破敌、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机会。因为福建事变爆发之际，正是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遭到重大挫折之时。福建事变的爆发在中央苏区包围圈的东线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如果红军同十九路军能联合起来，不仅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必将破产，而且会对南京政府形成直接威胁。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只好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迅即从“围剿”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这就大大分散了“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打乱了他们的军事部署。
对此，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专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当时十九路军受到蒋介石军队的巨大压力，曾以福建人民政府的名义派人来瑞金，要求红军配合行动。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都热情地接待了十九路军的代表，促使谈判顺利进行。但是，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负责人李德、博古等对十九路军的策略置若罔闻。李德曾对博古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说那是小军阀反对大军阀，因此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他们不听在北线指挥的彭德怀的建议，也不采纳总政委周恩来的主张，而是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驻中共上海军事代表团的指示。
他们没有指挥红军东出建宁、黎川、泰宁，去侧击向延平前进的“讨逆军”，反而于12月13日决定将红军主力西调，向着赣江方向活动，去攻击永丰地域的敌人堡垒，企图越过赣江，进逼南昌。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