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离队历史与当时社会背景（续完）
来源:爱辉上海知青史料文集小组 作者:韩自力等 时间:2019-08-14 点击:
第四阶段：两个结果
两个结果，指的是“大返城”和“留守”农村。
于1978年年初开始的“插队知青大返城”，其实是一个统称，它从一开始的“病退”，转而加上“顶替”、“家庭困难”，直至当年10月份后对插队知青的无条件“调回”，都应该归于“大返城”这个大类。由于部分知青对此认同不一，在调查和统计时难免会按大返城回沪的原因而将其细分了。
此外，本阶段失联的428人，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在1978年春节前转点南方农村并旋即被当地招工，仅差两三个月，就错过了“大返城”回沪，他们不想再见到“大返城”回沪的知青，这部分知青人数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二是虽然“大返城”回到了上海，却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愿再回忆插队经历，刻意回避了曾经的知青。
即使将这些人都算入“大返城”,“大返城”回沪的爱辉上海知青也不过1962人，占受调人数的46.6%。即：“大返城”回沪的知青肯定连一半都不到。
至于83名留守农村的爱辉上海知青，从另一角度透露出一个信息：插队期间，爱辉上海知青中起码有83名与当地青年在农村成婚了。当然，这不包括上海知青与上海知青的结婚和上海知青离队后与当地青年的结婚。
留守农村的83名上海知青在1979年上半年“大返城”之风过后不久，便全部按政策在当地被招工。其中也有让出招工名额给其配偶，自己仍生活在农村的。
不管怎么说，以上所谓“大返城”和“留守”两种结果，都只能算作阶段性结果。因为历年来投亲转点、招工、上学等原因“离队”的爱辉上海知青中，大部分并没有在“大返城”风中回到上海。他们后来通过曲折的路和漫长的时间，甚至直到退休后，才回到了当年上山下乡的出发地—上海。2019年7月，爱辉上海知青组织重访爱辉活动，与16名现居住在黑河的爱辉上海老知青见面，他们中大多已经不再想把户口迁回上海了。
以上表格中，除了已经把“病困独”、“顶替”、“大返城”、“失联”合并，对“留守”作了说明外，还想补充说明几点：
1、本阶段少了两个统计项目：“参军”、“病逝”，是因为这两项客观上为空白。
2、在1978年还有11人作为推荐上学，主要是一些并没有列入国家统招的中专。
3、1978年高考录取的人数比1977年增加8人达到27人，是因为对文化底子较薄的68、69届来说，有了半年多复习迎考的时间，这一点很重要。
4、原统计中1977年有“大返城15人”，实际上有“大返城”政策是1978年，当时于1977年回上海的这15人没回生产队，直接参加了1978年开始的大返城，应纳入1978年统计。
5、本阶段招工23人，投亲转点28人，人数都很少，是因为发生在不知插队知青可以“大返城”的1978年3月之前。此后，再无招工和投亲转点者。
对于“插队知青大返城”的政策，这里还想作一个分析，即它是一个渐近式松动的过程。从1978年2月到年底，短短10个月里，插队知青回城政策发生了六个变化：
一、1978年2月10日，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要求》，指出：对于尚在农村的知青，要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使他们安心在农村。
二、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话时指出：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4月初，消息传开，各地针对插队知青的病退条件开始松动，但与兵团农场的知青无缘。
三、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其中提到：工人退休、退职后，可招收一名符合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按政策规定留城。
同月，上海规定插队知青病退要由当地县以上医院开证明，到上海再复查，当地县医院一开始还认真，然后毫无例外地走后门，最后干脆发展到你说啥病医院就开啥病的证明。
5月下旬，上海市乡办联合市劳动局向市委、市革委会呈送《关于1978年-1980年统筹安排知识青年的规划意见的报告》，提出：对于外地插队青年的安置采取以下四种解决办法：职工退休、退职、死亡后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下乡子女安排工作；按政策规定继续办理病退；有特殊困难的下乡青年照顾回安排工作；对余下的在外地插队青年实行定期补助。
四、1978年6月24日，杨浦区乡办就病退回沪知青规定致函江西省峡江县知青办，文件透露上海的规定：插队知青确患有严惩慢性疾病，难以坚持正常农业劳动，且有足够病史依据，诊断明确，经县知青办审核后，双方协商处理；对已招工、升学的知青，不再办理病退；对已婚知青，原则上不办理病退，凡为病退而离婚的也一律不予办理。
五、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
