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留下的启示
来源: 30号院 作者:景荣宝 时间:2019-06-25 点击: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自一九六九年初组建，至一九七五年七月撤销，仅短短的六年多时间。尽管时间短暂，但在江苏农垦史、农场史上留下了不能忘却的沉重记忆。
“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是在具有较好生产、管理基础的江苏农垦及农场基础上，实施军人管理，改变建制而成。这段历史既是以军代政，又和“文革”、知青“上山下乡”结合在一起。人们究竟该怎样认识它，给我们和后人留下什么教训？我觉得它不仅对指导农垦、农场工作，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有着启示和警戒作用，意义是重大的。
下面，以一个团（场）为主，结合面上的情况，作一些分析。
一 . 军队地方干部矛盾突出，关系紧张，直接影响工作的开展。
地处盐城地区射阳县的江苏省国营新洋农场，组建兵团后为二师十二团。我于六六年新洋农场开展社教运动时，即于该场社教团任职，“文革”高潮时期的六七年及六八年，由盐城军分区实施军管，我任场生产办公室政工组长，后在场政治处工作。亲历了生产建设兵团十二团的组建过程。南京军区和省政府组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命令，是在六九年春节期间（二月份）下达的。当时全场干部、职工及知青虽感突然，有些不知所措，但在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等宣传影响下，都希望组建兵团后能把农场搞得更好。带着一份喜悦，憧憬着兵团建立后能够成为正式军人，享有解放军一样的待遇。知青还真欣喜万分，盼望着改变身份，能够发军装，佩戴红领章、红帽徽。随着命令的下达，负责后勤的几位军人和财会人员，立即到达农场。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一、接管财务。原账务冻结，便于建团接收工作的展开；二、为团领导的到来安排住处和办公地点，同时确定司、政、后办公室。并对农场原机关办公及居住用房，作出调整按排。新洋农场场部不仅有较好的办公区域，一前一后两排办公用房。还刚好有四幢外貌酷似部队营房，每幢五间，带有三层台阶、外走廊，建造标准较高的平房。是六0年左右为原盐城农垦分局，准备从盐城搬迁至新洋农场而建的。后因各场反应，农垦分局如搬至新洋农场，其他农场要到分局办事，同样需要到盐城再转车，所以更不方便。那时可没有小车，一般干部外出办事，只有乘坐公共汽车。因此，农垦分局也就一直未搬。四幢房子中的东边前后二幢，有三、四间作为临时办公和会议室用房（如“文革”军管时，场生产办公室即设置于此），其余为招待所使用。西边的前后二幢，除二、三间作为一时无住处人员的临时安排之用，其余仍为招待所放置杂物和接待会议备用。来到的部队干部看到后立即明确，这四幢房子除三、四间，拿出作为接待和陆续来团军人、干部临时住宿用房，其余均作为将来团领导的住所。兵团组建前，场领导和一般干部住着同样的房子，如老干部后即任副团长的原场党委书记，也一直住在普通房子里和一般干部相邻而居。没有一个场领导去占用那几幢房子，场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部队对机关办公用房，也按团领导，司、政、后三部门分别作了划分，特别是对领导的办公室明确作了优先安排。机关里的同志看到如此情况，在搬调办公室的过程中，一个个都未作声，顿时感到部队的等级森严，意识到即将发生的变化，似乎思想上已经有所失落。其他场有新洋农场这样条件的不多，一下子要安排接纳，突如其来增加的一整套领导和部门班子干部的住宿办公，形成的困难矛盾可想而知！
兵团组建期间，部队和省直机关抽调的干部，先后有四、五十名来到十二团。有的是一人前来，有的是举家或仅带个家属前来。任职工作安排均在机关和医院、学校等团（场）直单位。营（分场）只有任营职的部队干部，营直一般职务和连队（生产队）均无部队和省直机关抽调的干部。从团职到司政后、营，一律有部队干部任正职，少数地方干部任副职。原场直机关除财会、农技等保留了一些专业干部，年纪较轻的其他科室干部，都在以后的连队（生产队）组建中，放到基层担任指导员等连职。原来的场领导，只有主要领导被任命为副团职，其余场领导及年纪较大的科长、主任，大部分一直闲置在旁，很多到兵团撤销再未任职。出于无奈，也有一些干部自找门路调离农场。如场政治处四名干部，一位较为年长的主任被丢在旁一段时间后，调回了家乡，其余的均下到连队。腾出的职位，全部安排部队及省直机关抽调来的干部及家属。