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改革开放40年｜朱晓明：那年月什么都缺，就不缺情怀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朱晓明 时间:2018-09-28 点击:
【编者按】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从负担沉重的全国“后卫”，一跃变“前锋”，实现大变样。浦东开发的高楼大厦背后，张江、金桥、外高桥开发的规划政策背后，开发开放的高速进展背后，有着怎样的大胆尝试、奋力进取的故事。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了部分上海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们讲述上海改革开放那段激情澎湃的历史。该系列文章将收录于即将出版的《口述上海 改革开放》系列图书中。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从负担沉重的全国“后卫”，一跃变“前锋”，实现大变样。浦东开发的高楼大厦背后，张江、金桥、外高桥开发的规划政策背后，开发开放的高速进展背后，有着怎样的大胆尝试、奋力进取的故事。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了部分上海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们讲述上海改革开放那段激情澎湃的历史。该系列文章将收录于即将出版的《口述上海 改革开放》系列图书中。
澎湃新闻 刘筝 图
口述：朱晓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原院长）
时间：2018年7月5日上午10：00
地点：中欧商学院教授楼520室
采访：徐建刚、谢黎萍、郭继、严亚南
整理：严亚南
1990年9月11日，外高桥、金桥、陆家嘴开发公司在由由饭店挂牌，这是上海浦东新区最早成立的三个开发公司，我有幸出任金桥开发公司的首任总经理。弹指一挥，28年过去了，但是回首当年的创业历程，还是非常感慨。
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使命和情怀
我记得很清楚，在走马上任前，我们经历了一次由黄菊市长参加、倪天增副市长主持的面试。面试那天，我、王安德、阮延华、余力等十几个人被通知去了康平路，要求在座谈会上谈谈有关的几个问题的看法，我那时已经取得了工业管理的硕士学位，曾经学过一门课叫“产业经济学”。在领导问到产业发展方面的问题时，我非常系统地说了自己的看法。王安德也谈了想法，他当时是在房地局工作，对土地批租的事比较熟悉；阮延华当时在闵行开发区任副总经理，也比较有经验。我们参加面试的这些人，应该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还是有些基础的。
当时，好像提到了浦东开发。我们几个人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好像是在物色干部，但不知详情。面试以后，大概在1990年7月22日，我们就去浦东开发办报到了。这个速度是极快的。
初到公司，确实有许多困惑。那时候有句话叫：“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我原来是在纺织局工作，纺织局算得上上海的第一大工业局，在职职工55万人，退休职工30万人，另外有500多家厂。虽然那时候纺织局这个传统工业大户时常会碰到种种困难，但不管怎样是一个大行业。到金桥一看，这地方根本就是一片农田、农宅。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
金桥虽然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冠以“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世界通行的缩写为EPZ）名称的开发区，其实是一个搞第二产业（制造业）的开发区。对于浦东开发的初创者来说，那个年月，开发区什么都缺：第一缺资金，不知道开发的资金从哪里来；第二缺经验，我对土地开发、建筑施工等根本就不熟悉；第三缺项目，开发区要招商，项目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第四缺人才，我们几个浦东开发区的老总，面对一筹莫展的缺这缺那，经常晚上睡不着觉。