同月，上海有关部门提出：适当放宽困退、病退条件，对符合规定的，计划在3年内召回16万到17万人，逐步安排适当工作。
消息传开，仍在农村的知青表示，情愿倒马桶（指当倒粪站工人）也要回上海，一部分参加高考的知青估计自已考不回上海，干脆放弃，加入病退大军。
此月回上海搞病退的知青人数达到高潮，因拍片确诊的人太多，以至于上海多家医院连拍片子的片源都断档。
六、1978年10月18日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
这年年底，上海实际上不再办理病退手续，只要是仍在农村插队的、符合条件的（没有在当地工作、上学以及与当地人结婚）上海知青都可调回。
作为占全国知青大多数的插队知青之“大返城”，在1978年年底完成了回城的所有政策许可。
补充说明一下，自插队知青“大返城”在1978年夏达到高潮时，农场知青开始提出“大返城”的要求，但1979年1月8日国务院知青办下发《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79）国青第一号通知》，规定：知青已提拔为脱干部和成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包括原生产建设兵团划分给地方的工交、基建、财贸企业）职工的，不属于下乡知识青年范畴。对退休、退职职工子女中属于上述对象的，均不得办理招工或商调。
于是有了农场知青（包括云南知青）的爆发式风波。
一个月后，1979年2月8日，根据国务院精神，上海市乡办发布《关于妥善解决外地国营农场上海知青问题的几点意见》，指出：1968年以来，上海去云南、黑龙江、江西、安徽等地国营农林场知青共20万人，至1978年底仍有13万人留场。将于今明两年继续通过办理病退、困退、顶替、调工等办法解决。
至此，全国知青“大返城”之风，由农场知青收尾，终于尘埃落定。
结尾
这是从1969年3月到1979年2月，整整10年爱辉上海知青“离队”人数统计：
在最后这个总表中，我们还是要把1978年-1979时“病困独”和“顶替”两个项目合并到“大返城”的总数中，从而弥补在统计时知青将自己“大返城”原因过于细化而造成的失误。
总之，从“一片红”到“大返城”10年，5221名爱辉上海知青经过多种方式被分流、化解。在爱辉插队的受调4209名知青中，通过“招工、招生、参军、高考”等方式“离队”的达1018人，占24.1%。通过病退、困退、独生子女政策、顶替“离队”的达399人，占9.5%。知青自己投亲转点“离队”的达722人，占17.1%。除了病逝25人、留守83人外，最后大返城“离队”的1534人，即使把失联的428人全部算到大返城里，达1962人，也才占到受调知青人数的46.6%。可以肯定地说：最后大返城离队的知青，充其量最多不超过爱辉下乡上海知青的一半。
如果从细分项目来说，不得不注意的是“投亲”转点人数，这是仅次于“大返城”人数的知青人群，达到722人，占总人数的17.1。虽说都是“投亲”，但境遇却大不一样，有的迅速得到招工、参军或提干；有的却像落队的孤独大雁，受尽了排斥和欺凌；甚至有的女知青为回到南方，无奈地通过婚姻方式“离队”，嫁给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从而结束了花季般的美妙青春。
以上所有“离队”的形式，在2019年5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新出的文集—《那人那情那命运》中都有讲述。此书由60多位知青记录了自己如何离开那片黑土地的真实经历，编者准确地将所有插队知青的“离去”分成了四个阶段。书中的一个个故事，用细腻的情节讲述了令人唏嘘不已的不同命运和情感，与本数据调查相互印证，并成为本数据调查的更个性和细节的延伸。
特别要说明的是：爱辉以68、69届初中生为主的知青中，被推荐和参加高考而获得大中专学历的人共486人，占受调知青4209人总数的11.5%。尤其是离开生产队后获得大中专学历还有449人，两者相加共894人，占受调知青总数的23.6%。这个比例已经超过文革之前1965年时的大中专生占初中生的比例。 最后，引用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时胡耀邦说的话：“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
第一、对于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建设农村、建设边疆的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作为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主要途径。至于今后城镇知识青年去农村和边疆的具体形式与办法，应该根据历史经验和形式的发展，把它搞活，讲究实效。”
