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先生远行了
来源:解放周末 作者:徐芳 时间:2019-06-26 点击:
从今天凌晨开始，淡淡的哀伤和深挚的关切，在朋友圈刷屏。有他弟子陪伴到最后一刻，在3点38分发出先生复归平静安详的生命轨迹线。亦有先生友好发给我的先生保姆胡女士的微信通报。一个并不算伟岸、但绝对姿态动人的身影，远离语文世界，远离了热爱和默念着他的人们。
作家、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徐中玉先生，凌晨3点35分在沪逝世，享年105年。
我们在此，以朝花时文上两篇深入到徐中玉精神世界和晚年生活状态中去的文字，对先生送上纪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徐中玉先生便是一个人生的健行者。因为这意味着要能够超越自我的苦难，拥有一种坚定、坚毅和坚强的情怀。
其实，这正是先生口耳相传的“长寿秘诀”。但在所有“取经者”看来，这不也正是先生的“人格魅力”之所在吗？
跨入2017年，徐中玉先生又“长”了一岁——103岁了。
然而，他却一点儿也不像103岁的长者。
他还要走。送别来访者要走到楼梯口；去长风公园，一级级走到楼底，才坐上轮椅，遇到老友——公园门口的熟人们，扬手热情招呼。
他还要读。保姆阿姨说，他路过什么店，看见飘扬店招，或者门口贴的对联，甚至看见别人手里拿的书，他常常要停下来，念一念，笑一笑，就很开心。
他也还要笑。那永远年轻且“挺拔”的笑容，不长皱纹。有位作家曾如此感慨形容：“那就是灿烂！”
无用之用，最终有用
为学
1934年，19岁的徐中玉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
彼时的山大，校长杨振声，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外语系主任梁实秋，人才济济，大师云集。梁实秋先生著有《酒中八仙》，记述当时一干旧友的风雅逸事。
徐中玉与叶石荪先生最为亲近，越近晚年，提及叶石荪先生的次数就越多。
后来出了名的“徐中玉的卡片”，正是受了叶先生的影响——他从大学三年级就开始做卡片，那是上叶先生的课，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被训练出来的“习惯”。
两张纸黏在一起，一张卡片上能写两三百字，然后按问题分门别类，放在抽屉里。做卡片的好处是什么呢？徐先生解释：“首先，抄写过程是记忆过程，做过卡片后印象很深；其次，卡片分类过程是思维整理过程，这就训练了思维，对做学问大有好处。”“材料丰富，写出来的文章有大量的实例引证，才能有说服力，没有资料积累写不出有价值的文章来，言出无据就信口开河，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
先“反右”后“文革”，20多年间，徐先生被剥夺了研究、写作的权利。逆境当中，他在扫地除草之余，“新读700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1000万字”。
“文革”时候抄家，两三千万字的卡片就堆在家门口，没人理会。徐先生心中偷着乐：“其实它们才是我的宝贝呢。”这些造反派抄家也不要的“无用之用”，最终还是有用的——因为丰厚的学术积累，他顶着“右派”的帽子还被选入了《辞海》编辑组，后来所编著的许多作品，都得益于这些卡片。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为师
华师大中文系教授方智范，在多年后，仍“怯怯”地回忆自己跨入华东师大的大门时的情形：
“那是1978年的7月，天气炎热，我们几个获得研究生复试资格的‘老’考生，在系办公室的老平房里，接受面试。
面前坐着一排古典文学专业的老师，中间一位，主持这场面试的，就是我从学生时代已闻大名的徐中玉先生。考试采取抽签的办法，我抽到一道关于元人散曲的题目，因为没有读过这支曲，先自胆怯了几分；先生连连发问，我心中一慌，更加语无伦次，额头汗珠淋漓，拼命挥动手中的折扇，却毫无用处。我只得回答‘没读过’，先生一笑，就此放过了我。后来我被录取了，但从此在系里见到先生那挺拔威严——当然是‘威而不猛’——的身影，头脑中就会映出面试时的尴尬一幕，顿时生出几分畏惧心来。”
许多学生，亦对徐中玉先生有相似的印象——如古人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形容，那是对君子的一种礼敬。
南帆眼中的先生，“视野开阔，学识渊博”。至于盼望已久的“名课堂”是这样子的：“油漆剥落的地板，几架子书，一张不大的老式书桌，一摞一摞的学术杂志，徐先生的书房一直如此简朴。几个研究生坐在沙发上，每人捧一杯热茶，上课就开始了。徐先生的课多半是引导我们围绕某一部著作，进行充分的讨论，见仁见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观点，甚至互相争辩。徐先生从来不限制学生的思想。”
