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插队落户那七年》前言
来源:贵州知青 作者:周备 时间:2018-12-27 点击:
何谓“插队落户”？何谓“知青”？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全国各类学校停课闹革命。到1968年夏季，共有六年的中学毕业生滞留在校，分别是66届、67届、68届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后称“老三届”）。1968年年底，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运动规定，全国大小城镇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不再参加升学考试，高等院校停止招生。符合对应条件的中学生按政府指派，带上迁出的户口和生活家私，迁徙到边疆、农村、农场落户定居，自食其力。197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两年后的1978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十年间，全国先后共计约有1700多万，上海地区约有100多万城镇中学毕业生陆陆续续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全国另有千百万回乡务农的中学毕业生）。
“插队落户”不等同以往的劳动锻炼。上海各中学以往都有学工、学农、学军的实践课，组织学生去工厂、农场、码头、部队进行短期劳动锻炼，中学生大多参加过。我们班曾经在上海港万吨轮上劳动过，很有收获。这种实践既不会中断学业，更不会迁出户口。在中国，户口是人的生存之根。“插队落户”是把中学毕业生原在城市的户口迁入农村，这就意味着你在原来城市的生存之根没了，变成了农村的生存之根，性质完全不同。当时的口号很明确，“扎根农村干革命！”在当年“知青上山下乡”初期的动员大会上，曾经有个别激情满怀的学生写血书，表示“听毛主席话，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坚强决心！犹如上前线战场，可见“插队落户”有多“壮烈”！
“文革”中称作“知青”或“下放知青”或“下放学生”基本是一个意思，就是对当时上山下乡的普通中学毕业生称谓。“知青”中，大致有下放在农场拿低工资的和下放在农村生产队拿工分的两种情况。同时代留在城里分配工作的中学毕业生不叫“知青”；大学毕业生分配到边疆、乡村工作的不叫“知青”；中专技校生分配到山区厂矿工作的也不叫“知青”。换句话说，“文革”时期上海各类学校的毕业生在一夜之间重新按革命需要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毕业生成了从事农业劳动的农业人口，叫“知青”；一类毕业生是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拿工资的城镇人口，不叫“知青”。每个人的去向如何，取决于当时的分配政策。这种人为分出的结果，不仅让学生与学生的身份产生了本质不同，而且生活境遇也是天壤之别。“知青”似乎在这种分类中成了悲情的代名词。
当年“知青”下放出发前的火车站台上，轮船码头上，红旗招展，口号震天，送别的亲人黑压压一片。随着一声汽笛，那成千上万双泪眼婆娑瞬间转成撕心裂肺的哭喊！与其说是离别之苦，不如说是为前途叵测而悲痛欲绝！
上海市井生活中渐渐出现了视“知青”为另类的目光。上海一些年轻市民，当年还有把男女知青叫做“插兄、插妹”的。怜悯有之，嫌弃有之，鄙视有之。比如，留在上海工作的青年男女谈恋爱，以对方家中没有“插兄插妹”为婚恋条件，视为累赘（我的亲戚中有）。这种歧视，加上插队落户的苦难，从大城市到贫困边远农村的巨大落差等，深深刺痛着上山下乡知青的心，使得一些知青的情绪陡然变坏。其中有位下放在贵池县双桥乡的上海知青朋友李自强，性格刚烈。春节回家探亲，一踏上上海土地就怒火中烧，碰到没有下放的上海年轻人，一言不合，就拔拳痛揍。有次连行李还没放回家，就因打架被上海公安派出所抓了进去（我当时也有这种坏情绪，只不过瘦弱的我打不过人家而已），待情绪稳定了就又放了出来。如果他也是分配留在上海的那些校友，会这样犯傻吗？！作为一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是能被广众视作是有文化高收入的“优秀青年”，知青的举动也许是另一番豪情！
