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我的文革反思
「文革」十年，实际上是指毛泽东同志晚年执政的最后十年。建国以后毛泽东执政的历史时期，是可以分成二个阶段，前17年与后十年，都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阶段，都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发展的道路。这个探索不能离开国际国内大环境，它与改革开放以后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不同。对历史的分析不能离开它相应的时空条件，决不能离开那时的时空条件去苛求故人，这一点大家很容易理解，这是对相应历史时期的各个历史事件作分析时所必须遵循的前提。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宏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对事件的认识亦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不可能知晓事件的各个细节，这是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有许多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马克思能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二天，就能宣读《法兰西内战》的著作，总结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由于他毕竟不是直接参预事件的当事人，而是对巴黎公社抱着同情的旁观者，这对当事者而言，也要求这样做，那就很困难了。大量的历史事件是要等待它过了许多年，事件在各个方面的结果和许多细节都充分被披露以后，才能做出比较冷静的科学的总结。故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精确判断和分析，总须要有一定的时空距离，才能实现，实时的认识很难避免它的片面性。就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与「一月革命」这两件事来讲，我是身在其中，在当时很难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一是当时自己正处于精神亢奋的状态，二是它的实际效果也需要一个时间段才能反映出来。
当事件过去40年了，各种与事件相关的资料都陆续被披露了，大多数当事人都已故世，在现实中已很少利害关系的纠结，那就有可能比较冷静的、客观的对事件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作为当事人，我更多地是从专业的视角来审视它，甚至是很冷酷地去剖析自己的往事。述往事的目的是思来者，是为后来者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趋利避害。中国历史上修实录是后王为前王修，而历朝历代的修史，也都是后朝修前朝的史。当然有为后朝立论的因素，但更多的因素是以史为鉴。为什么后朝能修前朝之史呢?因为摆脱了当事人的利益纠结。但是后朝修前朝史时，也不能完全离开前朝曾经的当事人。如《明史》的修订，还是离不开黄宗羲、万斯同他们的《明史稿》。李世民修前八史(指《晋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及《南史》、《北史》等八部史着)，也是因为离开隋亡的时间不久。魏征去世时，李世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故知往事的目的，也只是为了今人行事的需要，正确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如何在如今的行事过程中趋利避害。故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的忌讳都是没有必要的。那十年历史，不应成为禁区。历史很难按照判决书来写，因为那样的话，干巴巴的，没血没肉。它不可能是单方面的故意，而是双方和多方博弈的结果。没有博弈和互动的过程，那样的历史著作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即使是审案，也要控辩双方真刀真枪地互动，才能说明事件的真相，才能使人们心服口服呀!
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晚年这十年历史，它也应该分为二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1965年10月到1969年4月，即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止，这是一个历史阶段，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到此结束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毛泽东在1967年说过好几次，在1月间，他对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说：「大概2、3、4月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在7月13日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在8月16日，对阿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在9月16日，他对南萍、陈励耘说：「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7、8、9，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眉目了。」在9月19日，他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时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1月份召开。」故在毛心目中，九大的召开是为了结束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事实上九大是在1969年4月召开的，所以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小组也就不存在了。故严格意义上「文革」到1969年4月已结束了，笼统地讲「十年文革」这个词并不正确，九大以后实际上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毛心目中，九大以后主要的任务是在国内召开四届人大，恢复正常的秩序，从而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各级人民委员会，那时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作为过渡的机构告一段落。在国际问题上是如何处理好中、美、苏三者之间的关系，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然而林彪事件打乱了他的步骤，他不得不放下既定的计划，集中精力来处理林彪的问题，而「9.13事件」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我们知道〈5.16通知〉中的焦点是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九大的党章是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的，结果林彪折戟沉沙，那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样在「9.13事件」以后，便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批林，说清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解放老干部，平息老干部心中的怨气，从而重新建班子，召开十大，同时花很大的力气调整国际关系，使国际国内的形势得以缓解，为以后改革开放留出了很大的空间。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遂毛的心意。所以科学地讲，应把毛最后执政的十年，应分成二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的中心不同、主题不同，尽管后一个阶段在毛的心目中是如何巩固文革的成果，这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结果并不如其心愿，「文革」造成的新老干部之间的裂痕实际上很难弥合，毛正是在他留下的这个难题中过世的。对于这个时期相关的历史人物，也应该作具体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管运动中站在哪一边，事实上各有各的账，功是功，过是过，有的是执行路线上的问题，有的是为人品德上的问题。总之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不是绝对否定，也不是绝对肯定，脸谱化不是好办法。至于理论上的问题，也得具体分析，往往包含着双重的因素，正确与错误混杂在一起，须要条分缕析。激动的年代已经过去，留下来的总结，应细心又冷静。作为历史的分析，尤其应该如此，不能把污泥和宝贵的东西一起抛掉。
我个人在毛执政的最后十年中，所做的工作，也应该分成二个阶段。前面三年，我是为「文革」这个中心任务服务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参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起，不知不觉地卷入政治漩涡的中心，滚了一圈以后，又回到意识形态领域。后面的七年，从1968年9月成立《红旗》组稿小组起，到1970年恢复写作组，直到「文革」结束，这个阶段我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服务。林彪事件，我们虽不是在矛盾的中心，然而也牵涉到不少事情。「文革」结束以后，我面临的是清查和审判，及12年的隔离和牢狱生活，为此又提供给我静心读书的机会。我重读马列经典著作、毛泽东的著作和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在思想观念和治学方法上，反而得到进步。
人的认识总要经历感性与理性二个不同的阶段，历史的研究从书本到书本，毕竟都是间接认识，没有直接知识垫底，有时候很难得到真正的认识。事情亲身经历方知其中的甘苦，那十年的经历对我读史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为毛泽东组织标点注释古文大字本的过程中，古今之间不仅在历史与未来之间，而且在情感领域竟然可以那样沟通。所以有了那样的经历，古史中的人物就活起来了。有了历史的底蕴，再来审视现实问题，也能更深一层透视它本质的东西。有人问我这辈子的得失如何，我认为还是得大于失，没有人生的跌宕起伏，怎能认识人生的真谛呢?有了这样的经历，我看问题，多少能深入一些。譬如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末讲：「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过去没有经历时，体味不到这句话的辛酸，有了这番经历我体味到了。在世俗的眼光下，于人于己都是如此，至于什么「文革余孽」、「刑余之人」之类称号，对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面对那些谤议也能坦然处之，不会与那些小人之颜色去计较什么长短了。历史上的是非，自会有定论，它不是按照什么决议和判决书来写的，那些东西的时效毕竟有限，管它们的议论干嘛，还是挺胸走自己的路，是非自有公论。从为人讲，只要没有偷偷摸摸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没有为个人的私利用骗术去损公肥己就可以了。对于那些毛主席所谓的「政治骗子」们，靠无中生有地说假话，伪造文件，即使得意于一时，我仍是嗤之以鼻的。至于个人在工作和认识上的失误，谁也难免，当然需要改正，但那不是人品上的问题。我离开牢狱生活，回归社会，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也已25年了，回首审视这许多年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没有抛弃过自己的信仰，无论此前此后，我深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经得起审视和检验的，没有愧对我当年参加革命的誓言，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我早就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了，凭这一点，我相信自己这一辈子堂堂正正为人的品格，这也正是我唯一可以告慰自己的地方。
摘自朱永嘉口述：《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大风出版社2014年（原载大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