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伟大实践者（上）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作者:宇宏时间:2019-07-11 点击:

一般都认为，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思想提出来以后，他将刚刚回国的儿子毛岸英送到陕北农村参加劳动锻炼，是最早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实践，建国以后更在全国推广开来。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但并不全面，因为这种说法恰恰是忽略了这一思想的提出人——毛泽东自己。毛泽东不仅提出了这一光辉思想，也是具体实践者；而他的社会实践，正是形成这一思想的根本原因。

一、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立志救国”

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儿子，小小年纪就开始接触生产劳动，他8岁进私塾，因为对学习有很高的悟性，常常做出一些让老师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他前后经过了六位私塾老师的教导，眼识心记，进步很快，十三岁时就已经帮助父亲记账了。再大一点，毛泽东进了东山书堂。在东山书堂他看到一本名为《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第一句话就是：“呜呼，中国其云亡矣！”（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49年8月版第24页）。毛泽东后来说，正是这个小册子，使他知道了中国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知道了中国社会黑暗、劳动人民饱受压迫欺辱的现实，这使他意识到中国的危亡，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开始接触时事政治。他还读过《世界英雄豪杰传》，他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时间……”（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49年8月版第26页）。1900年2月，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一文，通过少年与老年的性格对比，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少年强则中国强！梁启超或许只为发表一通感慨，但他绝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正在毛泽东身上应验。毛泽东少年立志，以救国为自己的责任，他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毛泽东18岁时正是辛亥革命爆发期间，他离开东山书堂到长沙当了“革命军”的新兵，他在军队里交了很多朋友，特别与出身劳动家庭的兵士很谈得来。同时，他用自己的军饷买报纸，看到了评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是个好办法。当兵不到一年，他决定继续求学，部队长官因为他有文化，官兵关系好，一再挽留他，但他还是离开了军队。回到长沙，毛泽东几乎天天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里，用他的话说：“就像牛进了菜园子”（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49年8月版第65页），不管什么书都看，特别是刚刚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历史的、地理的、哲学的、文艺的、科学的、理论的等等，时间不长，就将图书馆的藏书都读了个遍。他过了半年这样清贫而苦读的“图书馆生活”。进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后，毛泽东更以自学为主，博览群书，集中精力研究他最关心的“改造中国”的问题。这时期，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殖民中国的时期，毛泽东的校园生活也受到这种社会乱象的影响，但他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面对。他在学校里组织进步同学成立了新民学会，自办学报，宣传新思想，同旧传统观念进行斗争。于是，毛泽东逐步成为学生领袖，而第一师范学校也成为湖南社会活动中心。这时期，毛泽东认为要想承担改造社会的任务，没有一个强健的意志体魄是不行的，所以他有很多锻炼身体的办法，譬如日浴、风浴、雨浴、练嗓子、爬山、游泳等等。还有就是他自创的体格锻炼项目——游学——即利用学校放假期间，徒步游历各县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第一次游学，他和同学不带分文游历了长沙周边的宁乡、平江、浏阳等五个县。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次社会调查。到了夏天，毛泽东邀约蔡和森又一次“游学”，这次走的更远，绕着洞庭湖周边的湘阴、益阳、岳州等地走了近二个月。通过游学，他不仅了解了地方民俗，也对农民的生活状况，特别是经济状况有了初步认识，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这为他以后的社会调查取得了经验。

二、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代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于1918年6月在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即与蔡和森等人组织学生到北京预习法文，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自己则不准备出国，他认为留在国内比出洋留学更有意义、更有利于研究中国问题。在北京，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不仅方便他阅读各种书籍，也有机会接触当时思想活跃的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尽管当时毛泽东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各种思想倾向，如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眼界开阔了，思想境界也得到很大提高。他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写道：“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毛泽东就是这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毛泽东送走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回到长沙，正好是“五四运动”的消息从北京传来，毛泽东立即组织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会刊——《湘江评论》，与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等遥相呼应，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科学、新文化的进步刊物。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长文，号召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毛泽东成为青年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开端。

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叫张敬尧，在湖南做了很多坏事，还查封了《湘江评论》。毛泽东领导学生进行总罢课，还组织代表团到北京请愿，发动了一场声震全国的“驱张运动”。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他这次在北京阅读到了许多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毛泽东后来说，当时能找到的翻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很少，但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三本书，即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一版第131页）。从此，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

这时是1920年，毛泽东时年27岁。

三、毛泽东成为大革命时期工农革命运动的领袖

按毛泽东的说法，五四运动虽然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是，“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第693页）“五四运动”仅仅过了一个月，就爆发了“六三运动”，上海大批产业工人和商人以罢工、罢市的方式声援学生运动，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反对卖国政府在“巴黎和约”签字的浪潮。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是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第693页）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那就是五四运动开辟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分别成立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等组织，开始有意识地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以后，就担任了湖南省发展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仅仅一年就在矿山、铁路、工厂及职员中建立了二十多个工会组织，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为改善工人的待遇、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毛泽东先后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斗争，大部分罢工都取得了胜利，对全国工人运动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1925年，已经担任了共产党中央局秘书和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因病返回湖南休养。回到湖南的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纠正之前重视工人运动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积极发展农民运动，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回到广州，毛泽东不仅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政治周报》主编，同时在共产党内负责农民运动工作，担任了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不顾陈独秀的反对，于1926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第3页）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首次提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等问题，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状况做了一个清晰的辨析，使人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有了清醒的认识。

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奉派回到湖南领导农民运动，他在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和湘乡等五县的农民运动之后，向党中央写出了调查报告，此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运动，支持农民重新分配土地的革命要求，并以实际调查情况论证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正确性。这个报告遭到陈独秀的强烈反对。陈独秀害怕工人运动，害怕农民运动，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一味地妥协投降，最终导致大革命运动失败。而毛泽东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提出了“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表达了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在经历了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和粉碎国民党“围剿”等残酷斗争之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担任了首任共和国主席，成为中国土地革命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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