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卫：最后的知青（1）
来源:老知青家园 作者:呼东方 时间:2019-05-30 点击:
五十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如今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但是戈卫仍然坚守在当年的知青点——码头村，以实现当初“在基层干一辈子”的诺言。
戈卫：最后的知青
作者：呼东方
作者：呼东方
一个有信念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留守在陕西宝鸡的老知青戈卫似乎给出了答案。
“中国最后的知青”这个称谓，他不敢接受，他觉得还有比他做得更纯粹的老知青。
一直生活在农村，但并不是要把自己变成普通农民。他想以农民的切身体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能脱离农民的局限，去观察、感受、思考社会问题。
戈卫一直留守的村子，被宝鸡当地人称为西部山区。“码头”这个村名，市区里很多人连听都没有听过。
连霍高速宝天段在宝鸡坪头有一个出口，一下去就是坪头镇。在这里问起戈卫，无论养路段工人还是村妇无人不知。
拐向码头村的路口，被一群提篮卖樱桃的农民挡住半截，不仔细看路边挂着的路牌，肯定就会错过了。
码头村村委会的大厅里挤满了老人，大厅隔壁，便是戈卫住的两间屋子。
门闭着，窗帘也拉着。敲一敲门，一个清瘦、光头的高个老人走到窗户边，掀起了窗帘。
老人正是戈卫。
记者说明来意，戈卫答应可以聊聊，但表情还是清冷而严肃，身上自带一种与窗外那些村里老人迥然不同的气派。
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一个省城高等教育家庭出身的人，自从插队到这个山村，先后放弃招工、招干、上大学的机会，甚至处级官职也没能打动他，四十七年的时间，一直留守在这里。正如戈卫自己所说：“我这一生最难的不是在这里的生活，而是我的行为一直不能被人理解。”
扎 根
多年以后，老知青戈卫面对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讲起自己青年时代发生的种种时，心底里总会想起在那个狂热岁月里自己曾经度过的安静时光。
1947年7月戈卫出生时，他的父亲戈治理已经是当时的西安医学院（西安交大医学部前身）教授，也是国内神经外科的奠基者之一。母亲李维清是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专家。戈卫父亲有兄弟姐妹10人，9人受过高等教育。
在那种家庭长大，戈卫上学后的志向也是偏向于自然科学，几乎不太接触政治。
但是，离高考仅剩八天时，即将在陕西师范大学附中毕业的戈卫和同学们接到学校的通知，高考取消了。“我和同学们一下子都懵了。”
那是1966年的初夏，毛泽东在5月16日那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五十年后的同一天，已经是年逾花甲的戈卫讲起往事，让人有穿越时空之感。
“学校外面的世界早就热火朝天了，全国青年学生大串联进入高潮。”正处在青春期的戈卫也觉得热血沸腾，立即加入到大串联的队伍中。“一路走走停停，天亮时才到达宝鸡。”然后再折向四川、贵州，到了云南后，又折向北，最后终于抵达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1969年，戈卫又置身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那年10月27日，他与他的弟弟戈健，还有另外25名陕西师大附中的同学，从西安坐火车，到陕西宝鸡陈仓区坪头镇码头村插队。
戈卫（左二）和父亲戈治理（右四）和公社社员合影
“到坪头都半夜了，然后坐木船渡过渭河，对岸已有码头大队的社员迎接。”当时的坪头还叫永红公社，第二年又复名坪头公社。
虽然在城里时，学校也安排他们去郊区的农村帮农民收麦子，也算是接触过农村生活。可是，当戈卫和同学们来到码头村，还是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所震惊。“没想到农村会这么穷！”
幸运的是，这批来到码头村的西安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没有多长时间，当年公社就下来了招工指标。第二年，又有大批的招工指标分到了这个知青点。曾经说着豪言壮语一辈子扎根农村的伙伴们都忙着准备回到省城去，戈卫却向大队和公社写了一封决心书，“要永远扎根码头大队，与贫下中农一起建设山区。”
戈卫住的“知青”房
多年后，戈卫似乎并不愿意让人更深入地探究他做出一选择的原因，只强调自己坚守下来最重要的一点：“主要还是因为有了感情，我接触了老魏他们后，对我太好了，确实和他们建立了感情。”
而在1975年4月召开的宝鸡县知识青年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 戈卫是这样发的言：“考虑到自己下乡才一年，对农村情况才入门，和贫下中农的感情刚融洽，确实留恋不舍。当时我正在大队养猪场劳动，和社员一起试制黑曲霉醣化饲料，我想我自己走了，（这件事）当然还会有别人来干。可又一想，这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关于‘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指示的大问题，要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留下来养好猪正是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具体行动。”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后，戈卫用当下的语言总结了他的行为，“我们要改变命运很容易，一招工、招干或者上大学就回城了，一切都改变了。我那时候就想，我走很容易，那这中国的七八亿农民不能都走吧？”
