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深夜,玉泉山,那次连夜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来源: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 作者:叶永烈 时间:2018-10-06 点击:


 本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中南海。但是,在中南海刚刚进行了那么一场生死大搏斗,“硝烟”未散,何况在中南海可能还有“四人帮”的爪牙尚未捕净,所以在中南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合适的。
 叶剑英建议在他的住处──北京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马上得到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赞同。
 紧急关头的紧急会议在叶剑英住处召开,这也充分显示了叶剑英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
 玉泉山坐落在北京西郊。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委托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叶剑英深知北京城里麻烦多多,毛泽东便把北京市郊的玉泉山九号楼拨给叶剑英。
 
其实,叶剑英在北京有三个住处:他在城里住在中南海后海南沿的小翔凤5号;在中国的命运急转弯的年月,叶剑英住在北京西山15号楼;此外,又有玉泉山的9号楼。
 “四人帮”很快就发觉叶剑英在西山的动向可疑,在毛泽东去世后,王洪文使出球场上的“盯人”战术,也搬到了西山。王洪文住在离叶剑英的15号楼不过几十公尺的25号楼。25号楼的地势比15号楼高,所以对15号楼的动向可以进行监视。
 可是,就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叶剑英突然从北京西山消失,搬进玉泉山9号楼,甩掉了盯梢的王洪文……
 叶剑英和华国锋在拘捕“四人帮”之后,乘着红旗牌大轿车直奔玉泉山。
 汪东兴留在中南海,忙着给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一打电话,要他们务必在夜11时赶到玉泉山9号楼,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突然在半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地点又是那么远,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无不感到惊讶。但是,谁都熟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声音,所以,由汪东兴出面通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深夜上了玉泉山。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外,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陆续到达玉泉山9号楼,在大厅等候。
 这时,叶剑英正在与华国锋谈话。
 2002年,当年担任中共中央保密局局长的周启才回忆说:
 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静悄悄。这是一个震惊中外、永载史册的夜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和往常一样,许多办公室灯光明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仍在忙碌地工作着。
 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即“四人帮”)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9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问我:“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汪说:“好,时间很紧了,你赶快去办吧!”
 我快步下楼,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
 我到达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排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一些,东兴同志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夜11时,叶剑英拉着华国锋的手,来到大厅。
 一次不平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
 按照叶剑英事先和华国锋的商定,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作主旨讲话。
 华国锋的主旨讲话,后来在1976年10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下达。
 华国锋先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已经粉碎“四人帮”,引起极大的震动。李先念带头鼓掌,顿时使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活跃起来。
 接着,华国锋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作了说明。华国锋强调,毛泽东主席在生前就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这次拘捕“四人帮”完全是实现毛泽东主席的遗愿。
 依据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华国锋讲话的原文如下:
 毛主席早在1974年7月17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江青,当时在座的同志大都亲耳听到了。主席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难改呢。”毛主席还批评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毛主席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呢。她(指江青)也算是上海帮呢。”
 毛主席还多次讲过:“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在四届人大前夕,继续大搞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经过密谋策划,背着中央政治局,于1974年10月17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状。毛主席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当即批评王洪文。“四人帮”不服,又由江青出面,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在1974年11月12日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江青不听告诫,竟然托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974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主席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病重期间,再次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当时,我和叶帅考虑到主席有病,就没有急于解决。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解决。但他们太疯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是准备在10月10号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突击发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
 同志们,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是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这次胜利,再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在华国锋之后,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叶剑英除了跟华国锋一样,强调了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而且强调了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叶剑英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只有借重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才能使众人信服。
 叶剑英说道:
 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大家知道,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
 第一着棋,是1974年、1975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他们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谴责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曾和我多次强调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是早就下了坚定的明确的决心。我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
 毛主席生前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种安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要是没有毛主席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叶剑英讲话之后,汪东兴作了发言。汪东兴主要是揭发“四人帮”要发动政变,所以不得不先对他们下手。
 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讲话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支持粉碎“四人帮”,支持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
 
有人曾经提出要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在玉泉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1976年10月6日夜11时一直开到10月7日清早6时,可谓是“通宵达旦”。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决议的全文如下: 
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为了向全党下达这一决议,中共中央于10月7日又发出通知,全文如下: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在党内传达。
 这次通宵达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于粉碎“四人帮”有了一致拥护的共识,而且也结束了毛泽东逝世后“群龙无首”的局面。
 就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这千头万绪的时刻,叶剑英一边和华国锋安排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征得华国锋的同意,急急派出两位可靠的重要干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马上控制中国的新闻传媒。
 
那时,中国的新闻传媒紧紧地控制在姚文元的手中。在策划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和叶剑英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着棋──派谁从姚文元手中夺取舆论工具。
 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耿飚、迟浩田、秦基伟。
  1984年6月,耿飚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及1976年10月5日华国锋约见他的情形:
 抓“四人帮”的时候,要我出来,是叶帅推荐的,华国锋也赞成。我和华并不熟悉,当时叶帅和华都在怀仁堂办公,那是头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华国锋把我找去(他那时住在现在西哈努克住的地方)。我到那里后就谈起来了,提到“四人帮”的事情,当时我已经估计到了,我已知道了一点情况,知道他们要把“四人帮”弄掉。我就说:“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华国锋笑了笑说:“看,我还没有跟你说哩,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么,你知道我要你干什么?”我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华国锋说:“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讲了,这几天你在家里不要离开,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我就直接打到你家里。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我的声音你能听出来吗?”结果,第二天下午(引者注:应为晚上),华就打电话来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
 10月6日晚,在抓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便给耿飚打了电话,命令他火速赶往中南海怀仁堂。
 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名言:
 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显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刚刚抓了“四人帮”,首先想到的是“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其快捷的传播速度,在电视还很不普遍的年月,显得非常重要。《人民日报》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国舆论界的“带头羊”,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当时,不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是《人民日报》,都在“舆论总管”姚文元的严密管辖之下。在这些重要的新闻传媒,姚文元都安插了自己的羽翼。尽管姚文元已经被捕,但是,拘捕“四人帮”的消息一旦被姚文元的那些羽翼获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广播,只消几分钟,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
 
须知,当时仅仅拘捕了“四人帮”以及毛远新,“四人帮”还有众多的帮派骨干在各地,还在各个部门。尤其是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那里的“四人帮”帮派骨干,正在摩拳擦掌、调兵遣将,要求“江青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
 
叶剑英最初的打算是严密封锁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先保密两个月,不让外界知道。先保密两个月,显然是为了争取时间,逐步解决各地、各部门的“四人帮”的帮派骨干。
 
叶剑英说,这是按照“林彪跑时的办法办”。所谓“林彪跑时”是指1971年9月13日林彪突然逃跑,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毛泽东当时封锁了消息,实行严格保密。叶剑英这时打算采用毛泽东当年的办法。
 
叶剑英选择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去完成这两项重大使命──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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