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时代
来源:作家文摘 作者:陈晋 时间:2019-07-22 点击:
本文摘自《作家文摘·合订本》2018年第12期
毛泽东是被他所处的时代选择为领袖的。人们习惯称谓的毛泽东时代，时间范畴是 1949年到 1976年。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中国的一个时代，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主要领导者。
四声炮响与中国之命运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四声炮响，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第一声炮响是英国人打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声炮响，把沉睡的中国从东方老大帝国的迷梦中惊醒了。为寻找出路，中国人接连尝试了许多办法。从带有传统色彩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到学习吸收西方器物技术的洋务运动；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改良，到清王朝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新政，都因为没有成效而归于失败。
第二声炮响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响的（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听到武昌起义的炮声，有一位刚从湖南农村来省城长沙读书的 18岁中学生，立刻到长沙的起义新军里当了名列兵。不久，孙中山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位青年以为革命成功了，便退出军队继续求学。这位学生当时默默无闻，后来人们都熟悉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中华民国建立后，没有了皇帝，但封建军阀们把持中央和各地政权。在中央，有人想当皇帝；在地方，则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在 1928年之前的17年间，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军阀首领，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出任过总统或国家首脑的有 7个人，当过总理的有 26个人。政府内阁变动次数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有 47次，其中最长的存在17个月，最短的只有两天。“城头变幻大王旗”，都是靠枪杆子说话。所谓民主、共和徒有虚名；局势乱得一塌糊涂，看不到尽头。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衰颓的命运。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连创建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当时先进的政党国民党，也陷入了苦闷无计的窘境。这时候，传来了又一声炮响。
第三声炮响是俄国人打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从阿芙乐尔巡洋舰上发出的炮声，传到中国后，先进分子从炮声中捕捉到新的文明曙光。率先看到这缕曙光并认它作方向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北京大学的教授。跟在他们身后下决心走俄国革命道路的年轻人中，就有来自湖南的小学教师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名言，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
要走俄国革命道路的这些人，首先想到的是建党结社。1921年 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明确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个政党成立时的领头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28岁的毛泽东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3名代表之一。代表们的平均年龄，正好也是 28岁。当时全国只有 58个党员，在 4亿人口的中国，无疑是沧海一粟。
但这个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硬是像原子裂变般爆发出惊人的能量。经过 28年的起起伏伏、曲曲折折，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创建了一个新国家。
1937年，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在延安合影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披沙沥金的悲壮历程中脱颖而出，被他所处的时代选择为领袖的。1949年革命取得成功的时候，即将担任新国家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发表了一篇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开头就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30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
事实上，在毛泽东率领的领导团队中，周恩来还曾经当过他的上级，朱德则始终是军队的总司令。但早在新中国成立前 14年即 1935年起，这些战友们便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的胆略、智慧、才能和见识，是他们所不能及的，因而他的地位和作用是党内别的领导人无法替代的。属于毛泽东领导团队重要成员，在毛泽东逝世后开创一个新时代的邓小平，说得更透底：“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第四声炮响是中国共产党打的（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礼炮声）。为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 28年来的奋斗历程，开国大典一共放了28响礼炮。
礼炮和烟花消散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社会巨变，便属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故事了。
在时代使命面前
旧中国是毛泽东时代的前序和产床。
新中国是毛泽东时代的正文和舞台。
新旧中国的时间分界点，恰恰是 20世纪中叶（1949年）。毛泽东简单明了地概括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
上半个世纪为什么要搞革命？从 1900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到 1931年开始的长达 14年的抗日战争就是明证；虽然没有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没有摆脱封建经济制度的剥削和封建意识形态的桎梏。在旧中国搞革命，为的是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下半个世纪搞什么样的建设？早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就确定下来这样一条建设思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头几年，搞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经济目标是实现工业化。1956年构筑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后，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所谓全面建设，就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方方面面。经济建设方面的目标，则逐步以现代化代替工业化，毛泽东的具体概括是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国防，最终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而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局面。
1960年，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
1960年 5月 27日，刚刚卸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副总司令的蒙哥马利在上海见到毛泽东时，着重询问毛泽东对当时的国际局势的看法，毛泽东在回答中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他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蒙哥马利说：“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现在的情况是，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
毛泽东说：“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就不可能改变局势”。“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蒙哥马利说：“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毛泽东说：“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那代人是带着过去惨痛的经历和教训进入新中国的。在此前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抗日战争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这就使毛泽东时代的治国理政，始终把独立、自主、安全、尊严摆在突出位置，并且有着挥之不去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
毛泽东、周恩来在第一届人代会上
新中国面临的主要课题或者说肩负的历史使命，大体有这样几个。一是巩固新政权，刷新旧国风，通俗地讲，就是通过社会改造让新中国“立”起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得住。二是按既定目标，让新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要为中华民族赶上时代潮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构筑基本制度，提供政治前提，开出新的航道。三是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变长期以来“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四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寻找一条可行有效的道路。
这四大课题，也是四大任务，环环相扣，相互交织在一起，主题词就是两个字：“建设”。所以，今天的人们把毛泽东时代称为“建设时期”。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全新的时代要求。由于没有经验，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摸索着尽最大努力去做，去问，去学。
于是，我们看到，1949年 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学习清单，包括苏联的国家组织、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教育、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组织四个方面，一共 30个细目，大到怎样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小到实行什么样的税收制度，乃至学校课程的安排。
1952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 1961年 9月 24日同蒙哥马利谈话时，毛泽东是这样表达的：“搞社会主义还要积累经验，苏联、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经验，我们都愿意接受。”在同西方国家交往很少的情况下，接受他们的建设经验，显然缺少渠道，很不现实。但毛泽东还是心向往之，对蒙哥马利说了一个实例：“办工业，我们也很愿意问你们。我看过一份报告，是我们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以后回来写的，很有趣味。他们说，看到你们的一些工厂，并不富丽堂皇，房子也不整齐，但是做出来的东西，质量好。”蒙哥马利问：“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回答：“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问苏联。”
问苏联固然好，可不久又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最后只能是问自己。问自己，实际上就是在实践中摸索着去做。毛泽东曾感慨说，“建设比革命更困难”。
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
道路、梦想和传奇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梦想，时代的灵魂性人物就是要带领人民寻找到一条实现梦想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 1961年 9月 23日和蒙哥马利的对话中，便牵出“道路”和“梦想”这个话题。
关于道路，蒙哥马利问毛泽东：“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对此，毛泽东没有作答，只是说，“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12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看来，他觉得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完全摸清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真正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关于梦想，蒙哥马利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做得很不错，“再过50年，你们就应该了不起了”。毛泽东的回答是：“做了一点，还不多，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譬如50年到100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正是受到这次对话的启发，毛泽东稍后把实现梦想的历史进程概括为：“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
从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第四声炮响”算起，100年就是 21世纪中叶。今天的中国，已经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并在这条路上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人们的感觉中，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这个梦想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进步大大延伸和提升了。已经不只是毛泽东时代苦苦追寻的工业国、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或四个现代化，而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刚刚确定下来的奋斗目标，实现的时间节点，依然是毛泽东构想的21世纪中叶。
责编：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