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获授国家荣誉称号，回顾“一国两制”难忘印象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7日签署主席令，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董建华获授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是42人中唯一一位香港人士。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董建华先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有力实践者和坚定捍卫者。他带领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以及“非典”疫情等带来的种种困难，妥善处理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董建华先生一生睿智，他在2017年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曾接受东方网总裁、总编辑徐世平的独家专访。他提到，绝大多数港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一国两制”对于国家、对于香港的重要意义。并在当时就预料到，香港首要面对的挑战是房屋供应，贫富差距以及年轻人向上流动机会等问题。他还指出，香港青年要增加对祖国的历史、文化及发展的了解。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段珍贵的访谈资料（徐世平提问简称为问、董建华回答简称为答）：

　　问：董先生，您好！我代表东方网6000多万用户，专程到香港来采访您，也向您问好。香港和上海，对于您来说，都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怀。上海留下了您在儿童时代的许多足迹。您是否可以用上海话向上海的朋友说几句话？

　　答：好的。这是我第一次用上海话接受采访，有点不太习惯。要用广东话换到普通话，再到上海话。你让我想想用上海话怎么说。我出生在上海，曾经就读在上海南洋模范小学，在徐汇区。上海可以说是我的“第一故乡”。我十一岁到香港来，广东话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说，交流沟通非常吃力。当然，后来都没有问题了。我在想，我也要好好练习，今后也用上海话接受采访。

　　问：前不久，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提到您是1937年7月7日出生的。可是，我看了您的资料，上面的记载是5月29日，这是怎么回事？

　　答：我确定是1937年7月7日生于上海。但是，过去家里人都喜欢用农历，那一天，刚好是农历五月二十九。我到香港去的时候，要登记身份，家里人就报了5月29日。香港人是不用农历的。但是，我的父亲经常提醒我，我是7月7日生的，是国耻日，你要“毋忘国耻”。

　　问：从上海到香港，您从一位“上海小囡”和香港一起成长，更成为“香港精神”的典范之一。在从中英谈判到香港回归的过程中，您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想知道，您是什么时候决定出来竞选香港特首，可以说说当时的心路历程吗？

　　答：在1997年的7月1日，我最难忘的一个时刻，就是看着英国的国旗降下来了，我们的五星红旗升上去了。当时，我作为一个60岁的人，盼望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香港回归祖国了，这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个很感动很感动。

　　我小的时候在英国读书。后来，我的父亲让我到美国去实习，了解这个国家。从美国回来之后，我父亲又让我到他的船业公司工作。1980年代，我父亲去世后，整个家业都落到我身上，当时真的很艰难，但是我们挺过来了，而且还做得不错。为家业，我们都是很拼的。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还经常带我到上海外滩，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个教育是根深蒂固的。他告诉我，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为国家民族做点什么。在香港回归前的二、三年，许多朋友劝我出来为国家做点事，后来邵逸夫先生跑来劝我，说我应该出来了，我开始还有点犹豫，但是，我想到我父亲的话，我们要为中国人做点什么，所以就站出来了。

　　我知道，做特首的责任真是很重的，因为“一国两制”是一个不可以失败的事业。所以以后的这样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每天、每天，努力、努力地工作。

　　问：在您就任首任香港特首伊始，香港遇到了从东南亚蔓延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这是您首任特首任期内的第一个重大挑战。您带领香港抗击金融风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对此，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答：1997年7月1日，我们庆祝了香港回归。7月2日，我们还沉浸在喜庆氛围里，泰国的货币就同美元脱钩了，亚洲金融风暴开始了，就是24小时以后就来了。

　　我们知道，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金融更是如此。人家打个喷嚏，我们就会感冒。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一步步加深，到了1998年的8月份，国际的炒家针对香港的联系汇率发起攻击。因为我们的汇率是同美元挂钩的，他们就想冲破这个联系汇率，那么他们可以有利可图了。同时，他们又抛我们的股票，也可以在股票里面获得好处。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头没有预想到的一个攻击。

　　8月份，我们看清楚了以后，启动了一个反击，结果我们是斗赢了，好像做了英雄一样，我们也很高兴。其实当时的风险是很大的，但总算还是做成功了这一件事情，我们也赚了很多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觉得很骄傲，我们也很骄傲。当然，这里也有运气的成分。当时，俄罗斯的金融出了问题，也影响到了炒家的利益，有些巨头无暇他顾，纷纷撤资离港。

　　香港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经济体。所以这个金融的风暴，它时时刻刻会来，这种风险是始终存在的，我们要加倍警惕。

　　问：作为香港特首，位高任重。在您的两任特首任内，您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还经历了SARS，那个时候，您感觉煎熬吗？难吗？

　　答：你问我什么事情最难忘，就是2003年SARS，一共死了300多个人。作为特首，我觉得相当难过，每天看到这些数字进来，担心得不得了。人命关天啊！这也是我八年特首经历最艰难的时刻。后来终于在6月24号，世界卫生组织说，SARS FREE，就没事了，才松了一口气。