幸亏我们有一样东西是不缺的，那就是使命与情怀。小平同志说浦东开发要“服务全国、面向世界”，这八个字就是使命。市委市府的领导在指导我们工作时，十分强调：浦东开发是一个跨世纪的任务。担当浦东开发开放初创时期的老总们，在这些使命的鞭策下，“坚持浦东开发开放不动摇”的情怀被点燃了，这也可以看作浦东开发大军开始出征时的决心与勇气。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除了我，还有3位副总，一位来自工业部门，一位之前是搞外贸的，还有一位原来是川沙县建设局局长，另加两位办公室同志，总共6个人。公司刚开始运营时，我们这些人都在原单位拿工资，日以继夜，工作十分辛苦。公司的办公地点一开始是在浦东开发办（浦东大道141号），半个月后搬到由由饭店，政府借给我们几个公司各200万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我们就用这200万去买了桌子、椅子、沙发以及简单的办公用品。办公家具送来的时候，我们几个总经理自己搬运安置。
公司成立以后，我们就开始向社会公开招人。记得当时一共招了4个应届毕业的大学生：2个博士，一个是中国纺织大学机电一体化博士，另一个是同济大学博士；另有2个硕士，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的。这些学生进来后，工作非常努力。我的第一任秘书是池洪博士，表现真不错，当时公司还开不出工资给他，他的工资是我向国棉二十五厂厂长借来的，凑合着过日子，池洪也没有怨言。
第一要务：开发与规划的战略思考先行
说来也巧，我与出口加工区的渊源始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我在上海针织二十厂任厂长，局里统一组织了一个援外项目，到毛里求斯投资建一个针织厂。这个厂用的针织机就是我设计的，主要生产T恤，属于加工贸易。很幸运，第一年这个厂就收回了投资。
1987年，我作为分管外经的纺织局的副局长，代表局里去毛里求斯考察，准备再申请建个厂。当地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接待了我们，因为我们是投资方，所以要求了解毛里求斯国家有什么优惠条件。考察中，我们明白了当地政府把我们开设的工厂安排在 EPZ（出口加工区）中，这样就可以享受产品出口的相应的免税政策。于是，出口加工区的概念就印在我脑子中了。没想到有一天，我自己会负责开发一个 EPZ （金桥出口加工区）。
初任开发公司总经理，我对开发和基本建设完全是“门外汉”。之前担任厂长、局长的时候也没经历过造房子、修马路，当指导我们开发区业务的市建委主任吴祥明开会时说到“七通一平”、“空心马路”、“实心马路”这些名词时，我常常不知所云。马路怎么可能是空心的呢？空心的话不就要塌陷了嘛？后来知道，原来空心马路指的是已配套基础设施的马路，下面有六根管子：上水、下水、污水、电力、通信、煤气管等等。我下意识地、如饥如渴地、刻不容缓地去补上规划、基建等基础知识。
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能看到的资料非常有限，我就从各方面去搜集资料来进行研究。我看了一些出口加工区的文献，这才知道全世界第一个出口加工区是爱尔兰的香侬出口加工区。所谓出口加工区就是划出一块地，围上隔离物，在这个区域内进出口都是免税的。
1990年12月，我完成了《论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与规划的战略》撰写，这是我出任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总经理5个月后的第一份学术报告，也可以说是我在开发公司初创时期的一份述职报告或工作报告。
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呢？因为我觉得当时上海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要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交给我们的开发任务，建成面向二十一世纪、面向世界、功能齐全、外向型的现代化新兴工业城区，就必须寻找科学的建区思想，繁荣经济，振兴浦东，追赶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这一切的重中之重，先中之先，必须把开发与规划的战略思考作为第一要务来抓。
在研究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出口加工区是自由贸易区与工业区的结合体。国外出口加工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是必须有一套强有力、高效能的领导班子，必须完备立法手续和明确法律法规，必须颁布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必须超前地、不失时机地研制总体规划、配齐基础设施，必须有多种渠道筹集EPZ所需资金等。
经过详细地调研分析，我以系统工程的理念出发，提出了“开发与规划必须实施战略思考先行”的观点，并告诉公司全体成员：“新区初创之日，纵有千头万绪，纵有百端待举，我们必须遵循做战略→订规划→抓计划的程序开展工作。”因为战略是管远景的、长期的、有决定意义的；规划是中长期的，是战略的体现；计划是短期的、眼前的，是实施规划的手段。