后来认识的一位合肥知青曾经告诉我，他们也会打架来发泄心中怒火。
“知青”怎么了？！
知青插队落户的话题很多，有关知青历史和生活的记载以及文艺作品也很多，为什么还要写一部自己的知青回忆录?我非名人，哪有什么名人效应？也非图功利，想成就一部大作。
实乃事出有因。
前几年，一次和我侄女说起“文革”和插队落户期间所遭的罪。她竟回答我道：“大伯伯在骗我，世上哪有这种荒唐事？”我听后，错愕不已。你说的历史真相，年青一代不相信。你说的人间悲剧，下一代不理解。我后来又侧面询问了一些年轻人。他、她们似乎和我侄女看法差不多，不了解“文革”中知青插队落户的事实真相，也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更有甚者说，知青上山下乡是潇洒走一回，多风光！
呜呼！悲剧变成了喜剧。我心情沉重，深感这不仅仅是代沟问题。这是景象出现了扭曲，认知岂能不偏差！
怎么会这样？！
我在想，你自己的亲身经历不记载下来，历史真相也许就永远被铅封了。有必要把侄女说的“骗人的荒唐事”如实写出来。告知后人，也告慰逝去或即将逝去的老一辈知青们。
其二，近些年来有关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不少（比如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国知青部落》；比如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等）。总体感觉是，有真实客观的，让人感动的，但极少。部分知青题材，尤其是影响比较大的几部电视连续剧，没有让我感同身受，更谈不上内心的震撼和共鸣。为什么我这个老知青、这个当事人不认可？如果是因为每个知青的下放地点、时间、经历各不同，从而感受和认知也不同，可以理解。但好像不仅仅是这么回事。是刻意掩盖丑陋还是素材取舍不当？是以偏概全还是主旨提炼不够？不敢武断。是人为拔高美化还是落入标签程式？从而把闹剧演化成正剧？不好妄议。即便触到痛点，是否该揭示成因，警示未来？不便定论。
由此，便盼望有更多真实客观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原生态素材来充实史料，让未来年轻人看到的真相不再是“骗人的荒唐事”。
其三，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很多老知青，不少民间团体、协会都有相关的纪念活动。如何纪念？大家的想法或观点各不相同。比如，有的人认为纪念活动应该祭奠被上山下乡运动葬送的青春；有的人认为知青被中断学业，文化缺失应该是纪念重点；有的人认为应该为不被认可的奉献和牺牲而呐喊。也有的人认为纪念活动应该提倡正能量，弘扬所谓“知青精神”（何为“知青精神”？如何弘扬？不明白）。如此等等。我觉得，意见不同可以理解，但纪念活动的前提必须是还历史真实。否则，纪念作何解？
争论中，有人半讥道，你命运多舛，又有见解，还从事过编辑、记者工作，自己怎么不写点东西献给“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
我才疏学浅，年事已高，记忆衰退。再弄长篇大论有些勉为其难。但又不想被人嘲笑是“说话巨人，行动矮子”，不得已拖着病弱身躯，在近古稀之年，试着把知青下放这一段经历如实记载下来。
要写知青上山下乡（1968年—1978年），肯定离不开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两年发生，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两年终止。两大运动相伴，先后十年。1700多万中学生的不公遭遇，知青的多重创伤，整整一代人的奉献与牺牲，国家人才的断代与缺失......思索良久。
十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基调是什么？说法种种。在1978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并形成知青大返城前，中央某高层领导通过调查了解后有一段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三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我觉得，这“三不满意”是当时情况的正确反映和总结，也是我要书写知青问题的基调。