在那时的校园里，很多同学看见，徐先生拎一个包，一路带风疾行，犹如神行太保。在教授殷国明看来，那几乎等同于“一路小跑”：“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徐先生瘦高嶙峋，行步如飞，再加上那独特的走路姿态，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忘记，他有如此的身姿精神。”
以文化人，发古启今
为教
做一个为学生敬重的教师不易，做一个在教育界享有盛誉的学者更难。而徐先生能从教育的本质看待各种人和事，并且直道而行，执著追求，置毁誉于度外。
《大学语文》现在已是一门尽人皆知的大学本专科的公共基础课，解放前曾名为“大一国文”，新中国成立后被取消，从此整整中断了三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任华东师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先生和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联合发起倡议，于上海召开了全国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把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推向全国。
曾经，他痛心疾首地呼吁：没有这个课程，导致了大学生失去了解我国自身文化的机会。而在先生心中，“以文化人，发古启今——此为人文”，他力图以这一课程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熏陶滋润，提高对国家、社会的热爱与责任感，成为有思想、有热情，求真务实的人才。
于是，他为教材定下的宗旨是：一、增强人文精神的培育。二、看到人和人格的力量。三、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势，获得启发，利于创新。四、优秀文学作品的精彩描写提供了美感、愉悦和享受，既能陶情养性，也能提高鉴赏力和写作水平。
为此，《大学语文》 教材打破了按文体编写的惯常体例，改为提炼若干人文专题进行编排，所选又多为中外文质兼美的文学名篇，突出人文教育这根主线，更有时代特点。
30余年后，面对“军功章”——《大学语文》目前已经修订了十版，至今起码发行了3000多万册，受益人群更是无可计数，更无可计对嘉惠后学的影响……徐先生在给友人的信里依然清醒、谦逊：“很多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将大学语文的学科发展不断完善起来……到现在不能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方法已经很合理了。老实说，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教学的方法上，毛病还是很多。”
早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大学语文》，修订却可能在永远未完成的状态。只因先生反复强调，“兹事体大，责任很重”。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为人
2013年11月7日下午，徐中玉先生在阳光明媚的书房里，迎来了当年他的关门弟子（86级硕士研究生）张建永、李裴、吴炫、朱桦、谭运长。百岁的徐先生，又给他们上了一堂意义独特的课。
五杆烟枪如同当年一样吞云驾雾起来，徐先生还频频给他们散烟。那是“红双喜”吧？对于先生来说，烟就是烟，无所谓牌子名头，就像穿衣吃饭，能普通则普通，“穿暖了，吃饱了，除此不做要求”。
他在生活上的节俭，与在工作上的勤奋与不懈努力，恰成鲜明的对比，也与他对待他人与社会的慷慨大度，恰成鲜明对比——那之前，他刚刚捐给了母校五万本个人藏书，以及差不多是一辈子积蓄的100万元，成立了中玉教育基金，以资助贫困学生继续学业。
先生曾多次提起过，他出身清贫的中医家庭，以两个姐姐的辍学，给袜厂摇洋袜,才得以勉强上了师范学校，其间还去做了两年小学老师，才结存了上大学的费用。他叹及：师范科正是穷人子弟接受教育的“方便之门”。即便百岁高龄，他仍不忘为后来者把这“门”再尽力推开一点。
中学、大学皆为先后同学，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又共事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友钱谷融先生，每每提起徐先生，从来都是赞不绝口：“教书育人”、“道德文章”！
“反右”时徐先生被批判，钱先生劝他不要一味硬顶，硬顶无益。但徐先生却答：“我横竖横了。”到了会上，每当批判者的发言中有不合事实、乱戴帽子、大言吓人的情况时，他都据理与之争辩，以致后来被定为“极右分子”。即便如此，徐先生还是不“悔改”。动荡岁月中的一次批孔大会中，他听了一些发言后，忍不住站出来称赞孔子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结果被当作“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又遭批斗。
他正色言之：“我就是不怕那些混蛋”。那其实是一种九死而不悔的人生表态——不遮掩，不迂回，不屈就，那也不仅只是语言的风格，更构成了一种人生姿态与精神风骨。
