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打开了结束上山下乡的大门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 作者:毕志华 时间:2019-05-26 点击:
2018年10月，一篇《知青回城功归谁人》的文章，在老知青里引起热议。其中1978年底前后参加版纳农场罢工请愿的重庆知青盛永写的《商榷》一文（以下简称“盛文”），引人注目。作者据称是被王震等中央领导接见的版纳北上请愿团成员之一。他在文章中否定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做出了“结束上山下乡决策”的存在。作者把结束上山下乡的功劳记在了1978年12月至1979年1月的云南农场罢工请愿者的头上，“盛文”说：“云南知青返城风波正是低层知青走投无路了，才去走的‘天安门’。最后是用请愿、罢工、绝食等手段，自己去争取获得返城机会，并最终打开结束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大门”。对“盛文”的观点，本人不能认同，下面分三点谈谈看法。
一、什么原因造成了云南农场知青的返城滞后？
早在1973年毛主席就提出了“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指导思想。为什么党中央在（中发【1973】30号）文件中，一方面把知青返城正式纳入国家计划，另一方面又继续动员上山下乡呢？因为上山下乡工作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国家可以宣布恢复高考，但却不能立即宣布停止上山下乡的原因。“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到1980年，全国仍有260万知青上山下乡。
实际上我国曾有两次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峰，第一次是“文革”政治运动开始后，1966、1967、1968、1969四届学生共467万知青上山下乡，另一次是1973、1974、1975、1976四届学生共686万知青上山下乡。第二次高峰期大大超过“文革”老三届及1969届的下乡人数，其原因是1973年国家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即突破了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量。（资料来自《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以下简称《始末》）。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时指出：“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邓小平的讲话道出了上山下乡的一个基本原因，即“生产还不够发展”。
据《“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325页披露：“亿万人民的努力和斗争，使中国的大陆经济建设事业在这段特殊的时期里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间，工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7.1%。”“10年间，农业的平均发展速度达到3.9%。粮食产量1976年达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6亿斤。”
根据“百度”资料，“文革”结束后，197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3%。正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才给“大返城”创造了必要经济基础。实际上，“大返城”这个提法是不准确的，全国1791万知青的返城是一个逐年积累的过程。在1979年一年就实现1791万知青“大返城”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始末》第166页记载：“1978年末在乡知青共有606万多人（其中插队476万人、农场130万人）”。也就是说，全国1791万知青在1979年前已经有近三分二的人回城了；1979年前全国291万农场知青，也已走了161万，占了一大半。
1978年末云南农场知青返城形势十分诡异。刘小萌写道：“不断有人离开农场，引起人心浮动。全农场系统知青已走了一半。北京和昆明的知青所剩无多，上海和四川知青能远走高飞的却很少。”（摘自《中国知青史·大潮》）
为什么北京和昆明的知青大部分都走了，上海和四川知青却走得很少，难道北京和昆明知青都走的是“后门”？据我本人的经历，1978年北京知青办已经放开了“病困退”的政策。一个大城市之间接收知青返城不平衡的问题浮出水面。上海是我国输出知青最多、最远的城市，由于安置难度大，上海市对知青回城采取“慢半拍”的态度，这是云南农场上海知青返城滞后的一个直接原因。
《始末》第137页记载：“1978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纪登奎说：上海青年大量搞病退，已经批了3万，还有8万待批，搞不好要出事。”据《瞭望周刊》登刊的《赵凡讲述云南知青返城》一文披露：“国务院赴云南调查组长赵凡说：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上海的同志觉得有困难，那时刚拨乱反正，上海刚喘了一口气。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云南的同志说，主要是上海的问题，还说上海来了一万多农民，不明白为什么跑到云南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调查组里四川的同志说，只要和云南商量好，四川的知青可以分别回四川，这是最早一个让知青回去的省。”从赵凡讲述来看，所谓云南农场知青返城风波，主要是上海的问题，不是“盛文”所说的是低层知青受到的阶层歧视而造成的回城难。
二、中央是因为屈服知青罢工和绝食的压力才让步的吗？
根据《始末》一书记载，中央在处理云南农场知青罢工请愿事情中主要采取了三个步骤：
第一是，释放善意。1978年12月27日北上请愿团到达北京。由农垦总局接待，每个人发了新军大衣，并安排在总局招待所住宿。
第二是，教育批评。1979年1月4日王震副总理接见丁惠民等10名上访知青。王震在讲话中对罢工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请愿团代表做出检查。
第三是，调查研究。1978年12月25日中央已经委派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率国务院调查组到达昆明，这个时间比请愿团到京还早了两天，完全是主动开展工作。赵凡经过实地了解情况，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1月23日国务院即批准同意了这个报告。从赵凡1978年12月25号去云南调查，到中央1979年1月23号批准报告，解决这场风波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史无前例，后无来者！
如果中央是因为害怕罢工，为什么王震副总理要严厉批评请愿团并要求其作出检查呢？请不要忘记：1979年1月23日上访知青代表给王震副总理发来电报，对罢工方式检查了错误。1979年2月10日这封电报由《人民日报》刊出。在风波结束后，《人民日报》发表请愿团检查错误的电报，意在警示后人，防止社会动乱。
不幸的是，1979年2月4日新疆兵团的部分上海支边青年如法炮制了几乎和云南风波一样模式的新疆阿克苏农场罢工请愿事件，并向兵团其他农场蔓延。对这一事件，国家果断采取了法治的手段，先制止违法闹事，再酌情处理。对违法闹事的首要人员坚决实行了抓捕，迅速恢复了新疆兵团的社会秩序。
所谓国家害怕罢工请愿、绝食等手段是对当时中央领导层善意的曲解，也是对下一代人的误导。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云南农场知青罢工请愿返城事件中，曾经出现了与老挝接壤的勐腊农场少数知青竟砍断了近百株已经开割两三年的橡胶树，这种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不论什么年代，什么诉求，都不能这样做，这是砍树当事人的历史耻辱，而不是所谓“逼迫政府的有效手段”。
三、我国上山下乡是逐步结束的
“盛文”提出，党中央在1978年12月10日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没有做出结束上山下乡的决策，理由是在会议内容上有这样的话：“今后若干年，还要继续动员组织一部分城市知青到农村去。”“盛文”引用会议内容是断章取义的，1978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公布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原文是：
“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逐步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将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是，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必须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全国来说，还要继续动员组织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始末》第143页）。
很显然，党中央在1978年12月已经做出了逐步结束上山下乡的决策，并明确规定了有安置条件的城市可以不再继续搞上山下乡。根据《始末》第166页提供的数字，1979年全国仍有24.7万知青上山下乡，1980年全国也有15.5万知青下乡。进入1981年，全国知青办的工作转为解决知青遗留问题，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至此，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宣告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能在1981年平稳结束，离不开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以及全体知青的理解和配合。
有人说：“谁表示理解上山下乡，就请谁回到农村去。知青返城就证明上山下乡搞错了。”我也要问，今天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就证明过去农民交农业税交错了吗？军人退役了就证明当年参军参错了吗？这个逻辑很荒谬。
历经20余年的上山下乡，发生在全国经济还不够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广大知青用他们的青春和生命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光发热，否定上山下乡就是否定知青自己。知青上山下乡与知青作出的历史贡献将永载共和国史册。
上山下乡的动员和结束，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与实现的，这就是本文对谁打开了结束上山下乡大门的答案。
（作者毕志华，系黑龙江兵团知青。）
（责编：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