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

昨天，乘机飞往成都，当飞机到站大家都要下机时，机上的乘务人员，好像还有一位秘书样的人拦住大家说:“请首长先走，请首长先走……”我和这位首长中间只隔着那位“秘书”。我看首长也就是五十多岁，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好。也就在这时，我还看到对面的过道上和我身后有两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及一位搀扶着七八十岁老母亲的妇女，她们都被拦住了。我盯着那位首长的眼睛对他说:“我如果是首长，我就一定会让孩子和老人先走。”他漠然地看着我，没有吱声，接受着首长的礼遇，从我们前面走掉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涌起了无限的惆怅……

其实我也很早为官，1985年我就是内蒙党委的正处级干部。那个时候的领导，跟昨天我下飞机时见的那位官员真的不一样，当时内蒙党委39岁的副书记田聪明同志（田聪明同志：后来是西藏的副书记，广电总局的局长，新华社的社长，现在是全国的记协主席），我和他一起出差，那一路我听到了许多，看到了许多，也学到了许多。

田聪明同志作为党委副书记，是有专职秘书的。但他和我说:“小郭，你跟着我就行了，秘书不要去了，这样可以省下一份钱。”就这样，没有专职秘书的陪同，他和我去北京，又去天津，参加了重要的会议。

令我感动是，我们俩在内蒙驻京办要返回北京的那天晚餐时碰见了当时在内蒙宾馆理发的老梁师傅，他来北京看病。

田书记热情的走上前去说:“梁师傅你来了，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梁师傅说:“吃完饭我就走，坐的是89次列车。”

田书记说：“我们也是89次，一会儿坐我们的车一块儿送你去火车站。”

到了车站，田聪明同志发现梁师傅手里有两个大包，还有一个小包，提起来非常不方便。他什么也没说，就去扛起一个大包，我扛起一个小包，我们两个人一起送梁师傅上火车，没有走官员的专用通道。到了车上我们已是满头大汗，把梁师傅安顿好后就回到了我们的软卧车厢。刚进车厢，田聪明同志就和我说:“小郭啊，梁师傅年岁大了，我看他的是上铺，你能不能和车长说说，给我个面子，让他们给梁师傅换一个下铺。”就这样，我去找了列车长。

显然，一个列车长一定会给副书记面子，梁师傅被安排在了下铺，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次特权的使用，但这个特权用在了一个平凡的理发员师傅身上。

更令我震惊的是，当我们下车准备返回机关的时候，田聪明同志跟我说:“小郭，我们还是去后面把梁师傅捎上，先把他送回去，我们再回机关。”就这样，党委副书记的车上，坐着一名普普通通的理发员老梁师傅和我们。我们先送他到了家，之后才回的机关。

我不知道昨天在飞机上，坐在前排的那位领导是谁，是什么官，作为领导，我觉得最少要懂点人情世故吧。你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为什么要走在老人和妇女的前面。我想如果习近平同志当时在，他会在那个老人的前面走么？他会插在抱着孩子的妇女前面走么？我想他是不会的，他一定会让老人和抱着孩子的妇女先走，他一定会这么做。

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难道你们家没有老人？难道你们家没有孩子？你作为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下飞机的时候就非要在老人和孩子前面走？你是谁的领导？谁给你的这种权利？我想不通。今天我说这些话，不是有意伤害那位领导。我觉得，他真是缺点家教。

不知道我的老领导能不能看到这篇文章，我想即使他看不到，我也要送到他的手里去。因为他的官大，他资历老，我真想让他好好教育教育那些个别高官，因为他们连中国人最起码的敬老爱幼的礼仪谦让都不懂。

有人说贪钱是腐败，那是明着的腐败。昨天的事情，我看到了，真的，我认为那是深印在中国某些官员心里的腐败，它使我们沦丧了几千年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尊老爱幼的道德。这是真正的腐败！

我的父亲也是高官，他1935年上了北京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来回老家参加抗日，解放后自然成了共产党的高官。但我的父亲从小就对我严格要求，我这个高干子弟是穿着带补丁的衣服长大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的父亲说：“吃土豆不许吐皮，因为很多人连土豆皮都吃不上。”那时，我的父亲没有仗着权势给我们任何的营养补贴。我记得当时曾经因为挨饿而浮肿，腿上一摁就是一个坑。我的母亲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一次她和我父亲去买菜，那时候的菜市场都是国营的，我的母亲试图挑点好菜来买，我的父亲就跟她说：“你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卖给谁呢？”我的父亲真是一个书呆子，但是我敬重他，我觉得共产党内真的需要这样一批书呆子。

50年代我们支边，我的父亲是内蒙古医学院的领导，按照规定医学院给我们家盖了一个带暖气的非常漂亮的独门小院，我们去看的时候都很高兴，庆幸可以住进这么好的房子。但是我的父亲出差回来之后，坚决的跟我母亲说：“不能搬进去，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他坚持把这套最好的房子给了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一个老医学专家，他叫王斌。长征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红军里最好的医生，后来被打成了右派。他作为高级专家被请到了内蒙，我的父亲把房子让给了他。

我还记得文革前逢年过节，我的父亲首先要去看望的是锅炉房的工人，去看望的是食堂的炊事员们。他非常的平易近人，买饭总是排队，从不插行。就这样，文革有人揪斗我父亲的时候，那些工人、那些炊事员都花很大的力气去保护他。记得有一位叫常书起的叔叔，他是一个管锅炉房的小干部，大学生们让他监督我父亲劳动。大学生一走，他就说：“郭院长，您歇歇吧，没事，我在外面看着。”他一看大学生过来，就赶快说：“你们干活吧，他们来了。”我记得文革后我的父亲专门把他请到家里和他叙旧，和他聊天。这多么像我父亲和我说过的，在抗日的时期，在冀中平原的村子里，堡垒户们对他的保护。但今天，我却要问，如果今天有了动乱，又有了敌人，要抓我们的官员的时候，有几个老百姓愿意保护昨天那位从飞机上走下的官员。真的，我不知道。

我是70年代入党的党员，我的党龄已几十年了。我知道，今天共产党有问题，她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内的一批高级干部严重的脱离群众。然而，我也知道共产党有希望，她最大的希望就是今天我的这篇微信可以在老百姓中畅通无阻的被广泛传播而不被禁止。这就是我们的希望，这就是共产党的希望，这也是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