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北疆行＂侧记（下）

85届高中生毕业三十周年聚会活动，于8月9日下午从南山回来之后结束了。之前，石文经老师的学生、1978届高中毕业的于忠良同学多次来电话，要带我们到北疆旅游；而在克拉玛依工作的85届学生付勇，也有车、有时间陪我们去。于忠良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说：“我已经请了十天假，傍晚之前就可以赶到你们下榻的酒店。”他那里已经万事俱备，我们只好婉言谢绝付勇同学的好意。

　　其实，石老师和于忠良建立师生关系纯属偶然。“文革”快结束的1976年，不知怎么搞的本来师资很弱、办初中都有点勉强的一分场一连学校，竟然破天荒地办起了一个高中班；为了调集教学人手，分场把大学肄业、在八连学校教书的石文经老师调到了一连学校，而且不是教他最擅长的数学而是教语文。好在石老师是各科都十分优秀的通才，于是于忠良就成为了他的学生。第二年，一连的高中班合并到一分场学校，由另一套教学班子任课，石老师随调到一分场学校后和我搭伴教新的高一年级，于忠良就离开了石老师。然而，于忠良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学生，他判别教师的优劣，决不囿于接触时间的长短。他说：“石老师只教了我一年，但他的学识之广博，他的品格之高洁，是我在农场见所未见的。上海知青教师帮我打开了一扇新生活的门！”于忠良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一所金融方面的学校，并在毕业后留校工作；到1990年代初石老师调江苏无锡之前，他们就成为了忘年交。之后将近二十年，他们之间中断了联系。直到2014年，通过刘发杰同学的“搭桥”，于忠良才和退休回到上海定居的石老师重新联系上。至于我和于忠良之间，更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只是他的姐姐于彩凤和他的弟弟于忠胜，先后曾经是我的学生而已；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小时候老听到我在连队的大礼堂给职工们教唱歌。“那时候你的声音可大了！”他回忆说。我说：“连队里没人会教唱，我就上。”

　　尽管如此，于忠良对老师--无论教过或没有教过他，都一律给予应有的尊重，尤其对他心目中敬佩的上海知青老师；而这次旅游，由于他周密的安排和周到的照顾，使我终生难忘。

　　于忠良在旅游线路的设计上是深思熟虑的。他带我们从西线上--从石河子出发，西去独山子向南、走北天山到那拉提，然后西往伊犁再东折经赛里木湖、果子沟，北上克拉玛依、经布尔津到喀纳斯湖；然后从东线回--从喀纳斯出发，经北屯到福海、到富蕴、到可可托里，南下昌吉回石河子。根据这条线路行进，我们把北疆大部分景点都走到了，欣赏了北疆的蓝天、白云，草原、野花，松林、绿坡，深谷、石峰，清溪、激流，河滩、湖泊……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还欣赏了天山上的盘山路、松林中的木栈道，参观了伊宁的林则徐纪念馆和富蕴的地质博物馆。

　　我们所经之地，除了克拉玛依是85届学生付勇、陈新民等再三邀请前往，沿路其他地方都是于忠良精心安排的。我们的车还没有到那拉提，他的学生李勇作为向导，已经从几十公里外的新源赶来，在景区外等候我们；李勇通过微信群，把信息发给同学，于是大家都“如法炮制”接待老师。我们刚踏上伊宁的土地，他早年的两位同学--在伊宁工作的杨副局长和郇责科长，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带我们去吃午饭，晚上又为我们接风。到达布尔津之后，他的一位从阿尔泰赶来的同学--曾经为当地首长开车的退休司机徐海州，坚持陪同我们到喀纳斯，前后两天和于忠良换着开车，不让老同学“疲劳驾驶”。我们到福海的时候，他的学生、当地一家银行的行长杨霄峰，早在路口等候我们，并带我们走进她早早就预订好的蒙古包，去享受福海最有名的“鱼宴”。我们到达富蕴时已近傍晚，他的学生曲剑侠和她在公安部门工作的丈夫华副局长，虽然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前来迎接，但是他们安排朋友前来照顾我们，带我们住进了他们事先订好的旅馆；第二天早上曲、华夫妇亲自带我们参观了进行国际大赛的赛马场，托朋友带我们到可可托里景区，晚上又特地设宴为我们接风洗尘。于忠良周到的安排，通过他的同事和学生的帮助，使我们极其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旅游。我对曲、华夫妇说：“如此麻烦你们，真的很不好意思。”曲剑侠快人快语说：“于老师是我的老师，师恩难忘；你们是于老师的老师，更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这样做是应该的。”一句话把我的心说得热乎乎的。每次离开一地，于忠良的同事或学生们，必定开车相送到国道或省道，然后与大家告别，他们返回去上班，我们向新的景点出发。