写什么，怎么写？写知青历史，数据不够；写知青评判，资格不够；写人物故事，涵盖不够。还是写写自己的插队落户经历吧。每个知青的经历各不相同，每个知青的经历汇总不就是一部真正的，真实的《中国知青部落》历史文献吗？蹉跎岁月要让每个知青个体的不同遭遇来体现，而不是迎合某些宣传的需要。
希望这部《回忆录》能让你关注“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插队落户知青的生活岁月多一面的真实认知。
希望千万个老知青也能记载自己的知青生活岁月，为形成非小说版的《中国知青部落》纪实历史文献添砖加瓦。
（附一：代 序
柯万炎
周备，那个叫小周的上海知青。小周，我们都一直这样叫他；岁月如梭，现今该叫他老周了。我俩相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从贵池中学调到贵池人民广播电台，我也是从农村中学改行到电台当编辑。我比他早到几年，又比他年长，他夫妻俩称呼我老领导，其实那时我只是几个编辑的头，名为编辑部主任，领导是台长和局长。
初识小周，他只是个普通的青年。相处不久，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没有文凭却多才多艺，还能教外语。对于他经受什么磨难，却知之甚少。只记得1990年的春天，我俩出差到上海，在宝山参加上海经济区广播协作会议的年会，同宿数日，他向我透露点辛酸的家史。他还带我到了他家，在那破碎的家见到了他年迈的父親和可怜的二弟，仅此而已。
今天看到他含泪写成的回忆录《插队落户那七年》，才知原委。
《回忆录》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并非小说，更不是天方夜谭，是篇幅稍长的新闻报道。当然今天已属旧闻了，这旧闻能让很多人产生共鸣。
插队落户，上山下乡是喜剧还是悲剧，正如作者所说，因个人出身不同，所处环境各异，其看法也就不同。少数出身好，就业早，或入党走上政坛可能就是喜剧；对大多数，尤其象作者这样出身黑五类的子女只能是悲剧了。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周备家庭的不实之冤也被平反了。国家好了，人民富了，插队落户已成历史。知识青年几经磨难，如今夕阳无限好，苦尽甘来度晚年。仅以此文献给我的知己-上海知青周备。
2018.10.27 ）
（附二：柯万炎先生其人
我在贵池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工作时，柯万炎先生已从编辑部主任升任电台台长，仍负责全台播出稿件的审阅。既是我的业务主管，又是我的行政领导。
先生为人谦和，工作严谨，知人善任。电台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形成了抓政治，钻业务，不挤兑，讲和谐的工作氛围。在我一生的工作境遇中，成了十分珍贵的记忆。
在新闻业务方面，先生曾说，小周写的稿件角度独到，思路和常人不一样。这是对我的工作乃至一生的最大褒奖。由此，先生常把重要的新闻线索交给我去采访。在他的审定和推荐下，采写的稿件有的获奖，有的被《人民日报》和中央台采用。
我们的交往一直维持着一般的上下级关系和工作业务联系，极少谈私事，从无礼尚往来，饭桌交情。要说彼此感情深还是在退休后。一日，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先生退休后撰写的一篇文章。其中讲到，他原是贵池中学高中部的优等生， 成绩名列前茅，有考取名校的把握。不料被一名无德校领导使坏，“政审”没通过，抱憾终身。先生是一位看淡风云的人，没想到在先生的文章中，半个世纪前的创伤似是昨日之痛。我们以往的求学之殇是如此相似，我们的“三观”是如此的相近。
多年后，先生言传身教，其儿女十分争气，先后考入名校，其中一位还被联合国录用。真是替父辈扬眉吐气！
如今，老台长常在美国协助照顾儿孙生活，然而信息交流的便捷，让我们咫尺天涯。
感谢老台长柯万炎先生为此书《插队落户那七年》写序。
愿老领导健康！长寿！
2018.10.30 ）
复三：《插队落户那七年》目 录
代序 柯万炎
柯万炎先生其人 周 备
第一章 前言 1
第二章 先遭“文革浩劫”后遇“插队落户” 9
第三章 活法：劳作与收成 15
第四章 接受再教育 21
（一）劳动方面 24
（二）生活方面 35
（三）思想文化方面 50
第五章 青春期的困惑与伤痛 61
第六章 出路与归途 77
第七章 患难中的真情实意 97
后记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