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草原二十三年(三)(2)

来源:老知青家园 作者:逍遥 时间:2019-08-29 点击:
      二、 减压之后
 
      珍宝岛战役后的1969年夏天,团部开始逐步往南迁移,在距团部几十里的南边,围着三个小山包儿大兴土木。北边山包儿划归运输连,西边是工副连、粮店、供销社等,东边属于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司政后),三个山包儿中间又盖起一大片房子,是家属宿舍。
 
      到1976年,兵团宣布解散。那片地原先属于临近的牧场,人家要求地归原主,团部又是一番折腾,开始了第三次转移,决定后勤先行,然后是司政后。


      那时,我已经当了拖拉机手。由于要把砖拆下来去盖新房,我曾开着拖拉机去过好几趟。砖拆下来后,只剩空架子,里面的废纸、文件风一刮,漫天飞舞……我不由想起战争电影中的情节:打了败仗逃跑,兵败如山倒的情景……那印象真是太深刻了,一辈子忘不掉。
 
      兵团解散的消息,刚开始对老百姓保密,直到一年多后,我们才逐步知情。解散、撤退的结局已经定了,却足足搞了三年左右。
 
      1976年,我还在工副连开拖拉机,首先知道的是运输连原先有四十多台卡车,忽然调拨出去二十余台,少了一多半儿,心里就有些犯疑:怎么能调出去这么多车,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但调车的事儿属于大生活,肉食者谋之;我是小老百姓,照样按部就班过我的光棍儿小生活。
 
      后来,又发现不少当官儿的不辞而别,说是外出开会或回家探亲,一去便黄鹤渺渺再无消息。留下的人对下头的管理也明显放松,纪律已松弛到不堪的地步,明抢虽不曾发生,暗偷却逐渐熟视无睹。
 
      木工房属于基建科。过去,曾丢过一块两米长的木料,居然当做案件处理,几乎天都被捅了个窟窿,当官儿的派人挨家挨户翻,翻了个底儿朝天,总算把这块木头搜了出来。偷的人不但开大会批判,还给于处分。没对他批斗判刑,他真该念阿弥陀佛。
 
      这会儿,我们工副连放在仓库里的羊毛丢了不老少,木工房的木料更是每天见少,有积极的去报过案,上头只象征性地派人来调查过一下,态度懒洋洋的,纯属走过场,回去后再无下文,根本没想过解决的办法。
 
      更有甚者,连对枪的管理都乱了套。枪应当登记在册,一天,突然发现竟然多出几支。谁都知道,逢多必少这个理儿,走过场查了一遍册子,发现枪号根本对不上……这么大的问题也是不了了之,没人肯去细究。
 
      形势到了这种地步,看来是没人愿意管,草民翻身得解放了。有那造反意识强的,便想对平日欺压人的官儿报复报复。
 
      运输连连长军阀作风严重,甚至有过打骂战士的行为。那日听说他复员要回老家,大家连欢送会都不曾开。第二天,他只有灰溜溜去大石寨赶火车。在这儿混过几年,却也没有白来草原一场,回去时压着满满一卡车东西:木料、羊皮、毡子……都是林区、牧区土特产。得到这一消息,大家也没搞串联,平时受他欺压的一些人提前蹭车赶到了大石寨,听说去开了原连长的批斗会,有人甚至动了手。原连长的收获除了那一车东西,还有灰头土脸。
 
      这拨无法无天的主儿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回转团部时心里也打鼓,琢磨着团部怎么也得处理他们,哪怕象征性的呢!没想到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儿竟然散化在空气之中。

 

      随着精神解放,性也在某些人身上得到解放。兵团战士正是二十多岁的年龄,青春的躁动尤为强烈。可他们没有条件,住的是集体宿舍,吃饭在大锅,连身体接触的环境都没有。没法子,只好自己找撤。
 
      原先,女生宿舍男生不允许进去。这会儿,只要两方谈判好了,在炕上拉个帘子,一边儿睡一对男女,鸡犬之声相闻,倒也相安无事。还有在野地里、草垛子上、木工房、仓库里成其好事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只要能解决性饥渴。
 