　　于忠良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无微不至。每次装卸行李他都抢在我们前面，说：“你们年纪大了，应该由我来。”每次进饭店吃饭，先征求我们的意见，或问“这样吃行不行？”住宾馆酒店，他怕自己睡觉打呼噜吵得我睡不好，两人要开两个单间；我说：“刚睡下时，我睡得很死，不怕呼噜。”在我的坚持下，他才答应和我住进同一间房。他特别爱吃烤羊肉，几乎每餐必备；而我怕上火，“浅尝则止”。他知道我的习惯以后，就不再坚持让我吃烤羊肉了。他起初不知道我和石老师他们都不吃辣，后来每进饭店就关照服务员“不放辣！”他在反光镜里看到我在车里拍照，就减慢车速，让我把照片拍得更好一点。他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为我们着想、为我们提供方便。

　　我坐车在北疆旅游八天，曾和于忠良发生两次“冲突”。

　　一次是因为听石老师说，他不愿接受我们给他的旅游费用，我说：“他丢下工作，请假陪我们游北疆，已经很够意思了；吃、住、行的费用他全包，这让我们怎么接受？我来与他谈谈。”一天早晨出发之前，我与他唇枪舌剑较量了一番：“你不肯收钱，我们心里过不去。”他说：“你是我的老师，学生怎么能收老师的钱呢？”“我没有教过你，不是你的老师！”“你教过我姐、我弟，你是他们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师。”“你这样做，我心不安、理不得，回上海以后很长时间会成为包袱，觉得亏欠你太多！”“老师，你不应该这样想，你为新疆付出了一辈子，培养了那么多学生，我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以学生的名义来陪你们的，你应该得到报答。刘发杰就拿给我五千元钱资助你们旅游，这是我们的心意。”我在新疆工作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出那么贴心的话来鼓励我，我被他的话感动得快要流泪了。可是答应石老师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还要说：“可惜我不会这么想。我们在新疆所做的一切是应该的。”于忠良说：“你们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前程，你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却给农场带来了文明，让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是可以如此的博学、如此的儒雅，你们确实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于忠良的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无法作答。他对我们的评价太高了，有点领受不起；但是，我已经没有言辞对他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言语再进行辩驳。一阵舌战之后，几千元钱在我和他的手中来回推送了三四回，他仍然执意不接受，我只得作罢。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旅游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因为明天从富蕴到石河子，一天要赶600多公里路；而且石、邢夫妇在昌吉下车、要去看望一位老连队的职工朋友，我要回石河子去，这对独自一个人开车的于忠良来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我说：“明天我一定要赶回石河子，因为后天要与74年初中毕业的一些学生见面，我不能爽约。”于忠良提出：“为了赶时间，明天清晨就出发，不跟曲、华告别了。”我说“他们夫妇那么热情，他们还约我们明天一起吃早饭呢，我们不告而别，有点失礼。”“只得在电话里向他们夫妇道个歉。”“明天你要开十来个小时车，太累了。不行的话，你把我送到昌吉汽车站，我自己回石河子，你可以少跑一百多公里路。”“那怎么行呢？我送你到石河子！”他态度很坚决，宁可自己吃苦受累、宁可在自己的学生前面失礼，也不愿怠慢自己的老师。我看出了于忠良的心思，似乎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就不再吭气。

　　8月17日下午4点多，我们到达昌吉，于忠良安排好石文经夫妇的住宿之后，又疾驰120多公里送我回到石河子总场，这时候他已经疲乏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当晚他准备在场部休息。临别的时候，我从背包里拿出一盒礼物交给他：“这是我女儿在韩国买的一套修指甲、美容的工具，给你做个纪念。”“我，我用不上！”于忠良看着我说。我笑着说：“不是给你的，是给你女儿的。”“啊哦，那、那我就收下了。谢谢！”“我要谢谢你，这八天来对我们无微不至地照顾！”

