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 | 建议全党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认识论的文章
来源: 察网 作者:郝贵生 时间:2019-07-30 点击:
摘 要
曾经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内同志读书风气差了，读马列的风气差了，读毛主席书的风气更差了，导致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都搞不清楚，闹出许多笑话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认识论思想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来自实践为实践证明并指导实践的毛泽东思想的极其丰富、深刻的精华内容。笔者建议全党认认真真学习毛主席这几篇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作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为作者郝贵生向察网的投稿】
曾经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内同志读书风气差了，读马列的风气差了，读毛主席书的风气更差了，导致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都搞不清楚，闹出许多笑话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认识论思想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来自实践为实践证明并指导实践的毛泽东思想的极其丰富、深刻的精华内容。笔者建议全党认认真真学习毛主席这几篇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作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为作者郝贵生向察网的投稿】
笔者前几天写了一篇谈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文章《“存在即合理”正确吗？》，中心思想是要求我们对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辩证的分析，获取对事物正确与错误、善与恶、肯定否定的实事求是的认识。世界和中国当今最大的“否定”和“肯定”因素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斗争。共产党人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党，社会主义就是从资本主义这个“肯定”因素内部成长起来的“否定”因素。不正视、承认和同当今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一切资本主义的“肯定”因素即私有制及其意识形态的现象做坚决的批判斗争，能是合格的共产党人吗？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篇文章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面的文章。
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狭义意义上讲，是关于认识的来源、发展、检验、作用的学说。广义上讲，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哲学就是认识论。认识的目的就是如何获取正确的认识？如何同错误的意识做斗争？如何在实践中检验发展？如何改造世界？如何指导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实现“两个决裂”的实践，如何促进人们实践的发展，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如何推动历史发展进步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非常重视学习、研究认识论，毛泽东更是如此，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写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他自己也是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典范和楷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新的复杂的形势、目标、任务，更加需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由此才能够实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继续长征、继续革命的极其艰巨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其中三篇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完成的。最近，笔者学习《毛泽东文集》第8卷，又读到毛主席60年代写的几篇认识论文章，包括大家所熟知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结合中国当今的形势和任务，感受颇深。笔者认为，不仅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要学习这几篇文章，所有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包括高中级干部也都要认认真真学习和研究这几篇文章。正如其中一篇文章中毛主席所说：
【“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它有助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形成和制定我们党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路线，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几篇文章是1961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3年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至1965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64年的《关于人的认识问题》（见附录）。笔者概括这几篇文章重点和主要思想是：
第一，强调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主席说，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主席民主革命时期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强调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1961年，毛主席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对领导干部要求“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来的？》再次强调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主观头脑中固有的，而“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殷切希望“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
第三，强调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论的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思想。毛主席《实践论》中阐述了认识发展的总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毛主席1963年再次重申这一思想。他说：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
第四，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和最终标准。毛主席说：
【“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毛主席还说：
【“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第五，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哲学要变为群众实践的尖锐武器。毛主席说，各级党委要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毛主席还认为，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不是来自自己头脑中的某种观念，而是人民群众。
【“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路线，
【“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第六，强调领导干部要改造世界观，自觉清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
第七，强调人类历史是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毛主席说：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周总理1964年三届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引用了毛主席这句话。
第八，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要自觉运用其分析认识一切事物和过程。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第一条中指出，考察的客观性，不是枝节、实例，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就是指出要达到认识的客观性，必须自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毛主席继承列宁思想，再次指出：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毛主席在其它许多著作中多次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特别是充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不认识这个矛盾，就不能认识社会主义，就不能制定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第九，强调实践的主体是一个集体，是一个阶级，党也是认识主体。于光远同志问毛主席：
【“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且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
毛主席认为是正确的，且接着说：
【“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党）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
毛主席这里强调党是认识主体，阶级也是认识主体。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党，也就是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认识主体的阶级性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极其重要的观点。
第十，实践出真知。毛主席说：
【“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曾经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内同志读书风气差了，读马列的风气差了，读毛主席书的风气更差了，导致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都搞不清楚，闹出许多笑话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认识论思想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来自实践为实践证明并指导实践的毛泽东思想的极其丰富、深刻的精华内容。笔者建议全党认认真真学习毛主席这几篇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作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9年7月23日）
附录：第一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们是向着摸清底的方向去做，这就进了一步。省委的书记、常委、委员，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就摸底吗?如果摸底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应该说，也比过去进了一步，在动，在用试点的方法去了解情况。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又要调查农村又要调查城市，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调查的单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农村搞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搞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左右。这些调查并不都要自己亲身去搞。自己亲身搞的，农村有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就够了。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比如宝坻县江石窝的调查，就不是我们中央去搞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搞的。我看，这是他们的一大功劳。沔阳县通海口的材料，是湖北省的同志搞的；信阳的调查，是信阳地委搞的；灵宝县的调查，是河南省委的同志搞的。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们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平均有三十个生产队左右，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
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
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第二条决心大。这次会议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社两级，如果为了还债，破产了，那就再白手起家。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我看还要看。将来会出现各省参差不齐的情况，这也是不平衡规律。要看究竟哪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个省内几十个县或者一百多个县里头，也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的。
第三条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有麻城的经验，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5]，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还早嘛。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省、地两级没有像现在这么一致的认识。有个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的，不是说服的。那也是了，那个时候认识上有个距离。
关于农业，我只讲这么一点。
工业呢?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项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癞痢头就让他癞痢头。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我们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我们这次会开了二十多天，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第233—237页）
第二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1963年5月）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第320—322页）
第三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1963年至1965年）
一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一九六三年五月)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三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四
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五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2]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六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3]，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一九六五年)
七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一九六五年)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第323—327页）
第四篇：关于人的认识问题
（1964年8月）
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话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对许多事物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末对太阳与地球之间这一大块地方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们对地球上气候的变化，也不清楚，这也要研究。关于冰川时期问题，科学家们还在争论。
（于光远：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
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如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中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动物中有灵长类，猴子就是灵长类动物，但也不知道制造棍子打果子。在动物的头脑里，没有概念。
（于光远：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且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样的看法行不行？）
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地球上的水，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的时候，地球上温度那么高，水是不能存在的。《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京大学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有了水，生物才能生长出来。人就是从鱼进化来的，人的胚胎有一个发育阶段就像鱼。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事物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称守恒，后来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发电机是一个说明运动转化的很好的例子。煤炭燃烧的化学运动放出来的热，转化为使水蒸气体积膨胀的运动，然后又使发电机的转子旋转，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发出电来。
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物理学也在发展变化，牛顿力学也在发展变化。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事情往往出在冷门。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科学家要同群众密切联系，要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密切联系。
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我们身体的各种细胞都不断地在更新，现在我们皮肤上的细胞就不是我们生下来时皮肤上的细胞了，中间不知换了多少次。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
“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说到医学的时候，也非常重视解剖学。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基础上的。
细胞起源问题要研究一下，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细胞是有结构的。在细胞以前一定有非细胞。细胞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苏联有个女科学家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没有结果。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第389-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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