在这篇论文中，我对金桥出口加工区市政规划、产业规划、人才开发、管理机构与职能、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的战略以及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的经营战略及其有关策略进行了深入思考。
在对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的可行性作了周详的国际、国内环境分析后，我认识到，必须抓紧时机吸纳一切可能获取的资金，把土地优势与金融优势集为一体；对于国内外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投资硬环境之一的基础设施建设,我提出了“小市政配合大市政建设,规划一次成型,开发分段实施,利用原有设施小步快跑”的战略。
在产业规划方面，我提出了“中档次产品的出口导向与高档次产品的进口替代相结合”的战略。这是因为金桥开发区一开始就定位在出口加工区，但是后来发觉，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一时到不了位，所以我们只好从实际出发，坚持进口替代与出口加工相结合。当时提出的战略目标是：争取2000年，金桥的出口创汇额在全国开发区中名列前茅。同时，我们运用三次产业分类的理论,分析了国内外第三产业发展的历史,提出了综合效益型的第三产业的产业规划战略。
根据人才开发的涵义、要素，我设计了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领导层素质的构造和新型的、年轻高级知识分子整体素质的构造，提出了人才开发的初定战略目标（含五个具体指标）和公司人事部战略调研的命题,以及人才开发的策略,列出了公司干部的17门必修课。
在经营战略与策略方面，一是从实用角度提出了“出口导向”的国际贸易战略下可采取的对策；从学术角度对选择出口产品的策略和产品定价策略，建立了数学模型。二是提出了全方位、多元化的融资战略设想，论证了发行债券的可行性及方案，提出了资金运行策略。三是提出了实行滚动开发是金桥出口加工区的主要经营策略。四是提出对保税业务要进行孜孜不倦地研究与实践，既要符合政策，又要勇于开创，以达到遵循国际惯例、与国际经济接轨，使金桥EPZ成为国际通行EPZ的目标。
此外，将计算机系统开发——确切地说是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当作较为重大的战略来看待,提出了有关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为金桥加工区成为未来的信息社会作了超前的准备。
总之，作为一个开发公司的总经理，我觉得战略思考至关重要，没有战略思考，只知道卖土地，等土地都卖光了，公司就会衰退败落。
填补空白：用数学模型分析规划蓝图
在发展战略确定之后，制订一个有战略眼光、面向21世纪、面向国际的现代工业区的规划，成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跑位于铜仁路的市规划设计院，三个开发区都流传着同样的故事：开发公司总经理愿意给画开发区规划图的大学生削铅笔，意指希望他们早一点把规划图做好。我还记得，当年在绘制金桥开发区规划图的时候，有条路叫上川路，这条上川路就是过去庆宁寺一直通往川沙镇的小火车行驶线，它恰巧是今天金桥的主干道——新金桥路。但是在规划图上，这条主干道原本就是弯弯曲曲的。我就去找市规划局副局长、规划院院长夏丽卿，我说：“能不能把这条七拐八弯的路适当修改一下？”夏丽卿斟酌了一下，拿了一支红铅笔作了适当的改变。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年代，各方面的领导们都十分支持开发区的工作，他们不失原则，但乐于创新。
为了较全面地向中外投资者介绍开发区的基本情况及投资环境，便于各业务部门了解规划导向，1993年，在金桥开发区总体规划、专业规划全部定下来以后，我们专门编了本《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规划图册》（93版）。
这本图册涵盖了金桥开发区所有的专业规划图（21张图）。此后，每家公司进来，我们就送一本规划图册给他们。外资企业一看就很明白，他们觉得我们是有心把这个开发区依据规划做到底的。经验证明：中外投资企业会凭直觉来判断浦东开发能不能给他们树立信心。
1994年至1995年，我撰写了《开发区规划研究》一书，是国内最早的开发区研究专著，后来这本书加上1993年编的《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规划图册集》一起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般的科技进步奖是颁发给硬技术的创新，而我们获奖是因为对软技术、软科学作了创新。
