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精选十二《毛泽东与张闻天：跟着真理走》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张树德 时间:2019-12-09 点击:
第二章 进入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5）
批评的第一个对象是劳动政策。当时苏区执行的《劳动法》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左”倾中央为“一苏”大会起草的。这个法令规定了许多脱离苏区实际的过左的条文，它的执行实际造成了师傅带不起徒弟、业主负担不起职工“福利”而停业的种种不良后果。针对这种情况，张闻天于1933年4月，即进入苏区不到3个月，写了《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一文。这篇文章举出许多事实，尖锐地批评了苏区实际存在的过左的劳动政策，指出：“在目前用把‘资本吃完了再说’的政策，结果必然使苏维埃经济凋零，使工人失业，使工人的生活恶化。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代表一部分落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代表一部分工人眼前的狭窄的工团主义的利益。”它明确号召“必须同那些不顾任何情形企图完全机械地执行《劳动法》的‘左’的倾向做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批评的许多方面都指向《劳动法》本身。文章一开头就写道：“这一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 并最后得出结论：《劳动法》本身也应该有很多的修改。如果拿张闻天的这篇文章，同他一年多以前在上海所写的笼统地歌颂《劳动法》的文章相比，是可以看出张闻天的认识向着接近苏区实际方面变化的踪迹的。《劳动法》后来也确实做了某些修改。1933年10月15日，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新的《劳动法》改变了原来某些不切实际的条文。
批评的第二个对象是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继上述《检阅》一文之后，张闻天在同月又写了一篇文章《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分析了苏区经济的情况和特点，阐明了党应该采取的经济政策。他的这一文章是针对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张闻天与博古也存在分歧。博古在1933年4月15日曾发表了《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 一文，文章虽指出不能容忍“过早的社会主义的办法”，但是强调要“坚决地无情地”反对对工人利益的漠视，以及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而且指出，“资产阶级将成为我们当前的唯一的最主要的敌人”。张闻天在文章中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强调：“苏维埃政权在目前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还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用许多办法来吸引与鼓励资本家的投资。”他认为：“当苏维埃政府没有力量经营国有的大企业，那么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不能不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 。接着，针对当时苏区存在的企图消灭私营工商业的极左倾向，张闻天在同年5月26日写的《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说：“这不但是愚蠢，而且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中国革命目前的阶段上，我们不能不有资本家。我们只能经过苏维埃政权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劳动法》的执行与工人阶级本身的斗争，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但不能武力消灭资本主义与它的剥削。这种企图，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具体表现，对于中国革命是极端有害的。”
应该说，张闻天与其他同犯“左”倾错误的人相比，觉悟得早，摆脱得快，改得彻底，并在犯错误的同时，又对“左”倾路线进行过批评和抵制，从不自觉到自觉，积小变为大变，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并最后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张闻天能够这么快地认识到“左”倾路线的危害，并由提出不同的意见、抵制到公开反对，与毛泽东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34年9月26日，张闻天就得益于毛泽东关于战略议论的生动启示，运用马列主义军事战略思想，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错误问题进行了思考，撰写了有独到论断的战略论文《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不仅否定和批评了“左”倾战略方针，而且围绕“转移”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思想。
在论述转移的必要性时，张闻天说要“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
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高度阐述了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他说道：“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
不过，张闻天这一时期还没有从路线上认识到“左”倾的错误，因而不但在批评极左的文章中总还要或多或少地重复“右倾是主要危险”的提法，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例如在“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左”倾的革命形式估计上，还没有能有所觉悟。尽管如此，他在这一系列具体政策上对极左的批评，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事实、对群众的尊重。他曾经在这个时期这样写道：“如若我们党自己犯了错误，如若党与群众之间发生了冲突，党的政策不能代表群众的利益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党能够不顾一切而坚持自己的错误吗？”“在这种情形之下，党如果还要做群众的领导者，那他必须重新考虑他的政策，修改他的政策，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对一部分极左政策的批评，反映出他后来转变的端倪，同时也为后来在长征途中与毛泽东、王稼祥等共同提出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打下了思想基础和实际基础。
不过，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产生在福建事变前后，也正是这一事件使“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了明的冲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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