这样，全然没有了团结地方干部做好工作的样子。农场原有老干部，绝大部分是解放战争、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们都是解放初期响应和执行中央、上级屯垦戍边、开发滩涂，为建设新中国来到这里的。他们不畏艰辛、奋斗拼搏，对农场垦植开发作出了贡献！而且江苏农垦口子各农场的生产管理、经营状况，总体上是较好的。但是兵团刚来到的领导，有的口气傲慢，趾高气昂，对原农场工作指责较多。使农场干部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看法。原那么一点儿欢迎组建兵团的心理，逐渐变成了不满和怨恨。这时兵团虽然刚刚组建，可部队和地方干部，特别是与农场干部之间的矛盾和不团结，已埋下了根子。
兵团组建后的六年多时间里，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始终未捏成一个团子。部队干部单独存在管理的一条线，这不可不说是兵团干部管理的一大败笔。广大地方干部，感到了被边缘化。总觉得部队干部是临驾于自己头上，甚至觉得是一个盛气凌人、发号施令的特殊群体。并且待遇也不一样，那时物质供应还较紧张，如食糖等部队常有内部分配，地方干部却没有。这种不能一视同认的做法，引起不小的矛盾。我就看到这样的场面，部队干部在后勤处分糖，一位地方干部的副团长，走进去说“我的呐！”分糖的部队干部呆住了，那位副团长严厉地说：“生产建设兵团同样的团长还有区分？别拿人不当人！你们去查查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你们还在那儿？”这事闹到师部，也只好补发一份了之。最典型的就是当有部队干部，在利用职权犯有奸污女知青等错误时，进行帮助处理，限定在部队干部范围内进行，不让地方干部知道和参加。十二团也有类似案例，帮助教育地点放在团部机关办公室后面一排房子的小会议室内。当时机关办公室内不能参加的农场和省直机关抽调来的干部，一个个嚷嚷着什么“家丑不可外扬！”、“脸没处搁，只能关起门来不让人知道！”等等，极尽讽刺挖苦。农场干部普遍资历较老，他们对出现的问题，是敢于向上反映和提出意见的！这就无形地成了一支监督的力量。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比起云南等兵团，总体情况要好一点，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原因。
二、军事化管理不切实际，缺乏负责精神，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生产管理实行军事化，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兵团刚一建立，为适应军事化方式的转变，对行文格式、用语，还给地方有关干部、文秘人员，举办了业务讲座。本文作者也亲历了这种培训。突出强调“坚决执行命令！”、“根据首长指示！”等用词；农业生产的一些用语，即被“突击”、“会战”、“战斗”、“战役”等军事术语所替代。如“搞好三夏生产工作”、“完成农田水利任务”，写作“打好三夏会战”、“夺取水利战役全面胜利”等，要求能够反映出部队特征和战斗气息。不讲科学生产规律，命令主义就曾闹过这样一个笑话。一九七0年六月中旬，一个营（分场）的几个连队遭冰雹袭击，有的田块特别严重。原来生机勃勃，已经长出几片幼嫩绿叶的棉苗被打成了光杆。团领导带着一帮人去检查，营里干部请示怎么办？立即命令耕掉重播。在旁时任副团长的原场领导当即建议说，耕掉重播不行，因为农时已过。棉花的播种期是在五月初，现在播种到收获期只能长成一片绿叶和嫩桃子。只能采取从别的田块移苗，或抢种晚大豆等作为生产补救。但终究不能改变首长的决定，造成了损失。为了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兵团要求增加粮食生产计划。一些团（场）只能不切实际地尽力压缩减少经济作物，有的团场盲目地把已属稀有资源，每年并不需要多少投入，收获大、产值高，生长茂密壮直芦苇的芦苇田（湿地），耕翻改种水稻等粮食作物。由于水利、种植要求等跟不上，不仅粮食作物种不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破坏了生态。七一年当时还是以种植棉花、麦子为主的十二团（新洋农场），大力推广套种蚕豆，以增加粮食（蚕豆）产量。一些贫瘠缺肥的田块，不仅蚕豆种不好，还影响了主播作物。由于夏收、夏管、夏种，农活量增大，农时茬口紧。大量蚕豆还来不及收获晒藏，就遇到了连续阴雨。为减少蚕豆霉烂损失，团里提出了“为革命吃蚕豆！”的口号。层层动员，要求全团职工、知青在半个月内，顿顿吃煮蚕豆。才吃了几天，就有二个职工因过量食用产生过敏住院，弄得全团紧张，怨声载道。直到现在原来新洋农场的知青聚会碰头，还拿当年“为革命吃蚕豆！”当作调侃的笑话讲。农业学大寨加上军事化管理，大搞形式主义的群众运动，不管酷暑严寒，不断组织“比武”、“会战”、“竞赛”、“突击”。还有连队要求知青职工晚饭后，甚至去营部（分场）观看露天电影，回到连队已是十多点钟的情况下，还要下田插二行秧或打好秧把等。知青深更半夜从田里回来，有的连脚都不洗，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身心疲惫，挫伤了积极性。