为什么要用数学模型进行规划分析呢？举个例子：如果开发区比较大的话，产业就不能随意安排，因为不同的产业对基础设施资源的配置有不同需要，如果不能对产业向量和地块向量进行合理的资源统筹与配置，轻者造成资源浪费，重者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比如：机械和电气产业一般用水不多，但用电比较厉害；制药、食品行业，可能用煤气多，工业污水排放也多。我们尝试运用匈牙利法的01模型，通过计算机对产业向量和地块向量进行资源配置。这种资源配置原理也可浅近地理解为分享经济或共享经济。这本书里使用的四个数学模型，在实践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证明这些模型是有效的。
1993年，赵启正带着四个开发区的总经理去山东。济南开发区的同志拿出一张规划图来请我们提意见。启正说：“晓明，你提提意见。”我看了他们开发区的布局以后就说：“一般说来，脱胎于城市化、半城市化的开发区的道路系统会有一个以上的坐标体系进行组合，但不宜超过两个，且尽量想办法让道路成正交的关系（数学上的正交就是垂直的意思）；其次，这个地块的形状最好是矩形的，一来有利于交通组织，二来建造的基础设施投入成本比较低（因为同样截面面积的多边形，三角形周长最大，故四边形比较合理），三是考虑到日照和通风的关系。用好的理念用心地来制订战略和规划，从长远来看，必有好处。
2005年，我又完成了《开发区规划、建设、发展和管理》编写，这本书被纳入上海市“吸引外资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丛书。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曾经担任国务院特区办主任的何椿霖专门为《开发区规划研究》一书作序，特区办的几位副主任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说我写的书填补了开发区建设的空白。2015年，我被聘为中国开发区协会的首席专家。
励精图治：开创性实施战略与规划
战略与规划确定以后，随意更改就不仅不严肃，而且会降低规划的品质。但要将战略与规划落到实处，还需要开创性地做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
首先要做好规划与政策展示，形成宣传效应。
在金桥开发区没有出形象之前，我们制作了一个比较先进的产业规划模型。那时候我们已经想到，最好能够将图像用3D方式输出。那么怎么做呢？我们就在产业规划模型的上方设置了两根导轨，然后将一个微型摄像头架设在导轨上面，可以升降，即可以沿X、Y、Z轴行进，然后将信号输出到投影屏幕上，这样在宣传、介绍的时候，图像清晰、直观明了。可以说，我们是全国第一家这样做的，来看的领导非常多，大部分来参观的外国元首都要看这个模型。仅1994年，金桥公司就承担了209次接待任务。
其次，抓住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产生先发效应。
对于抓哪几个重要的产业，我们确实花了心思。在开发区建设早期，我们重点引进的是机电类、家用电器类、通信类企业。刚开始招商是蛮难的，因为什么都没有，但好在我之前是担任过工业系统的副局长，对工业口都比较熟悉。所以，我就经常跑上海的几个工业局，希望引进他们最好的项目。不久，二轻局的冰箱压缩机厂、空调压缩机厂、双鹿冰箱厂搬了过来；仪表局的三叶飞利浦电子元件等好几个电子项目也搬过来了。为了引进项目，真可以说是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当然这是我们所有开发区公司的共同的风格。
为了吸引贝尔公司，我去他们公司开说明会，一名负责人问：“为什么要我们搬到这种地方去？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员工非常担心。”当时，时任市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原经委副主任顾训方、市经委总工程师翁征洋大力支持金桥开发区，他们说：“就是要支持金桥总经理晓明同志，希望贝尔公司去浦东建新厂，眼光要放得远。”市委书记吴邦国也特别关心。最后贝尔公司迁建金桥，当然我们给了他们一块最好的地。
除了提供高质量的地块给投资企业，我们还极尽所能为进区企业提供服务。1995年6月，正是上海的梅雨季节，因连日大雨，贝尔公司厂房严重积水。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但又心想金桥建设的雨水泵站应该是上海排水量最大的泵站了（22.4 立方米/秒），怎么会积水呢？
当时贝尔公司承担着技术含量全国领先的程控交换机的制造，据说一台产品就值2000万，而整个车间有许多台程控交换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检测。一旦设备进水，会产生巨大损失。这个时候，我们先不问是谁的责任，而是帮贝尔公司尽力解决燃眉之急。我带领金桥公司的二十多位同事，周六、周日全部出动加班，到北京东路工业品市场借来许多小型排水泵，连夜帮他们排水。三天以后，雨不下了，水也都排出去了，险情终于解除。