　　过了一天，我给于忠良发了一条短信，说礼盒里有一笔钱，请收下我的心意。这一次，于忠良只能“笑纳”了。

　　六、一件饱含深情的礼物

　　我的手头有一张“石总场二中74届初中毕业生迎接李关祥老师合影留念”的十四吋照片，背景是石河子军垦博物馆，时间是2015年8月18日。

　　我要“回新疆去看看”的消息，是前不久去新疆的知青朋友李勋九透露出去的，她孩子的小姑--家住石河子的孟庆荣，是当年我带的74届初中毕业生。消息不胫而走，有的学生已经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有过一次小型聚会），还有些学生毕业之后就天南地北自找生计，四十一年再没有在石河子露面。小孟发给我的短信说：“他们85届的高中毕业生请老师回总场来聚会，我们同学都说我们74届的也不能落后。”我看了短信，笑翻天了：“昔日的学生之间，为请回老师团聚都在较劲呢！”于是，这次聚会成为了众望所归。

　　上午11点，班上最高大的男生卢志成开车把我带到军垦博物馆前的集合地。车上，他对我说：“李老师，对不起，当你学生的时候就不会说话，现在还……”。“哪里，接你电话的时候，就知道你很会说话。”其实，会不会说话，并不是看话多话少，关键看是否说到点子上。卢志成毕业后不久就参军走了，后来一直在部队工作，曾任军分区的参谋，转业后在一家研究所任职。

　　下车后，我看到许多同学都来了：他们初中毕业已四十一年，今天一个个都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在我眼里仿佛都是小姑娘、小伙子。有许多学生是眼熟的：外号“老虎”的刘景祥和最早担任营级干部的任河清，已经从位子上“一刀切”下来内退了；当教师的姜凤云和孙萍、在公交公司搞了一辈子业务的李莲英以及孙春芳等女学生，都已经正式退休；开拖拉机的吕西安和郭胜利，以及爱说爱笑的贾新平、关新民也马上要离岗“安度晚年”；司俊民是建筑行业里的一位“小老大”，已经退下来带孙辈；老来发福的郭代玲因结婚早，现在已经是“奶奶级”的人物了；而另一位胖女生，我再也想不起是谁了。“你是--”“你猜？”“是--”“她是何美菊！”一旁有人插嘴说。“何美菊？天哪，原来是班里最小的小丫头，四十一年没见，长得又高又胖，确实不敢认了！”周围的同学都笑得合不拢嘴了。还有往日不爱说话的马爱莲、吴孔华、王淑艳和潘毛亮、王本学等都一一相认。有人在远处说：“肖文德在浇水，说今天来不了了。”肖文德是精瘦的小伙子，脸偏黑、鼻梁挺直，人很机灵；虽然没见面，但他的聪明和作业的潦草当年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时候，从后面走上来一位文文静静的高个子男生，他头发乌黑，白净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我看到他，就在心里说：“你张新成保养得这么好？当年篮球场上的高手，简直是个小伙子！”嘴上却问道：“你知道我是谁？”“你是--你是李老师！”“张新成，你还能认出我来？四十一年没见了，还好吧！”“还好，还好。”张新成后来也参军了，转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搞保卫工作。

　　忽然，有人向远处喊话：“'妖精'，李老师在这儿！”外号叫“妖精”的解俊峰，笑呵呵地从人缝里钻进来和我握手问好。旁边有人介绍说：“妖精现在是李老师的同行，他在乌鲁木齐一所中学当校长呢！”我捏着解俊峰的手说：“真不错，不错！”“还不是你李老师教得好！”解俊峰很会说话，专拣老师爱听的话说。正在热热闹闹说话的当口，一名女生告诉我说：“在外地工作的周东花，听说李老师回新疆来，昨天在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问：“为什么？”“当年，她们三连的学生都住校，说那次她发烧，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宿舍里流泪，李老师端着热面条送过去，再三再四地劝她吃一点才有抵抗疾病的体力。想到这件事，她就感动得要哭。”我说：“有这件事吗？我都忘了。”一名女生证明说“有，有。”