      有个男战士在邮局工作,时常在中午让他女友溜进邮局内。只在靠街的窗玻璃上挡张报纸,遮住下半扇玻璃,两人便像埋在报纸里的鸵鸟,开始在里面疯狂做爱。正是中午休息时间,难免有人路过邮局,在邮局的廊子里闲逛,看见后,又叫来几个好事者,一块儿趴窗户偷听偷看,然后广为传播。
 
      声音能听见,怎么能看见呢?原来,我们那里属于高寒地带,为挡风与御寒,门朝北开,北边都建个廊子。廊子上开个门,进门后拐弯儿,才能进邮局的门。走廊里原是黑的,可屋子里的窗户只档住半扇,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从邮局门上的玻璃往里看,外黑里亮,一目了然。这两人在成就好事,一时疏忽,竟然成为掩耳盗铃。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指导员气得拍了桌子,却也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说,怎么偏偏在公共场所搞!
 
      一对一、“一对儿红”(一对儿红是文革前后的时髦语言,指互相帮助的两个人,类似于基督教里的祷告伙伴)还能解释成为情所困,出于不得已。却有这样的女孩子,两个男的追她,她上午跟一个男的睡,下午跟另一个。
 
      有个天津籍的女兵团战士,眼睛很大,眼波流动,相当活泼,出身于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家庭,当初思想觉悟特高,别的地方不去,咬破了手指,写了份血书表决心,才最终来到我们兵团。
 
      用流血的手指写字,我尝试过,没有相当的毅力不行,手指上神经密布,疼起来够戗。有一次手碰破了,我好奇,在纸上划拉过两个字,疼得钻心,当时就不敢再继续了。因此,我特别佩服这些写血书的,当然更钦佩《红岩》中手指被反动派钉竹签子的江姐。
 
      那女生原以为能当上正式解放军,没想到只做了兵团战士,不免有些失望,但还是继续积极,第二年就入党并当上了排长。
 
      就在兵团酝酿解散的过程,她的上进心散了,春心动了,与她们团政治部主任有了一腿。这事若发生在几年前,那现役可能就要判刑,她必得下放去卖苦力。当时却没给大的惩处,只把她从政治部下放到团部直属勤务连。该连下属有司机班、炊事班等。没承想,这丫头跟个有老婆、孩子的司机又好上了。在团里实在呆不住了,遂被送到我们团,又闹出过好几起绯闻。好在兵团也快散了,回城的政策已经松动,靠她自己和家里双方积极联系,不久她就办回天津去了。
 
      家里有父母的可以办困退或病退,没亲没故的孤儿就惨了。那时,我们勤务连从保定招来过几个孤儿院的女孩子,负责照顾团级干部,打扫房间,端茶递水。她们无家可奔,也没有任何路子,看别人一个个回转大城市,羡慕得心里流哈喇子。有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儿小姚,决心使用老天爷赐给她的原始股,遂主动向参谋长投怀送抱。她与参谋长的关系成为了公开的秘密,有好事的兵团战士趴窗户看见过,但已是民不举官不究的气候,她终于被顺利地推荐上了大学。
 
      那时,我们这些插队的知青有一小部分已离开草原,有上大学的,有回北京当老师的……当初壮心不已的老知青不少也开始人心思动,想回家想得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没一天地乱混。除个别队,多数知青原先都觉得搞对象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大坏境的舆论不允许搞这个。那时候,剩下的男女也开始搞对象了,有的男大,有的女大,环境促成了就算合适。正象有个女知青说的,花开到了一定时候,谁来采就属于谁。像我这样被边缘化的,自然没人要,仍旧是光棍儿一条。有的队男女搭配很不平衡,极个别有本事的可以到临队去“抢”,绝大多数也只好如我,做孤独的倒霉蛋儿。人一旦被压抑狠了,想发散又发散不出来,看着别人出双入对,心里真比猫抓还难受。我觉得,没当强奸犯,真多亏了那么多年的无性教育,否则,前景真是不堪设想。
 
      当然,谈婚论嫁也还是要经过批准,首先得给连部打申请报告。有这么一对儿,女的正派,男的老实,向连里打了报告,却被指导员压了下来。这俩人没理这个碴儿,回北京结婚去了。后来听说,女方已经怀孕。食、色性也,到了一定的岁数,多安分守己的人,除非有病和不得已,性色都是压抑不住的。
 
      那两三年就是这么一种情况,长期的压力一旦减轻,反弹就特别厉害,人心思散,形成了怎一个“乱”字了得的局面。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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