事后贝尔公司确认金桥的基础设施没有问题，而是承担厂房设计的某工业设计院的设计有重大缺陷。这件事让贝尔公司非常感动，他们觉得金桥开发公司的服务做得好，急用户之急，想用户之想。当时的电子部部长胡启立得知这件事情后，对金桥的服务至上的印象特别深。1996年，我跟市领导一起去北京，在飞机上碰到胡启立。胡启立说：“晓明，你们金桥服务很好，处处为用户着想，所以电子部决定把华虹NEC（芯片项目）放在金桥。”一个月以后，华虹NEC就落户了金桥。由于金桥开发区的产业发展快，技术含量高。1999年，美国《财富》杂志主办的“世界财富论坛年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组织了世界五百强公司参观企业，就选在金桥开发区。
第三、抓住产业链的关键项目，形成带动效应。
来自工业系统的我，硕士研究生学了工业管理，所以招商引资时，会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对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先招什么后招什么把握得比较得体。引进产业绝对不能拉到篮里都是菜，一定要把行业相互之间的关系搞清楚，还要看哪些产业可能未来会成为主流，哪些企业进区会牵引别的项目来落户。可口可乐罐装厂落户金桥是因为我们先引进了铝罐厂，罐头做好，马上就能运到可口可乐的罐装厂，实现铝罐零库存。另外我们提前布局，引进了气体厂。由于芯片厂一定要用气体，可口可乐饮料也要用气体，所以气体厂引入是一步成功的先手棋。
第四、超前建设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实现产城融合。
首先，金桥的基础设施规划做到了“九通一平”，就是在“七通一平”的基础上增加了集中供热和卫星通讯。
在金桥，我们在招商中言明任何一家公司进来，都不可以自己建锅炉房和烟囱，“烟囱林立”在金桥开发区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由于开发区实行集中供热，没有烟囱，就排除了污染排放源。对于集中供热，一开始金桥公司内部思想也不统一，阻力很大。因为集中供热要由金桥先期投资，且一开始肯定是不盈利的，但金桥这样做就向所有进区企业宣示，我们把保护开发区的环境视为己任。今天有很多人问我，你当时是不是想到了PM2.5？我说那个时候并不懂得什么是PM2.5、PM10，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既然说浦东开发开放要“服务全国、面向世界”，那就必须与国际接轨。实现集中供热是我们金桥开发区的担当。1995年，金桥开发公司与美国美亚电力有限公司、上海燃料总公司三方合作组建了上海美亚金桥能源有限公司，当年是亏的，但不久就达到了收支平衡。我们的集中供热系统是烧油的，因为烧油比较能控制排放，这样几乎就不会产生二氧化硫或者是氮化物等等，这在当时是很超前的。因此对外招商时，我们宣称金桥是“one chimney”，也就是在金桥开发区内只有一根燃油供热烟囱。事实证明：看准了的事就要大胆干、大胆支持，创新会有风险，但敢冒风险要有科学的思想作担保。
一般的有线通讯在“七通一平”时就有了，但我们这儿还有VSAT，叫甚小口径天线通讯，是一种卫星通讯，我们只花了100天时间就把这个设备建好了。吴邦国书记来参观时题词：“一步登天”，就是说，VSAT可以借助卫星，实现无障碍通讯了。这个设备提供了公共服务，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新民晚报》的海外版就是通过我们的卫星通讯传输出去的。
其次，解决了事关发展全局的交通“痛点”。
为了解决新金桥路（金张公路-杨高路）十字路口交通拥堵的“痛点”问题，1993年，我们下决心建设金桥立交。当时，公司内部思想也不统一，大家觉得这种项目应该由市政府建设。但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是因为杨高路是快速通道，在金桥开发区沿线一共长达6公里，假如没有这座立交桥，从市区开来的车子只能右拐，而区内的车辆出行无法穿越到杨高路，这会严重影响企业经营和居民的日常生活。这个地方堵车严重，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自己，还会严重影响外高桥的发展。外高桥的定位是自由贸易区，沿杨高路去到外高桥，一定会经过金桥。因此，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决策。