　　正说着，一名女同学款款走来，文绉绉地说：“李老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我盯着她看：身穿淡红色T恤，外套一件镂空白色线衫，米黄色裤子，白皙的脸上洋溢着笑。她看我记不得了，便一改前面的文静模样，咯咯咯地笑着大声说：“我是韩香萍呀！”“韩香萍！我记起来了，你是一分场三连的学生！”“说对了。那时候我调皮，上课不好好听，有时候你假装不在意的样子，走过来敲敲我的课桌提醒我；有时候你气得瞪大眼睛盯着我，把我吓坏了。如果我当时好好学的话，现在也可以写出好文章来了！”虽然当时是挨批评，现在韩香萍说起当时的情景，满脸的幸福感。周围的同学都笑开了，大家都知道韩香萍聪明、学习成绩不错，她只是有意逗笑罢了。

　　这批学生是在“十年动乱”中长大的，他们中间不乏杰出人才；但是当时学制缩短了、大学不招生了、“读书无用”了，他们都被“文革”耽误了！虽然半数学生上高中后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又抓住学习的机会、提高了文化水平，走上了理想的岗位；但是还是有个别学生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一辈子只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

　　这时候，请来的摄影师已经把相机支好，全部二十五人站成三排，在一阵又一阵的“茄子”声中，留下了我和74届学生最美好的影像。

　　午宴是在一家餐馆的大厅里举行的，一个直径四米以上的大圆桌前，我们师生团团围坐。聚会的组织者卢志成、原班长任河清和副班长姜凤云相继代表学生致欢迎词，我致答谢词；然后同学们简要介绍了各自的情况，最后是自由发言。这时候，贾新平突然问我：“李老师，听说你写了一本书。”“是一本自传。”“上面还提到了我？”“你怎么知道？”“我在一位老师那里看到的。”

　　我本没有打算提这件事，现在学生问起了，就毫不遮掩地和盘托出：“去年，我完成了自传《真写一生》的写作。因为篇幅有限，我们班的同学中只大略提到印象比较深的几个人：'帮助我从一连搬到分场学校的是许凤堂和贾新平；班长任河清的组织能力很强，使我对班级工作少操了许多心；学习委员孙萍成绩优秀，且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每周的黑板报都是她一手'包办'；袁体芝和司俊民都是从内地转来的学生，年龄偏大，学习基础好，是学习尖子；卢志成和张新成个头高，是篮球场上投篮高手；关新民和刘景祥虽然学习成绩不突出，但是他们善解人意、乐于助人，在师生之间和男女同学之间都有良好的关系……'，啊呀，实在对不起，这样的回忆录，不可能详写、更不可能写许多人！

　　“这本书的主要特点是真实，没有一句假话，我想通过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变迁来反映社会生活。因为不是小说，想看热闹的人，看了会失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读后会有新的认识、会得到一点启发。”

　　“李老师，我们都想读你的书！”司俊民和几名学生不约而同地说。我说：“这次带来五本，现在手头只剩一本了。这本交给学习委员孙萍，大家可以传着看。如果有想要读的，回上海后我可以寄几本过来。”稍停片刻，我接着说：“出了'自传'之后，我这个人就透明了，我对大家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我本是学习机械制造的中专毕业生，毕业后国家不分配工作，又因为家庭背景不好，就到新疆来了；所以，我教语文完全是半路出家。尤其是那时候，语文是作为'战斗的工具'来学的，所以鲁迅的杂文选得多。”有位同学插话说：“你给我们讲过鲁迅的《'友邦惊诧'论》。”“对，鲁迅的杂文如匕首、投枪，'文革'时搞大批判需要战斗性；现在搞和谐社会，就不太需要了。当时你们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虽然这是时代的局限，但今天想到这一点，我还是有责任的。”

　　午宴的菜肴无论是数量还是色、香、味，都无可挑剔。同学们不断叫我吃菜，其实我每天哪里能吞得下那么多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只是想多吃一点蔬菜罢了；重要的是和同学们说说话、互相沟通、互相了解，即使以后天各一方，能够在心里保存这份美好的情谊，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我跟74届学生讲的最后一段话，是希望他们像回沪定居的知青那样“平时聚一聚，难时帮一帮，病时看一看，走时送一送”，我说：“我们师生一场、同学一场，是一种缘分，我们大家都要珍惜。”