管理不切实际，严重脱离群众。兵团基本照搬了部队的一套，这条例、那条令贯彻得不少，起床、熄灯、出工、收工听军号。冬天六点，夏天五点，天还蒙蒙亮，就像军营里一样响起了起床号。紧接着队列训练出早操，开始知青还有向往军人生活，满怀期望带来的兴趣。一段时间后，发现一切依旧，自然没了上述的激情，却天天在劳动疲劳的沉睡中惊醒，逐渐产生了听到军号都害怕的心理。老职工，虽不要出早操，听着军号声生活，不仅每天同样睡不安稳，晚上开会学习后缝补浆洗还没完，却又响起了军号要熄灯，也直喊精神紧张受不了！因此，有老干部向上直言：我们是种田的，是一辈子的事，那能够像战士在部队服役三年四年，可以跟着军号声生活，天天处于紧张状态！那时，群众看到部队干部却是一觉睡到自然醒，可没受军号的支配。这对团（场）部机关来说，不会产生反响。但是营一级干部，是处在指挥生产的第一线。他们所在的营部（分场），往往也是一个连队（生产队）居住区。职工们未看到他们在军号声中，与自己同步的工作生活。一位担任副营长，亦即原来的分场长，这样说：“刚开始时听到军号声，也急着从床上起来，还帮着营部所在地的连队（生产队），催促小青年出早操。不久发现部队干部睡得很稳，不知他们在部队听到起床号是怎样的？我也就跟他们一样，让队里去出操不管了。”当然出早操，包括要求知青出工收工扛着锄头、大锹列队行进，还要高唱“兵团战士之歌”、“打靶归来”等军旅歌曲，这种违背现实，充满“浪漫主义”的做法，也就无法坚持多久就歇了。有的军人对调到兵团农场来，自身就抱有不满，牢骚满腹。公开对着知青讲“你们‘下放’了，我们不也‘下放’了！你们有情绪，我们的情绪比你们还大呐！不是和你们一样，只能在这里干！”如何能做好工作。不深入实际，只浮于表面。这与农场干部，特别是原分场干部，必须深入到队、深入基层，可说心里想的就是生产，人也一直转在田头相比，相差甚远。更有甚者，有一个营级干部，从团组建时到来至撤销时离开，六年多的时间里，两边条田的南北头都未走到。那个营部是设在两边都是一千米长的条田，中间东西向的主干道上。这位营级干部无非就是在主干道上走走、逛逛、看看，怎能了解情况指挥生产！原来的分场长，都有着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而担任正职的部队干部，大都不懂生产，有的还作风蛮横，独断专行。兵团时期此种情况，一直没有根据实际进行职务调整。
新洋农场在江苏十大农场中，水利、土壤改良及生产都是搞得较好的单位。兵团组建前，除遇特大自然灾害，一般都能较好地完成各项生产任务。经济上不仅能够自负，并能有所上交。兵团期间的六、七年，和其他团（场）一样，基本年年亏损。造成的被动局面，虽然无须任何人来负责，但农场的老干部也实在看不过去。对兵团建制，军人管理的各种意见多了起来。军人长期养成习惯国家包揽，不善生产管理，缺乏核算观念，是个重要原因。还有在军队干部中，存在的不愿来团场搞农业生产的思想，即使是团一级的领导干部，也时有流露。如私下里抱怨说，“本来农场有着好好的一套领导班子，让我们来明摆着产生许多矛盾，那里还谈得上做好工作！”如此，怎能有脚踏实地，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这里不妨先提一下，七六年是兵团撤销后，重新回到农场建制的第一年。新洋农场恢复职务的原主要领导和领导班子，要求坚决首年实现扭转亏损。号召全场职工，努力发展经济，搞好生产，把亏损的帽子永远丢到太平洋里去！体现了多么可贵的责任观，这正是极好的对比。
三、以阶级斗争强化压制，特权严重，少数干部道德作风败坏。
兵团组建初期，可说对知青极其缺乏认识，来到的部队干部，有的还带着蔑视、鄙视的眼光来看待知青。认为只有在实行部队式的管理中，严加压束，才能达到解决知青管理难的问题。因此，要求各团迅速采取扩招复员军人，给连队（生产队）、特别是知青连队，都配上了一、二名担任连职。还准备建立配备武器、穿着军装的“武装连”，设想采取“关禁闭”等手段，配合阶级斗争，强化管制打击。“关禁闭”等刚一提出，即遭普遍反对。有老干部直言指出，“我们虽叫兵团，实是地方，知青、职工更不是军人，受不了必然要造成死人等严重后果！”这才未能执行。在开展“一打三反”中，希望借助运动、阶级斗争，整肃知青队伍，以求达到加强管理的目的，更是十分明显。
