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70周年-- 战斗在黎明前的“至暗时刻”

来源:文汇报 作者:姚海康 时间:2019-05-26 点击:
姚海康拍摄的上海市军民庆祝上海解放联合大游行。(上海人民出版社供图)
    
      ■口述人:姚海康(长宁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是上海沪新中学学生)

      “1949年7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组织“上海市军民联合大游行”。因为我会摄影,又有相机,大游行开始前,便向领导提出,让我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拍摄下来。建议得到组织上的赞同。于是,我成了沪西区大游行的一名摄影员,随着游行队伍,前奔后跑,有时甚至爬上了路旁的围墙,前后拍摄了30余张照片。”

      从中学时代的党外积极分子,到成为一名党员战斗在黎明前的“至暗时刻”,现年九十高龄的姚海康回忆起70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时光,依旧心潮澎湃。

      当年还是少年的他,勇敢地驾驶自家小汽车一次次运送战友脱离险境,他的家也成为隐蔽战线重要的庇护场所。“我当时只想要努力完成好党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根本没去想危险不危险的问题。”满头白发的他回忆起往事,只留下这样一句质朴的话语。

      在上海解放后那次振奋人心的大游行中,19岁的他又亲手拍下照片,成为这座城市最为珍贵的回忆之一。

      为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民主新中国而奋斗

      1946年秋,进沪新中学读高中后,我的人生发生了重要转折。10月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发起成立“丙戌社”,殊不知同学中有好几人是中共党员,于是我开始接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并成为了党外积极分子。

      地下党物色外围可靠的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组织“蜂社”时,我又成了其中一员。1947年3月2日,“蜂社”在我家大客厅举行成立大会,大家商讨了宗旨、组织、活动内容等,就是要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为建立解放区那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民主新中国而奋斗。华天惠、钟一鸣被选为负责人。并决定出版一份刊物,取名《新学风》。

      经组织审查,1949年4月2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至暗时刻,我完成了地下党交办的特殊任务

      1949年4月,上海地下党领导要我们加强隐蔽斗争,积极做好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那时,我的党员组织关系在大同大学支部。当组织上知道我家有一辆小汽车时,就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即尽快学会开汽车,准备在解放上海时使用。我抓紧时间在两个星期里考出了驾驶执照,并买了一大桶汽油,以准备随时使用。

      4月26日上午9时许,我接到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原沪新中学老同学周耐德打来的电话,要我尽快开汽车到交通大学后门(现淮海西路新华路口)等他。周耐德满身灰尘坐进车里,到家后他才告诉我国民党军警在凌晨突击搜捕交通大学的革命同志。

      26日那天,军警还对其他大学进行了逮捕,有不少革命同志和同学被捕、牺牲。但我们在上海市委领导下,采取更隐蔽的方式保存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我家是一个大家庭,住屋外是木行和锯木厂房,进出人员多且杂,隐蔽条件较好,又有电话,便于对外联系,因此,一些同志都到我家来隐蔽开展迎接解放的工作。徐惟诚(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于1948年经组织介绍,以学联同志的身份来我家隐蔽居住工作了五六个月(解放后才知,他那时在我家编辑《学生报》)。“四二六”大逮捕时,他带来了大夏大学的四名同志(解放后才知,他们都是大夏大学党总支成员)。另外,原沪新中学读书时的老同学侯杰、周耐德各带了一两个交通大学、大同大学的同志来我家隐蔽工作,共有10人,生活上由我母亲孙碧君照料。组织嘱我做好掩护工作。他们相互之间都不联系,连吃饭也是分开的。外出工作回来,都要仔细观察身后是否有特务盯梢。

      那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床不够,就挤着睡,挤不下,就睡地铺;有时买不到菜,就蘸甜面酱下饭吃,但大家的情绪却很高涨。

      5月25日拂晓,从我家门口的苏州河边上传来了枪声,解放军已占领了苏州河南岸阵地,与对岸的国民党军队对峙着。我们是多么想马上冲出去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但我们还得耐心等待组织通知。

      后来我接到了“开汽车到设在大同大学的上海人民保安队沪西区指挥部报到”的通知,我的任务是担任汽车驾驶员,根据指挥部的安排,哪里需要,就开车到哪里去。比如运送人民保安队臂章、送同志去接管、送同志去电台广播宣传以及每天到第一师范学校运饭菜等等……在驾车执行任务中我也多次遭遇国民党袭击,经过五六天的日夜工作,我终于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用相机记录下上海军民欢庆解放的笑脸

      1949年7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组织“上海市军民联合大游行”。我当时的党员组织关系已由大同大学支部转移至沪西百货业支部,但还未接上具体工作。因为我会摄影,又有相机,大游行开始前,便向领导提出,让我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拍摄下来。建议得到组织上的赞同。于是,我成了沪西区大游行的一名摄影员,随着游行队伍,前奔后跑,有时甚至爬上了路旁的围墙,前后拍摄了30余张照片。

      事后,我将这套照片整理成册珍藏起来。  

     (本报记者 周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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