　　在最最困难的时候，中央政府给我们极大的支持。当时，香港的防护服等医疗设施都没有了。内地当时也很困难，但是，中央调给了我们大量的医疗物品。没有中央的支持，我们很难想象，可以渡过难关。事情过后，香港经济面临巨大困难，中央政府又开放了“个人游”，对香港经济给予巨大支持。同样，在金融风暴过程中，中央政府也给我们极大支持。没有中央政府的力挺，我们也过不了难关。

　　问：香港回归祖国的这20年，也是“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实践的20年。今天，习近平主席抵达香港，说了“行稳致远”这句话。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答：“一国两制”的落实，对香港太重要了。“一国两制”事关国家大业，20年来，总体而言，香港百姓都是支持“一国两制”的。

　　对“一国两制”，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有了“一国”，才可以有“两制”。不能说，我就是关心“两制”，其他不管。我特别认同，我们既要坚持“一国两制”不会变、不动摇，也要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型、不走样。只有行稳，才能致远，香港才会有希望。

　　怎么理解呢？其实很好理解，香港人的生活，他们生活的常态啊、习惯啊，都没有什么改变的。但是，有些东西，比如，对国家、对民族，我们要开始去了解，要去更多地接触。我们不能离开“一国”去谈“两制”。“一国”是重要的政治基础。

　　“一国两制”是我们过去和今后香港繁荣稳定的最基本的一件事情，行得稳，才能致远。所以习主席今天提醒我们这件事，是提醒我们“一国两制”的重要。

　　我在这里想和大家说一句话，与习主席的每一次见面，我都感觉到，他真的很关心香港的事情，而且他对香港的事认识得好清楚。他很关心我们，很希望我们成功，希望“一国两制”成功，所以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关心我们，时时刻刻关心我们，香港很幸运。

　　问：后天，也就是7月1日，现任特首梁振英将卸任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对于梁振英，您有怎样的印象，对于他在特首任期内的工作，您又有怎样的评价？

　　答：梁振英先生做了特首以后，从2012年开始到2017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每年是超过4%的，其实是发展得相当不错的。而且他在房屋、土地、扶贫、科技、教育各方面都非常关心，是颇有成绩的。对老百姓的民生也是很上心的。

　　梁振英还是一个有政治智慧的人。“占中”这样的事情，对香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处理的时候，还是相当沉着冷静的。我在国外待过，这种事处理不好，就会流血。但是，梁振英先生处理好了，很不容易。

　　问：候任特首林郑月娥将在7月1日正式就职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对于林郑月娥，董先生对她印象如何？

　　答：林郑候任特首曾经是我的同事。她是香港非常优秀、有经验的公务员，她是香港老百姓喜欢的官员，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信任。她完全可以胜任香港所面临的各项挑战。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领导，我认为她可以带领我们去做好许多事，所以，我对她很有信心。

　　香港面对的大的挑战，第一个是土地的供应、房屋的供应，因为楼价涨得很高，第二个是贫富之间差距的问题，第三个是年轻人上进机会的问题。这些都是迫切要做的事情，这也是将来林郑候任特首要面对的挑战。

　　问：香港回归祖国20年之后，仍然面临历史挑战和历史机遇。对于香港的未来，您有着哪些展望和期许？

　　答：香港的未来要发展，“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

　　我们可以做的事都是因为有“一国两制”的优势。比如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相信在将来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在很多很多方面，香港都有特别的优势。假如我们去抓住这个机会，就可以好好去干一番。

　　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一国两制”给了我们很多的优势。比如说电影业方面，现在内地看电影的人数增加了很多。香港回归以前大家说是东方的Hollywood，那个时候香港拍了很多电影， Hollywood第一、香港第二，有的时候是香港第三、印度第二。但是拍了这么多电影，给谁看的？香港的600万人，台湾地区的2000多万人，还有海外的华侨，加起来大概4000万人左右。现在全中国有14亿人口要看电影，香港还没有把这件事好好地发展起来，我相信是有机会的。

　　所以，在国家的经济每年6%、6.5%、7%的增长过程中，香港是有一个特别的角色的。我们希望，香港可以为国家服务，同时可以对香港自身的发展起到帮助。

　　问：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提到过一个词，这就是香港需要“心的回归”，我们怎么理解？香港“心的回归”，还需要做些什么？

　　答：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爱国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家传的。比如我，父亲就一直教育我，有些事情就是铭心刻骨的。但是，对年轻人来说，国民教育、历史教育就非常重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以前不需要人教育的，我都会记一辈子的。但年轻人就不见得，也没有好好读过历史，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影响，他们自然会有疑问，这些事为什么是天经地义？他们不明白的。所以，年轻人的历史传统教育就非常重要。这个过程，是需要人去做的。只有读过了历史，我们才会明白，中国最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了不起。中国历史上有过今天这样辉煌的成就吗？大家真该好好想想。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骄傲。学习历史真的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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