　　这时候，班长任河清让大家安静一下，请卢志成讲几句话。卢志成站起来说：“为了表达对李老师的感谢和敬意，我们买了一件礼物送给李老师，请李老师不要嫌弃。”卢志成手捧一只红色的小盒，走到我面前，打开盒盖，取出里边的玉挂，套在我的脖子上。

　　我没有想到学生会送我礼物，也想不到礼物是玉挂，更想不到玉挂会一下子套到我的脖子上！因为我从小到老，从来不喜欢这些玩意、不喜欢刻意地修饰装扮自己，没有用吉祥物避邪的意识，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把一件饰物挂到我的脖子上。这次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慌乱之间，我只是一个劲地说：“这叫我怎么领受得起？”“我实在领受不起！”并向全体同学鞠躬致意，同学们只是咧着嘴笑、只是一个劲地鼓掌，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而我就在同学们的掌声中，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餐厅。

　　现在想来，无论这件玉挂是“和田玉”、还是其他什么玉，他的价值是百、是千还是万，这一切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群新疆学生，他们毕业四十一年后，还能想起我这个上海知青教师，还能给他们留下值得回忆的印象，这要比任何礼物珍贵百倍、千倍！

　　七、一句向知青老师转达的答谢话

　　8月19日，是我乗坐Z42次列车返回上海前的最后一天。因为我在新疆的最后七年，为石河子总场主编了《石河子总场志》，曾经风雨同舟多年的机关新老史志办人员，中午在“百翠园酒店”同我欢聚。下午，我想寻访曾经生活过的连队和学校的踪迹，现任史志办主任李文阳，亲自驾车带我到一分场走马观花转了一圈。一路上，我曾经生活过的一分场二连高包、七连、副业连、一连和分场学校，都已全无踪影。我既惊喜地看到，从南到东大半个分场已经开辟为石河子天业集团的化工区，它们为社会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和大量化工产品；又痛惜地看到，拥有374平方公里土地的石河子总场，其中地域、土壤和水利条件最优越、发展现代农业条件最好的一分场几万亩良田（曾经也浸透了我们的血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化工区北部的空气中弥漫着阵阵电石的酸臭味和薄薄的雾霾--石河子市北泉镇在粉尘和异味的污染下哭泣，这个名为联合国认定的“宜居城市”，在这里已经是徒有虚名了！

　　回到总场部，才过半下午。剩余的时间我要去看望几名在“北泉镇石总场医院”工作的81届学生。从农场考上大学的学生都远走高飞了，之后很难再在农场见到他们的踪迹；那么留在农场的学生工作生活得怎样，也是我想知道的。于是我就来到位于北京路的总场医院，打听护士王琳、梁素英等人的去处。在一位护士的带领下我走上二楼。不一会儿，看到一身雪白的“天使”梁素英从办公室走了出来。

　　“你--李老师？”梁素英见到我出现在她面前时惊呆了，回过神来后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你怎么在这里？”“我过来看你们！王琳呢？”“她到辽宁去了，儿子在那里上学。李老师，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事先告诉我？”梁素英激动得连珠炮似的发问。我简要地告诉他近二十天来的行程，她颇含埋怨的口气说：“你回新疆那么长时间了，早该告诉我们。去年看到你们在上海举办纪念进疆五十周年活动的电视报道，大家都想和你见面！”我说：“这次回新疆，无论是当年的学生还是同事，都太热情了，什么都得听从他们安排，不听就扫他们的兴，仿佛时间不是自己的，自己也不是自己的了。”梁素英没听懂我的话，在一个无人的诊室坐定之后，我又详细告诉她这些天的经历。

　　1981年在一分场学校毕业的、我任班主任的那个高中班上，王琳是班长，她和梁素英都是我生活过五年的老连队--一分场一连出来的学生，我和她们的父辈一起在农田里滚过一身泥巴，因此更有一分亲近感。

