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这是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的一句话。在约两年前，即1956年1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另一角度表述过相同的意思。“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毛泽东的语录中，这两句不算很著名，却非常重要，因为它反映的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考和实践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先锋党的蜕变。“治国就是治吏”，这是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的心得，那么在新中国，治国首先自然就是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他要求“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警示”，“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这与毛泽东的治党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让国家服务于社会
谢觉哉曾经说过，毛泽东是第一个与中国的“官国”传统彻底决裂的领导人。这个评价切中肯綮，任何一个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官本位”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这种决裂的非凡意义。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谈到这种现象时，他的话往往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不乏揶揄挖苦之语。他这样说过：“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普罗大众无不期盼清明的政治，所以人民群众基于朴素的情感崇敬毛泽东。但是，反官僚、反特权的斗争绝不仅是道德和审美层面的问题。共产党为什么要区别于以前的国民党？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搞官僚主义？共产党人为什么不可以蜕变为贵族和老爷？这些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
党带领人民革命，第一步是取得全国的政权。在取得政权之后，便要面对政权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切换到“主流的”术语，就是如何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中，国家不是外在强加于社会的力量，相反，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源起于社会，但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并且持续与社会发生异化”。理论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最终消灭国家，但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需要有一个过渡阶段，这时“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变革已经完成，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被废除了，于是国家就成了“反对国家本身”的了，成了“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工具。这只是理论上的论述，实现起来远没有这么容易，只能靠后来者的探索。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解决国家权力异化这个难题呢？已故美国学者弗朗兹·舒尔曼对之的理论总结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中枢是党：党领导国家，但党扎根于社会之中，通过群众路线的政治实践，党代表社会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群众意志。于是，国家虽仍然存在，但国家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服务于社会。换句话说，通过党，社会驯服了国家。这便是人民民主体制运行的内在逻辑的最简洁表述。
官僚主义是民主的死敌
党如何才能代表社会（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并且在领导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服务于社会？唯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旦出现了官僚主义，党的领导干部“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反而是“骂群众，压群众”，那么群众路线就被破坏了。连带的后果是，党不再能代表社会的意志，蜕变为控制国家机器的“贵族”或“老爷”，国家就又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赤裸裸的权力。一句话，官僚主义会瓦解掉人民民主。
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里，对官僚主义问题的认识是一步步前进的。马克思没有考虑过官僚主义的问题，基于巴黎公社的经验，他认为无产阶级政权下没有官僚机构存在的基础，公社消除了职业官僚和常备军，公职人员由推荐和选举产生，只拿跟工人差不多的工资，而且随时可以撤换，官僚化就不可能了。恩格斯认为，这样就可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但是，巴黎公社的经验不足为大国之鉴，因为它的规模小，而且仅仅在外敌压境的特殊条件下存活了两个月。苏联受官僚主义之苦是最惨痛的。列宁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十月革命前夕，他的观点还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存在官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他开始意识到官僚主义的倾向，可惜他过早去世，没能对此做出充分的思考和实践。苏联一直没能认真面对官僚主义问题，根据莫里斯·迈斯纳的概括，苏联的主导思想是，生产资料的共有制加上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就会自动导致社会主义的实现。显然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最终官僚主义这个蛀虫导致了苏联这座大厦的坍塌。
社会主义阵营的经验教训只是一个方面，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更早就开始了思考，这可能要归于他对“官国”传统的深刻认识。建国前夕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预见到，“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大规模整风运动是1951年底发起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指的便是在党政机关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三反”历时近一年，共查出贪官120.3万，其中县以上干部4029人。与该运动同时开展的整党工作持续时间更长，共开除党员23.8万人，劝退9万人。1952年初，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被处以死刑。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杀他们两个，就是救200个、2000个、2万个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呦。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
先进性、纯洁性与执政的正当性
今天我们讨论的很多问题，毛泽东当年都预见到了。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发表过一系列的谈话，其中就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此外，他还多次谈过“特殊阶层”问题。
毛泽东对党的“贵族化”倾向如此敏感，如此决绝地展开斗争，除了前述理论层面的理由外，还有实际政治运作层面的考虑，那就是党的领导的正当性（Legitimacy）问题。必须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并未认为党的领导地位有被动摇的实质性的威胁，所以他对这个现实问题的考虑仍然是理论性的。
中国的王朝政权以“天命”为正当性的来源，皇帝以“天子”之名统御万民，如果皇帝不仁，失去“天命”，人民就有权起义。进入现代，主权的载体从天（神）转移到了人民，在承认人民主权的前提下，党的不容置疑的领导地位何以成立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而且只能是：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就是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绝不允许蜕变为“贵族老爷”和“既得利益集团”，绝不允许成为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代表。
毛泽东在1965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说：“‘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人民赋予了党的执政权力，党就得时刻用行动证明对得起人民的拥护，否则后果很严重：“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官僚主义伤害党的领导的正当性，辜负了人民对党的拥护，为此毛泽东发起数次整风运动，让领导干部不脱离群众，让他们“既当‘官’，又当老百姓”。但官僚主义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对此他痛彻心扉，晚年毛泽东带着哀伤的口吻说到，“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反官僚主义到底
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前夕，《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评价毛泽东历史功绩的文章，其中说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把注意力集中到防止党腐化变质、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形成一个贵族阶层的情况发生上。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件大事。他不断向全党敲警钟，并采取了许多重大步骤及具体措施加以防范。”今天我们能从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吸取什么呢？1960年代中期以前的历次整风，都是以党内运动的形式展开的，同时也向群众开放，接受群众监督，但总体上还是以“干部批评干部”为主。毛泽东很重视这两方面的作用，1963年11月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时说，“对付贪污浪费分子，单靠用行政的办法、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要配合起来比较好些。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现在有必要在反腐败领域切实贯彻群众路线，进一步推进群众参与制度化，“上下夹攻”，必将取得更好的收效，也必将提升而不是损坏执政党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