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徐先生便是一个人生的健行者。因为这意味着要能够超越自我的苦难，拥有一种坚定、坚毅和坚强的情怀。
其实，这正是先生口耳相传的“长寿秘诀”，但在所有“取经者”看来，这不也正是先生的“人格魅力”之所在吗？
记者手记 · 他的笑里有阳光
去年中秋节那天，我带着两盒月饼，去探望两位德高年劭的老师，102岁的徐中玉先生和98岁的钱谷融先生。
先去徐先生家，依旧是老楼、老房，连装修都没有过。踩着吱嘎作响的木楼梯，上达三楼的老地方，还未敲门，门就自动开了。可能因为事先约定了探访时间，也可能因为木楼梯放大了我的脚步声。更让我吃惊的是，徐先生就侧立在保姆阿姨的身后，那样笑着……
前不久的一天去拜访先生。那是一个灰暗冬日的午后，我在他的笑里，仍然看到了太阳，在窗帘的后面，在书本里，在他的寒暄里。
我说：“先生，您好。”他笑着说：“我不好，我还要再努力；你好！你好！”
他的书，几乎布满了所有的房间，就像他的笑容，也就像阳光：使来者受到的都是鼓舞！
徐中玉谈治学：
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只是“书斋之学”
古代文论绝不是书斋中的学问，需要面对文学现状，关注自己所处的时代。我在研究古代文论的时候，往往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打通了古今来谈，希望对现实有所裨益。我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只是“书斋之学”，只是纸上的空谈。
比如我的《论“无胆则笔墨畏缩”》就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领域的战战兢兢、不敢放言有感而发，认为叶燮所谓的“识明则胆张”是创作自由的最佳注脚，希望大家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创作真正自由的作品。又如我在《论“言必中当世之过”》中认为苏东坡提出的“言必中当世之过”是救时济世的良药，因为他不仅要求作家作品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进行批评、揭露，更重要的是要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以纠正错误，医治国家社会的毛病，为人民谋福祉。《“惊四筵”与“适独坐”》这篇则是辨析和议论“惊四筵”往往不如“适独坐”的原因，前者如大跃进时的“放卫星”，动辄号称亩产五万斤十万斤，引得一片叫好，事后却发现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后者则因为用平静、朴质的语言道出真实的道理，不追求虚假的效果，可能一时得不到好评，却能经得起检验，最终得到首肯。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对于哗众取宠的言论和作品不该瞎捧场，不该人云亦云，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头脑，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搞文学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的体系，或高谈一套一套的理论，或服膺五光十色的主义。凡一种流行过的体系，总有某些见解，或比较新鲜，或比较深入，或扩大了原有视野，不能一概地否认、排斥。但由于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这类思想体系往往只能在局部起到开拓、深化的作用，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将之奉为金科玉律。没有一种理论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文艺研究不能搞教条主义。更何况一种学说往往因急于构成体系，忽视或抛弃了很多不符合它设想的东西，这也是值得人们警惕的。在这里，我愿意再次强调兼收并蓄的重要性。
兼收并蓄就意味着要博览群书，研究文学理论不能不读文学作品，不能毫无创作体验，也不能只读文学理论的书籍，哲学、历史、心理等知识都不可或缺。兼收并蓄也意味着要向外国学习。研究生阶段我研究的专题虽是宋代的诗论，但我仍同时读了莫泊桑、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外国作家的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虽然看得毫无系统，但仍觉得颇受益。在理论方面，黑格尔很有逻辑，也有许多深刻的见解，我愿意读，但有时感觉过于抽象、枯燥。同样是德国人，歌德的谈话录就亲切舒畅得多，歌德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他们的并存很有意味，用不着给他们强分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