兵团在农场原已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基础上，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以极左的面貌和绝对的权力，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抓住历史、“现行”问题的人员严打不放的同时，对知青中“文革”造反有问题的；不服从管理，认为表现不好的；剥削阶级出身，“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展开深挖揭批。特别是对一些管理艰难，认为频临失控的知青连队，派工作组进驻等，狠抓重点，批判斗争，动辙看管关押，借以“杀鸡儆猴”。那时连队食堂、会议室、知青宿舍墙上，都刷着“坚决打击现行犯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大幅标语，制造重重的政治压力。十二团曾发生多起知青被迫害致死事件，如一个营一名担任连队食堂会计的女知青，被诬贪污，被进驻的工作组隔离审查，夜以继日迫其交代，甚至给初生的女儿哺乳都不准，最后含冤投河而死。还有一个营一名知青，抛下弱妻幼女，含冤自杀，被工作组草草掩埋在条田顶头的土堆上。因坑挖得短浅，躯体颀长，还用大锹支解，后被野狗扒出撕食。八二年平反，其妻再去滩凃田野原地寻找，尸骨已经荡然无存。为展开阶级斗争“一打三反”运动造势，召开声势浩大的“宽严大会”。全无法纪尊严可言，强行组织全团知青职工，到处决现场声讨观看，以求达到压制震摄的目的。特别是女知青，那里经受得了这样的场合！有的因极度惊恐，吓得昏厥尿裤，让别人搀扶着才能离开。更令人悲痛心碎的是，一个女知青因害怕观看，被指阶级斗争觉悟不高，进行谈话教育。使这个正处花季，年少胆小的女孩精神崩溃，因恐惧失望在防风林里喝农药自杀。数天后，同伴们才找到她已被野狗撕咬腐烂的遗体。当时，各团场发生的知青非正常死亡严重情况，使兵团部都感到了震惊。曾专门召开会议、下发文件，要求制止一些过激、错误的做法。真是：“大地恸容泣无声，长风难诉惨痛冤。”八十年代初冤假错案复查，仅新洋农场打成“现行反革命”等政治性错误，予以平反，属知青的就有十三人；因隔离审查、批斗拷打等自杀身亡，平反昭雪，属知青的就有四人（摘自二0一二年建场六十周年编写的“新洋农场志”）。还有作为不幸死亡不属复查纠错的，被批判检查的就更多。综观主要发生在兵团期间的知青非正常死亡，可以发现“下放”本已消沉的心理，再遇残酷无情的打击，由于绝望，促使走向抛弃人生的极端。那时各团场打压的，主要是“文革”前下放的老知青。他们历经多年下放的现实，失却了企盼，丧失了希望，出现的怨言怠工、消极抗争，如有的团场作为重点打击处理的，知青劳动中牢骚泄愤，泼倒农药、化肥等，谁能从“下放”这一根子上去思考问题的症结。让复员军人像部队一样管好知青的设想，事实证明违背现实。复员军人多数来自农村，客观存在着思想文化的差异，大多不可能适应管理知青的要求，不得不迅速作出适当的调整，并即停止了扩招复员军人的做法。采取压制手段，以“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予以打击，只能造成如上所述的严重恶果，不仅不能加强管理，反而使知青问题显得更加激烈复杂。
搞特权严重，开后门成风。六九、七0年是“文革”中知青下放的高潮期。在江苏大批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涌向兵团所属的各个团（场）。一些在城市里领导岗位或找到可利用关系的家长，通过请客送礼等不择手段拉关系开后门。前往城市负责接收工作的干部，整天受到一些家长的围追热捧，接收礼物和宴请都应接不暇。有的孩子还未动身，接收军人就已答应，保证今后择机安排，或送往兵团正在兴建的化纤、纺织等厂企。原来已有孩子在团（场）的父母，也各显神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努力将自己的孩子调离团（场）。那时十二团（新洋农场）在镇江下蜀镇建造的砖瓦厂，虽然仍属团场（兵团撤销后划归省农垦局直属），劳动强度较大，因地处苏南，也深受家长知青的青睐，一些知青都是靠着关系直接安排来的。背景更特殊的，再待机会调去兵团直属企业等，以求脱离团场，改变农工身份。兵团期间较好工作安排，调往直属企业工厂，特别是选送“工农兵学员(大学生)”等，都成了一些领导和有关干部，解决亲朋好友及关系户子女的特权。一些部队干部，把自己亲属或首长、战友等下放在外省市的知青，农村老家的七姨八姑迁来兵团，直接安插在直属企业单位的也不少。七十年代初，由此引发了广大基层干部、知青反对搞特权、开后门的强烈呼声，却硬是在什么“前门进来不等于都是好人，后门进来不等于都是坏人”的不论是非、掩盖本质中，压制了下去。从此后门歪风，更是越演越烈，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在兵团论关系、靠背景，成了“天经地义”。一些领导可以毫无遮掩，更不怕伤了团场知青职工的心，公开宣说“有本事就走，没本事就老老实实留在这里干！”前面提到的“武装连”，实际上也没“武装”得起来，却为开后门搞特权发挥起特殊的作用。为避免把照顾对象从连队里拔走，带来强烈的反响和震动，总是谎称调往“武装连”，掩人耳目。准备等待机会再送去厂企的，“武装连”就更是成了临时“安置点”、“中转站”。