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起草《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中提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失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结论是：无论从就业还是从政治上，知青上山下乡的“一片红”做法都不会再有了。但随着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我们相信：农村和城市一样，依然还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将会有真正的知识青年，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新农村的发展。当然，那将会是另一种形式，就像爱辉知青在下乡50周年重访第二故乡时，带去的那部多媒体情景诗剧《那份不了情》结尾时所说的：有些故事不会再有了，但有些故事会更精彩！
调查员名单（按姓氏笔划）：
于月珍 马正龙 马苏龙 王玉龙 王 刚 王荣宝 王晓明 王 蔺
毛爽龄 方云祥 邓其卫 朱川龙 朱妞娜 朱怡冰 朱祖怀 刘 振
江 屹 吴志强 严春熙 杜成岗 李红余 杨国平 杨建国 杨爱莲
杨理华 杨森昌 邱春芳 何 敏 张君强 陆文龙 陈友群 陈世平
陈 军 陈胜明 陈福林 邵荣英 林志翔 林建华 林振德 季之浩
金绍芳 周启准 周阿林 周建宁 周树荣 郑建平 陈宜芳 赵苏华
荣美英 胡小芸 钟蕙秀 钟德津 侯双成 施俊青 施富娥 姜爱国
姜雪贞 姚 东 姚镜明 夏 萍 顾丽雅 顾学静 钱明生 倪伟庆
徐光海 徐佩芳 高 莹 陶建义 陶萍华 黄文雅 黄钟钟 黄慧芬
曹宝平 曽文琪 董定瑾 蒋雪珍 韩凤英 程 强 童小平 裴建国
樊小云 潘耀伟 戴忠麟
爱辉上海知青史料文集小组
数据统筹 林云普 调查策划 黄建华 执笔 韩自力
完稿于2019年7月
（本文原载上海知青网，编者说明：
《知青离队历史与当时社会背景》是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在2018年组织80多位热心知青朋友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完成的一个调查数据集成，是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史料小组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归集、统计、整理出来的数据资料，是会长韩自力花费大量心血收集与知青回城相对应的历史时期的珍贵资料，根据历史进展的脉络，还原了爱辉上海知青从”一片红“到”大返城“的十年艰苦历程的长篇报告。这样一篇有数据有内容有分量的调查报告，虽然反映的是爱辉上海知青的历史，但也不失为是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发展始末的一个缩影。《知青离队历史与当时社会背景》一文分三段在上海知青网发布。感谢各位知青朋友和广大网友的关注。）
两个结果，指的是“大返城”和“留守”农村。
于1978年年初开始的“插队知青大返城”，其实是一个统称，它从一开始的“病退”，转而加上“顶替”、“家庭困难”，直至当年10月份后对插队知青的无条件“调回”，都应该归于“大返城”这个大类。由于部分知青对此认同不一，在调查和统计时难免会按大返城回沪的原因而将其细分了。
此外，本阶段失联的428人，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在1978年春节前转点南方农村并旋即被当地招工，仅差两三个月，就错过了“大返城”回沪，他们不想再见到“大返城”回沪的知青，这部分知青人数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二是虽然“大返城”回到了上海，却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愿再回忆插队经历，刻意回避了曾经的知青。
即使将这些人都算入“大返城”,“大返城”回沪的爱辉上海知青也不过1962人，占受调人数的46.6%。即：“大返城”回沪的知青肯定连一半都不到。
至于83名留守农村的爱辉上海知青，从另一角度透露出一个信息：插队期间，爱辉上海知青中起码有83名与当地青年在农村成婚了。当然，这不包括上海知青与上海知青的结婚和上海知青离队后与当地青年的结婚。
留守农村的83名上海知青在1979年上半年“大返城”之风过后不久，便全部按政策在当地被招工。其中也有让出招工名额给其配偶，自己仍生活在农村的。
不管怎么说，以上所谓“大返城”和“留守”两种结果，都只能算作阶段性结果。因为历年来投亲转点、招工、上学等原因“离队”的爱辉上海知青中，大部分并没有在“大返城”风中回到上海。他们后来通过曲折的路和漫长的时间，甚至直到退休后，才回到了当年上山下乡的出发地—上海。2019年7月，爱辉上海知青组织重访爱辉活动，与16名现居住在黑河的爱辉上海老知青见面，他们中大多已经不再想把户口迁回上海了。
1、本阶段少了两个统计项目：“参军”、“病逝”，是因为这两项客观上为空白。
2、在1978年还有11人作为推荐上学，主要是一些并没有列入国家统招的中专。
3、1978年高考录取的人数比1977年增加8人达到27人，是因为对文化底子较薄的68、69届来说，有了半年多复习迎考的时间，这一点很重要。
4、原统计中1977年有“大返城15人”，实际上有“大返城”政策是1978年，当时于1977年回上海的这15人没回生产队，直接参加了1978年开始的大返城，应纳入1978年统计。