为了建这座桥，根据上海市以及浦东的总体规划，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调研工作。首先第一步，是建立出行深层模型；第二步，建立出行划分模型；第三步是建立出行分布模型；第四步，是建立交通流量配置模型。然后接下来还要对城市总体规划当中的人口、就业等进行预测。因为就业人口一多，出行也就多了，所以就有了人口模型。人口模型有了以后，还要对机动车总量进行预测。我们就在这个十字路口当中，用空架目标按24小时测出数据，测好以后就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配置。1994年初，经过科学测算，金桥立交正式立项，3月动工，12月26日正式建成通车。建造这座立交桥当时耗资2个亿，其中1亿是金桥开发公司出的，1亿是浦东出的。
2006年，当时的规划局的领导曾经说过，金桥立交桥是上海各个立交桥中交通疏导做得最好的一座。但是后来市里考虑到要建中环立交，就决定要对金桥立交桥进行改建。要是当年金桥立交桥不建的话，十字路口的周边都会建高楼，改建时会发生大量的动迁费。
第三，建好配套设施，实现产城融合。
做高品质的开发区，我们的观点是“产城融合”，但“不能产城不分”。产就是产，城就是城，但产城要总体设计，统筹布局，合理融合。如果只有产，没有城，经济生态不行；如果只有城，没有产，地区发展会枯萎。我觉得金桥的产城融合是做得比较好的，开发区的人有可能居住在住宅区，但工业区与住宅区是有隔离带区分开来，这就是不能产城不分，做到住宅区决不为受声音、粉尘、污染的影响和干扰。在产城融合中蛮重要的是配套设施。金桥的路是很宽的，我们当时依据集装箱卡车的转弯半径，确定了马路的宽度。金桥的住房是有品质保证的，我们保证被动迁居民迁入到新建的居民园区（金杨新村），并建设了有很好美誉度的碧云国际社区。
另外，至少在20年前，金桥就有了学校和医院，包括中福会幼儿园、金桥公司自己建办的平和双语学校、英国的德威学校、美国的协和学校，还有清华、北大、交大组建的民办杉达学院，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二个医院，一是华山医院东院；二是浦东妇幼保健院，浦东新生儿有三分之一诞生于此。此外，金桥还建立了120急救中心。
1994年，时任柯达全球副总裁James Cook为柯达（中国）总部选址而考察金桥，Cook询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请问金桥的教育环境如何？”我就拿着规划图册向他介绍了金桥已经建立的幼儿园、中学、大学等项目，这让他得到了满意的答案。1995年10月26日，那时我已担任上海市外经贸委主任，James Cook在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蒋以任和我的陪同下，再次访问金桥并参加了合同签字仪式。可以说，金桥的教育环境，是柯达（中国）总部选址并落户金桥的重要缘由之一。
正因为金桥开发区有优越的生活设施、超前的配套设施，所以成为国内外企业集团纷至沓来的乐土。如今，金桥开发区已成为年税收超600亿元的产城融合园区。在浦东开发开放再出发的今天，当年的决心与勇气、当年的那份情怀正在新一代的金桥人中发扬光大。历史证明，一代更比一代强。
【口述人简介】
朱晓明，1947年10月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原院长（2006~2015）、中天集团教席教授。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交大、上海财大兼职教授与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86年10月任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副局长；1990年7月任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1993年1月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1995年7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1995年9月任市外经贸委（市外资委）主任；1998年8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外经贸工作党委书记，市外经贸委（市外资委）主任；2003年2月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2006年6月兼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2008年1月任市政协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2011年1月，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市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