七九年中央决定（决策者邓小平）知青回城，宣告了“上山下乡”的结束，无疑是正确的。让人看到了社会正义的伸张！在江苏农垦，最后还是在下放地农场回城的知青，不管是农工身份，还是“以工代干”，可以说基本都是没有权力背景关系，无法得到调离或回城的普通阶层子女。那时我在省农垦局镇江物质站工作，正好有机会到新洋等几个农场跑了趟，看到的是知青心底长期盼望回城愿望的实现，一片兴高采烈的景象。实际也是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歧视压制，内心积郁的释放喷发。在农场各级举行的知青返城欢送会等场合，不仅喊出了“坚决反对‘特权’、‘后门’，知青回城就是正确！”等口号，有的还情不自禁地喊着“邓小平好！”、“邓爷爷好！”流露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江苏兵团发生的奸污女知青情况，也可说极其严重。此类案例中，利用权力，不断玩弄调换女知青，肆意淫乐的有之；借送往厂企、办理调动、病退证明等奸污女知青，要以双位数计的有之------受到处理的，从团职到参谋干事都有。情节恶劣，让人难于启齿。如有女知青为调动、证明，要求签个字、盖个章，就得“献身”。在一些团（场），女知青被蹂躏后才得调往厂企，成了公开的秘密。有这么令人唏嘘的一幕，说是有个团的营部所在地的连队，一个调到兵团厂企的女知青，回来看望自己的姐妹们。大家围着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她，猜测她能调到直属厂去，不是在兵团有个好亲戚，就是父母有办法。这个女知青苦涩地笑着都摇摇头，也不愿说出能够调去直属厂企的“秘密”。其中有一个与其特别要好的知青姐妹，在一起聚餐后把她拉到门外隐秘处，问其怎么能调去的？其才噙着眼泪，把自己被营长睡过的“秘密”说了出来。这个女知青听后愣了好久，才慢慢回过神来，伸手替眼前的姐妹擦了擦已经红润的眼睛，二人默默无言地回到了宿舍。一连几晚返侧深思，难以入眠的她，一个同样要求摆脱困苦，改变命运，柔弱无助的女知青，又有什么办法可言！不久，她发现营长有一个特殊爱好，每当营部放露天电影，趁着知青都离开宿舍的时候，总是喜好到女知青宿舍前转悠。这个女知青一番分析，认定他准是在寻找自己喜欢的“猎物”。于是她趁一次放电影的机会，自己一个人留在宿舍里。真的，一会儿营长就来了！她承受了随后发生的一切，说了句“只要求能够调到厂里！”就潸然泪下。知青道路上难言的苦难，个中饱含的辛酸屈辱，让人如何言说。兵团时期，一些军人处于拥有绝对权力地位，有的为所欲为，目无法纪。知青却是处于艰困无望的境地，但又渴望着改变人生前途，甚至面对不堪重负的劳动，能调个后勤服务等较好一点的工作，都是一种奢望！这就不难理解，“下放”中发生的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这一造成极坏社会影响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关于“三支二军”的问题，一定要讲二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第二句话：“三支二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很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上述评价，也基本符合同时期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它的组建，对各农场迅速结束“文革”二派的冲突，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以军代政的权力绝对，必然造成特权横行、作风专制、践踏法纪、滋生腐败；阻碍生产经营发展等，留下了深刻的警示。
2016年7月
作者：景荣宝，系1963年下放的无锡籍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