　　“李老师，我们晚上一起吃个饭，我把周围能找到的同学都找来。”梁素英胸有成竹地对我说：“我们班的学生，我能叫到十来个人；他们见到你回来，一定高兴坏了！”我问：“方便吗？”“太方便了！”梁素英家兄妹二人，她哥哥梁来锁是我带的79届学生，考上农学院毕业后参军，后成为团级指挥官；梁素英学习也很刻苦努力，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护训班”，之后一直在总场医院从事她热爱的护理工作。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她性格温厚、善良，说话拘谨，腼腆；现如今她已经是“主管护师”，说话做事落落大方，显得十分干练的样子，我真为她高兴。

　　大概一个半小时之后，天已近傍晚，北泉路对着北京路丁字路口的一家饭店的包房里，陆续进来了十位81届的学生：黑裙、白衫的孙玉香个头高挑，走路风风火火的；朱萍、肖爱云比以前胖了，一时叫人不敢相认；周玉花、汪凤霞虽年逾五十，可一张娃娃脸没有变；王秀荣的面相和三十年前相比好像没长几岁；穆俊英似乎精心打扮了一下，发髻盘在脑后，身体挺得笔直，像芭蕾演员：她们都已经或接近退休。相比之下，男生就显得不修边幅了：金兴中在建筑工地当包工头，穿一身蓝色工作服，边跟我打招呼边往里走，在我右手边坐定后悄声对我说：“钱是赚了点，但也很辛苦。”小金是个热心人，据说平时同学相聚，都是他负责联络；今天他刚从工地下班，还没有回家就直接赶来了。来得最晚的是周刚，他接到梁素英的电话，便坐了一个多小时轿车、从一百公里以外的独山子赶了过来。梁素英说：“我如果不给他打电话，以后见了面，他要埋怨我的。”我对周刚说：“辛苦了！这么远，就别赶来了。”周刚是瘦高个，留一头颇具艺术家风度的长发，鬓角已经有点花白，他浅浅一笑对着我说：“李老师来了，我哪能不来见一面？”

　　周刚的家也在一分场一连，我在一连时和他爸同在浇水班工作，所以和他父辈都是熟人。1990年前后，他在独山子石油学校学生科工作时，我为一名学生的报考专业问题，曾到一连找他咨询，所以和他并不生疏。他在我左手边坐下以后，我问他是否还在学校工作。他告诉我说：“学校将要迁到克拉玛依去，那里正在筹建'中国石油大学'的新疆分院。”梁素英插了一句说：“今后他就是周副院长了！”周刚看了看梁素英，笑笑说：“别听她瞎掰。”我估计梁素英的信息是真的。.0三十多年，弹指一挥，他们的成长和进步，使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骄傲！

　　梁素英通知的同学都到齐了，服务员端来酒菜，于是大家举杯祝酒，话题又转到欢迎我的内容上来了。刚放下酒杯坐下的孙玉香，举杯又站起来：“我先向李老师敬酒，感谢老师教育、培养。”学生时代，别人说话时她总躲在后面，现在却敢打敢冲：“上海老师知识面宽，在你们的教育下，我们比别人学得好。虽然我们没有考上大学，当年考护训班，全场不下千人报名，最后录取四十名，我们一分场学校毕业的学生几乎占了三分之一。”我知道，自1975年起，全场六个分场都办了高中班，其中一分场学校集中了一批上海知青教师，教学质量优于其他学校。有几个学生说：“石文经老师最是温文尔雅的。”梁素英说：“单坚老师见到哪个学生都客客气气。那时候，老师给学生补课、哪怕是利用寒暑假，从来也不收费，都是无私奉献。”孙玉香愤愤不平地说：“哪像现在，老师在课堂上不好好教，课外收费搞辅导。”孙玉香话音刚落，周玉花抢着说：“那时候上语文课，李老师朗读课文的声音像演员，”我插嘴说：“有那么好吗？”周玉花继续说：“当然啦，你朗读《王贵与李香香》，读到坏蛋出来的时候，慢慢地摇晃着脑袋，可形象了！”我笑着说：“你看我像坏蛋吗？”大家都“咯咯咯”笑开了怀。