5、本阶段招工23人，投亲转点28人，人数都很少，是因为发生在不知插队知青可以“大返城”的1978年3月之前。此后，再无招工和投亲转点者。
对于“插队知青大返城”的政策，这里还想作一个分析，即它是一个渐近式松动的过程。从1978年2月到年底，短短10个月里，插队知青回城政策发生了六个变化：
一、1978年2月10日，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要求》，指出：对于尚在农村的知青，要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使他们安心在农村。
二、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话时指出：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4月初，消息传开，各地针对插队知青的病退条件开始松动，但与兵团农场的知青无缘。
三、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其中提到：工人退休、退职后，可招收一名符合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按政策规定留城。
同月，上海规定插队知青病退要由当地县以上医院开证明，到上海再复查，当地县医院一开始还认真，然后毫无例外地走后门，最后干脆发展到你说啥病医院就开啥病的证明。
5月下旬，上海市乡办联合市劳动局向市委、市革委会呈送《关于1978年-1980年统筹安排知识青年的规划意见的报告》，提出：对于外地插队青年的安置采取以下四种解决办法：职工退休、退职、死亡后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下乡子女安排工作；按政策规定继续办理病退；有特殊困难的下乡青年照顾回安排工作；对余下的在外地插队青年实行定期补助。
四、1978年6月24日，杨浦区乡办就病退回沪知青规定致函江西省峡江县知青办，文件透露上海的规定：插队知青确患有严惩慢性疾病，难以坚持正常农业劳动，且有足够病史依据，诊断明确，经县知青办审核后，双方协商处理；对已招工、升学的知青，不再办理病退；对已婚知青，原则上不办理病退，凡为病退而离婚的也一律不予办理。
五、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
同月，上海有关部门提出：适当放宽困退、病退条件，对符合规定的，计划在3年内召回16万到17万人，逐步安排适当工作。
消息传开，仍在农村的知青表示，情愿倒马桶（指当倒粪站工人）也要回上海，一部分参加高考的知青估计自已考不回上海，干脆放弃，加入病退大军。
此月回上海搞病退的知青人数达到高潮，因拍片确诊的人太多，以至于上海多家医院连拍片子的片源都断档。
六、1978年10月18日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
这年年底，上海实际上不再办理病退手续，只要是仍在农村插队的、符合条件的（没有在当地工作、上学以及与当地人结婚）上海知青都可调回。
作为占全国知青大多数的插队知青之“大返城”，在1978年年底完成了回城的所有政策许可。
补充说明一下，自插队知青“大返城”在1978年夏达到高潮时，农场知青开始提出“大返城”的要求，但1979年1月8日国务院知青办下发《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79）国青第一号通知》，规定：知青已提拔为脱干部和成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包括原生产建设兵团划分给地方的工交、基建、财贸企业）职工的，不属于下乡知识青年范畴。对退休、退职职工子女中属于上述对象的，均不得办理招工或商调。
于是有了农场知青（包括云南知青）的爆发式风波。
一个月后，1979年2月8日，根据国务院精神，上海市乡办发布《关于妥善解决外地国营农场上海知青问题的几点意见》，指出：1968年以来，上海去云南、黑龙江、江西、安徽等地国营农林场知青共20万人，至1978年底仍有13万人留场。将于今明两年继续通过办理病退、困退、顶替、调工等办法解决。
至此，全国知青“大返城”之风，由农场知青收尾，终于尘埃落定。
结尾
这是从1969年3月到1979年2月，整整10年爱辉上海知青“离队”人数统计：
总之，从“一片红”到“大返城”10年，5221名爱辉上海知青经过多种方式被分流、化解。在爱辉插队的受调4209名知青中，通过“招工、招生、参军、高考”等方式“离队”的达1018人，占24.1%。通过病退、困退、独生子女政策、顶替“离队”的达399人，占9.5%。知青自己投亲转点“离队”的达722人，占17.1%。除了病逝25人、留守83人外，最后大返城“离队”的1534人，即使把失联的428人全部算到大返城里，达1962人，也才占到受调知青人数的46.6%。可以肯定地说：最后大返城离队的知青，充其量最多不超过爱辉下乡上海知青的一半。