1975年10月28日，戈卫和另外11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一起，联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这让他们名噪一时，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如今，这些人当中，只有戈卫还扎根在码头村。
在戈卫看来，他的坚守，源于他的信念。他觉得，信念就是一个人意志行为的基础，“没有信念人们就不会有意志，更不会有积极主动性的行为。”即便当年前妻选择了离开，依然也没能撼动他的这一信念。
好在戈卫有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有尊重他选择的父母，他选择扎根农村的这条路才能走到底。“这里的村民有了病，宝鸡看不了，就到西安找我父母看，吃住也全在我家。”
从没有干涉戈卫做出任何抉择的父母已经去世，他把他们的骨灰埋在了码头村的山上。
融 入
戈卫承认，在码头村的这些年，他真正完全改造过来的“就老魏一家人”。
1971年，村里的知青点就剩下戈卫一个人后，他就成了魏文杰家里的一员了。现在，他每天的午饭和晚饭都到老魏家里去吃，“工资卡也交给他们管理”。
戈卫已经习惯称比自己大5岁的魏文杰为老魏，私下里两人在一起时，甚至叫他的小名。上午九点多，老魏走进戈卫的房间，先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
“我让他多喝点绿茶，对降血脂有用。可他偏爱喝这个。”戈卫笑着摇了摇头说。
戈卫的房间极干净、整洁，这可能来自他医学家庭的影响。他住的卧室都铺着地毯，据说以前在知青点的土坯房里，他也是这样的习惯。
写字台上，整齐叠放着几份最新的《参考消息》和几本杂志。还有他喝茶的茶具。写字台的对面，靠墙摆着书架，畜牧养殖类和兽医类的专业书多一些。戈卫说，前几年他和弟弟他们合办了一个养鸡场，自学过这些用得上的专业知识。
戈卫现在喜欢用手机微信多一些。“每天除了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就是用手机上网。”尽管远隐于山区，但他始终关心来自外部世界的最新时政和经济资讯。
先吃完午饭的戈卫想起吃降压药，便要过老魏正在喝的汤，就着吃下了两颗药片。然后，他又习惯性地递给了老魏两片同样的药。简单的动作，看得出是长久的默契。
“我们俩都老了，要保养好身体。我现在让他早餐多吃蛋白类的食物，少吃碳水化合物。”老魏在一旁淡笑不语，显然他是完全知道这些化学专用词语所指为何物。老魏和老伴现在与大女儿同住，院子里是一座新建的三层小楼。屋内的装潢清雅，客厅中间白色的地板上放着一大块地毯。戈卫的影响在细节处就体现了出来。
一位村民匆匆忙忙走进厨房，躬下身笑着请坐在饭桌前的戈卫和老魏去参加自己父亲的葬礼。“村里人家办婚丧嫁娶的事儿，我只送礼金，都不去。”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村民们来请他的礼节，他们视戈卫为一位受尊重的村中长者，倒是当了多年村支书的老魏反而被放在了第二位。
“我现在就是这里的人，村子里的人就是我的朋友、我的亲人。”在戈卫看来，要融入到这里，就不能把自己看成救世主一样，得把自己从感情上与他们融合在一起，而且不能是刻意为之的。
从1971年开始，戈卫就当了村里的革委会副主任。他带领村民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山劈石，修渠引水。“当时这里的农作水平很落后，我给村民讲，咱这落后到啥地步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展出的西汉时期的锄头，跟咱现在用的锄头连样子都没变。”戈卫说：“当时这里真的还是刀耕火种，比山外的平原地区要落后很多。”
当了村支书后，戈卫才真正见识到了农民思想意识有多落后。“我从当时的西北农学院引进了新的杂交玉米种子，农民不相信，不肯种。”他比划着：“改变农民的观念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有村干部在旁边盯着的时候，他就种新品种。等你刚一转身，他就偷种他的老品种。到了秋收一打粮食，每亩产量的差距让他们一下子知道了新品种的好处，这才慢慢推广开来。”
戈卫清楚地记得一些统计数据。他刚来码头村时，全村的粮食总产量最多不超过42万斤，到1976年时，已经达到70多万斤。“种子、耕种的方法都让我给改变了，才让产量提高了这么多。”
老魏能如数家珍般地列出戈卫从1970年到1980年带着村民们干的事情。“除了办猪场，改良猪种，试制成功了‘黑曲霉醣化饲料’和‘酵曲粉’，还引进和培育玉米、高粱良种，培育出了村民们眼中的珍贵的滋补药品银耳。”
戈卫也有失败的经历。他曾给码头村试着引种茶树，便最终因气候、土壤等原因宣告失败。前两年，他又办了一个养鸡场，开始挣了点钱，这两年经济不景气，又办不下去了。
但是，这些失败在只读过两年小学的老魏的眼里，也是有“见识”的失败。
（未完待续）
责编：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