　　同学们谈兴正浓，我只顾听、只顾讲，也不知道饥饱、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菜、吃的什么菜，大家还一个劲地劝吃劝喝。这时候梁素英站起来说：“说一句心里话，上海知青老师到新疆来，你们是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们却是最大的受益者；没有上海老师的教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李老师，我敬你！”我被梁素英的话感动了：真想不到，毕业离开学校已经三十四年的学生，竟然还对当年的上海知青教师们如此感恩！梁素英接着说：“李老师回上海，请你一定要向单坚老师转达我对他的感谢。”我问她是怎么回事，梁素英说：“1979年我在一连学校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分场的高中，那年我哥正好考上大学。我爸怕经济上负担不起我和哥两个人上学，准备叫我早点参加工作、不让我上高中了。单老师那时还没有调到分场学校，听说后急忙找我爸说'为了你女儿的前程，你一定要让她上高中。'我爸说：'儿子、女儿都要上学，经济上撑不住呀！'单老师说：'办法总是有的，要是不行的话，梁素英到分场学校的生活费由我来解决。'我爸听单老师这样说，感到不好意思了，才答应说：'我会想办法的。'”梁素英喘了口气接着说：“如果不是当年单老师看得远、说服了我爸让我上高中，我哪有今天？”听完梁素英的陈述，我眼睛有点湿润，我说：“我一定把你的谢意带到！”我心想：上海知青教师秉持“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观点，向学生传播的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更是城市文明的理念。几十年过去了，学生对老师感恩的心始终没有变，多么难能可贵啊！

　　梁素英提起上海知青所做出的牺牲，我想到了知青吴世瑛。穆俊英是一分场七连职工的子女，她讲了小时候在连队听说的关于吴世瑛的故事；我对她的叙述做了修正，并完整地介绍了吴世瑛的身世和被害经过。吴世瑛从小聪明伶俐，八岁就能上舞台弹钢琴，普通话说得标准、流利，上高中时还曾跟着百花奖明星祝希娟拍过电影。但因为父亲在欧洲工作，她属于“有海外关系”的家庭，政治上不被信任，兄妹两人高中毕业后都上不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于是都支边进了疆。进疆后，她干农活不怕苦，还一直是连队、分场演出队的骨干。1970年，因为回上海探亲时听到了香港传过来的有关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一些信息，被打成“反革命”批捕入狱。在看守所里，吴世瑛作为唯一的女犯，受尽了欺辱。三年刑满释放后，在看守所曾对吴世瑛做了坏事的那伙人，害怕东窗事发，通过单相思吴世瑛的第三者，灭了她的口。四十年过去了，上海知青吴世瑛被害案仍然是一个悬案。我说：“吴世瑛长得很出众，普通话讲得好，嗓音很甜，极具表演天赋，在正常的情况下她完全可以成为很出色的演员。可是1973年11月，她被人用绳子勒死在七连南边的林带里，直到第三天下午，她的尸体才被放牧人在包谷秆堆里发现。据说凶手回去后就'自杀'了，而幕后主使至今没有被抓出来。”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们国家对'文革'中的许多案子都没有认真追究，不了了之，这是我们民族的劫难、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吴世瑛的案子打动了大家的心，有两个学生在擦拭眼泪。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看时间已经不早，就站起身说：“好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愿这样的噩梦永远远离我们的生活，大家能健健康康、快快活活过好每一天，就比什么都好。”同学们再三再四地说：“老师以后回新疆来，一定要事先告诉我们！”“有机会到上海，我们一定会去看你的！”“代问石文经老师好！”

　　走出门，我和同学们依依惜别。这时候已到子夜时分，深蓝的夜空中满天星斗。

　　8月20日，我将结束“北疆行”、踏上回上海的返程。告别的时刻到了，之前许多同学、同事给我发来短信要为我送行，我都一一回绝了；我的好友杨建设和朱元梅夫妇、峙釗和李静夫妇，他们带着浓浓的情谊，送来许多礼品并为我准备了多种路上吃的食品；好友腾新国送来了一大包新疆土特产，并亲自开车把我送到石河子火车站。

　　这次北疆行，连头带尾二十天，除了火车上来回五天行程以外，十五天时间都与当年的学生们在一起。新疆的学生们太可爱了，无论岁月流逝多么久远，无论人身分隔在海角天涯，他们都会捧着一颗感恩的心，把真诚和热情奉献给自己的老师；在新疆的日日夜夜里，我变得年轻了，我的心被感动了、被温暖了、被融化了，二十天的经历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