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草原二十三年（三）（3）
来源:老知青家园 作者:逍遥 时间:2019-08-30 点击:
三、鼠间鼠疫
我在额仁草原二十余年，鼠害只在局部地区闹过，从来没有达到危害整个草原的地步。
我在额仁草原二十余年，鼠害只在局部地区闹过，从来没有达到危害整个草原的地步。
这些鼠辈挑地方挺厉害，山头儿不去，靠水的地方不搭窝，又远离湿地（沼泽），只在一定高度的平地上求生存。比如叫查干的地方，那块草场比较平坦，地势略高，一直通到外蒙古，鼠类一般就集中在这样的地形上。此类草场在额仁占地面积不过百分之五，所以鼠害构不成巨大危害。
自然界的自行淘汰真是奇妙，有一种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当鼠类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就总会闹一次鼠疫，使鼠辈大量减少。这里不是指人类中蔓延的鼠疫，鼠类间的传染病叫鼠间鼠疫。鼠间鼠疫一闹，地上就经常能见到死鼠的尸体。当然，有更多的死于洞内。
一旦发现疫情，因为怕传染到人，当然要高度重视，立即汇报到上面。上头也会迅速派人查验，将那片地区以最快的速度封锁。但也就封锁一段时间，往往是秋天发生疫情，到冬天一下雪，鼠间鼠疫不闹了，禁令也就随之解除。
这样的疫情，我在的那些年，曾经遇见过两次，有一次我曾亲身参与过抗灾。
鼠疫闹过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鼠类似乎销声匿迹，需要再过上几年，它们的队伍才会逐渐壮大，并达到一定数量，而数量到了一定程度，鼠疫又会从天而降……
1970年代末，我已经当上了司机，那是我到牧场后，额仁地区发生的第一次鼠疫。部队很快到达，将那片草场封锁。盟里、旗里的各路人马也陆续到来，车辆集中在封锁线上，没有防护设备，谁也不得轻易进入疫区。
但卫生防疫人员必须进去，上头要求调查死鼠的密度。而他们对这块草场非常陌生，必须有人带路。当时还是国营牧场，遂派出了一辆吉普车，叫我开车领他们进去，并携带了一部电台，好与封锁区外面的人联络，及时将疫情汇报上去。
我开着吉普车，风风火火来到封锁线上，只见那儿停着一辆嘎斯改造的绿色救护车，也不知道干啥用，难道死鼠需要救护？
到了跟前，有人从救护车里递给我一套防护服，让我赶紧穿好。我这才搞明白，救护车是专为拉防护服的。这副行头有些像电影里看到的潜水员，衣服是帆布外头喷一层橡胶，颜色为黑灰色的连体服，要从下往上套，拉链儿一直拉到脖子以上，脑袋上还带个帽子，脖子上的带子要求扎紧，上面附着防毒面具，面具底下吊着个空气过滤器，吸的就是从过滤器里出来的空气。尽管已是草原的秋天，外头寒意阵阵袭来，不穿绒衣绒裤已然过不去了，可闷在里面不能透气儿，不一会儿就感觉又闷又热，分量也越来越重。
加上我这个司机，一共是四个人进去，颇有种出生入死的范儿。除了防护服的严密，吉普车在进去前，也把能罩的地方都罩上，能堵的眼儿全部堵死，生怕半死的病鼠钻进来。路上除了死耗子，眼前是一片无垠的绿地，道路相当平坦，仿佛很安全。走一路停一路，只要见到死鼠就让我踩刹车，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赶紧下车，手里拿个铁丝做的框子，大约一尺见方，平放在草地上，数一数里头有多少只死老鼠，有多少个鼠洞……其中有个人告诉我，这叫测量死鼠密度的规板。测量出这两组数据后，他们用电台向外汇报。
我们围着整片儿额仁草场转了一大圈儿，从里头往边境线那儿开，再掉转方向回头。越走我越感觉浑身燥热，绒衣裤已然湿透，粘乎乎贴在肉上，简直有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可司机只有我一个，怎么着也得咬牙坚持下去。
总算完成任务回到目的地，我恨不得立刻将这身劳什子甩掉。还未动作，即有人冲我吼了声：先别脱衣服！他指挥我把吉普车开到事先挖好的一个半米深的坑中，里面是石灰水，就连车的底盘也得进行认真消毒呢！
终于，我摇摇晃晃下得车来，刚出车门，一只喷雾器已对准我，消毒液劈头盖脑喷了过来，然后又是冲水，通体被水冲过一遍后，才让我们到一边儿去，把厚重如铁的防护服脱下，将其重新扔进救护车内。一切消毒做好后，终于叫我们四个人去休息。至于统计的任务就归别人去管，我们已是筋疲力尽。
这次的印象异常深刻，记忆中，自己仍旧穿着那身沉重无比的防护服，像个水鬼，坐在方向盘后…….
四、我混入了盲流队伍
1974年前后，我们牧场的知青陆续开始了胜利大逃亡，有选送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有保送回北京当中学老师的，有父母走后门把子女弄回身边或者送去当工人的……离开草原的风一旦刮起，就收不住了，搅得人心浮动，甚至人心惶惶，都思念起了故乡，什么扎根边疆，什么一辈子革命到底全都被白毛风搅乱了，大家再也无心恋战，很像垓下之战的项羽兵营。
当时，不那么幸运被选送或保送的也开始纷纷办理“困退”与“病退”。“困退”是父母年老体弱，身边没有子女照顾，政策允许办回一个子女；“病退”则是本人有病，已经丧失了体力劳动的能力。虽说有政策条例，也不是那么好办，首先要能开出医生证明，证明父母或本人有病，还是相当重的病。
眼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离去，我只有羡慕的份儿，却毫无办法可想。那时，爸妈虽然已经回到城里，但我弟弟留在了北京工厂工作，“困退”我自然不够资格。至于“病退”，我爸被整多年，总说“活着就该知足”，我有吃有喝地呆在草原不是也该知足吗？再说，他也不善外交，让他到哪里去找大夫开证明？我妈呢，本来就是家庭妇女，认不得几个人，更加上似乎已经被整傻了，这种事儿她更办不了。还有一层，我家当时只有两间房子，我爸妈住一间，我弟弟住另一只有九平米的小房，我和插队的妹妹探亲暂时回去挤一挤还可以，如果都办回去了，叫我们住到哪儿去？这些都是解决不了的现实问题。
走不了，还能继续大有作为吗？也只能沦落到与当地盲流为伍，昏天黑地混日子。曾几何时，我们与原驻地的牧民一样，特别瞧不起那些在场部瞎混的外来户，他们夏天捡羊毛、采蘑菇，冬天拿杆猎枪四处打猎。提起他们，我们往往一撇嘴，轻蔑地说声“盲流”！没承想，我也有变为盲流的一天。
那时，剩下的知青已经不大讲出身，都有了民兵身分，陆续给配发了枪，愿意的话，可以天天扛着。我倒不是为炫耀，而是百无聊赖，遂喜欢上了打猎。我打过黄羊、兔子、老鹰，地鵏，甚至包括一只天鹅……跟抽烟一样，我上了瘾，终于和当地人排挤的盲流同流合污了。
在牧区，曾听人说过一句话：上有天鹅，下有地鵏。意思是这两种肉好吃。
说这话的不是本地牧民，是外来户，即盲流。牧民一般只吃牛羊肉，连鱼都不吃，当然不会知道天鹅与地鵏是何滋味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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