如果从细分项目来说，不得不注意的是“投亲”转点人数，这是仅次于“大返城”人数的知青人群，达到722人，占总人数的17.1。虽说都是“投亲”，但境遇却大不一样，有的迅速得到招工、参军或提干；有的却像落队的孤独大雁，受尽了排斥和欺凌；甚至有的女知青为回到南方，无奈地通过婚姻方式“离队”，嫁给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从而结束了花季般的美妙青春。
以上所有“离队”的形式，在2019年5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新出的文集—《那人那情那命运》中都有讲述。此书由60多位知青记录了自己如何离开那片黑土地的真实经历，编者准确地将所有插队知青的“离去”分成了四个阶段。书中的一个个故事，用细腻的情节讲述了令人唏嘘不已的不同命运和情感，与本数据调查相互印证，并成为本数据调查的更个性和细节的延伸。
特别要说明的是：爱辉以68、69届初中生为主的知青中，被推荐和参加高考而获得大中专学历的人共486人，占受调知青4209人总数的11.5%。尤其是离开生产队后获得大中专学历还有449人，两者相加共894人，占受调知青总数的23.6%。这个比例已经超过文革之前1965年时的大中专生占初中生的比例。 最后，引用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时胡耀邦说的话：“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
第一、对于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建设农村、建设边疆的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作为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主要途径。至于今后城镇知识青年去农村和边疆的具体形式与办法，应该根据历史经验和形式的发展，把它搞活，讲究实效。”
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起草《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中提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失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结论是：无论从就业还是从政治上，知青上山下乡的“一片红”做法都不会再有了。但随着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我们相信：农村和城市一样，依然还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将会有真正的知识青年，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新农村的发展。当然，那将会是另一种形式，就像爱辉知青在下乡50周年重访第二故乡时，带去的那部多媒体情景诗剧《那份不了情》结尾时所说的：有些故事不会再有了，但有些故事会更精彩！
调查员名单（按姓氏笔划）：
于月珍 马正龙 马苏龙 王玉龙 王 刚 王荣宝 王晓明 王 蔺
毛爽龄 方云祥 邓其卫 朱川龙 朱妞娜 朱怡冰 朱祖怀 刘 振
江 屹 吴志强 严春熙 杜成岗 李红余 杨国平 杨建国 杨爱莲
杨理华 杨森昌 邱春芳 何 敏 张君强 陆文龙 陈友群 陈世平
陈 军 陈胜明 陈福林 邵荣英 林志翔 林建华 林振德 季之浩
金绍芳 周启准 周阿林 周建宁 周树荣 郑建平 陈宜芳 赵苏华
荣美英 胡小芸 钟蕙秀 钟德津 侯双成 施俊青 施富娥 姜爱国
姜雪贞 姚 东 姚镜明 夏 萍 顾丽雅 顾学静 钱明生 倪伟庆
徐光海 徐佩芳 高 莹 陶建义 陶萍华 黄文雅 黄钟钟 黄慧芬
曹宝平 曽文琪 董定瑾 蒋雪珍 韩凤英 程 强 童小平 裴建国
樊小云 潘耀伟 戴忠麟
爱辉上海知青史料文集小组
数据统筹 林云普 调查策划 黄建华 执笔 韩自力
完稿于2019年7月
（本文原载上海知青网，编者说明：
《知青离队历史与当时社会背景》是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在2018年组织80多位热心知青朋友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完成的一个调查数据集成，是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史料小组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归集、统计、整理出来的数据资料，是会长韩自力花费大量心血收集与知青回城相对应的历史时期的珍贵资料，根据历史进展的脉络，还原了爱辉上海知青从”一片红“到”大返城“的十年艰苦历程的长篇报告。这样一篇有数据有内容有分量的调查报告，虽然反映的是爱辉上海知青的历史，但也不失为是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发展始末的一个缩影。《知青离队历史与当时社会背景》一文分三段在上海知青网发布。感谢各位知青朋友和广大网友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