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留在黑龙江的“知青”(上)

来源:杭州曹晓波 作者: 曹晓波 时间:2018-07-09 点击:

      (今天看到袁敏的“知青”的文章,突然想起她曾经在采访前给我的电话,找出2010年3月我写的文字,因为篇幅太长,分上下两篇上传,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一段岁月,再一次感谢佳木斯的农垦局,善待我们的知青弟兄!)

      大巴终于在雪中停了,久违的佳木斯火车站。

 

      四十年前,我在依兰过第一个冬天时,这车站常常是伴了漫天大雪入我梦的。梦醒中,我也问过:难道我一辈子就这么过了?直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我将要去看望的他们,这一辈子,就是在此度过的。出租车不失时机地过来,司机探头问我去哪?见我不答,摇上车窗。零下26度,他知道我走不了。

      下午3点半,白茫茫中的黑龙江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前已旷无一人。我进了陈旧的办公大楼,经指点,再出门西转。突然,一座带有圆弧门厅的崭新六层大楼,出现在了远处,楼顶上的九个立体大红字:“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如同暖流,卷走了我全身的寒气。

      安养中心暖如仲春,吴斌主任和李萍护士长说患者都在活动厅。我迫不及待啊:有杭州知青吗?吴斌说:有,徐国宝!有护士说徐国宝在洗澡。“方媛,方媛在哪!”李萍又叫另一个,她的脆声没有压倒室内的喧哗:打乒乓球的;打台球的;卡拉OK正在唱“我们一起摇啊摇啊摇”,一个穿大红毛衣的女人,捏了话筒,有东北特有的鼻音高腔,也有跟着哼的;更多的是沿墙排排坐,呆呆地“深思”,像夕阳下的村头。

      一个穿粉红夹克式绒衣的男人过来,吴斌说:“他就叫徐国宝,杭州的,是这里恢复得最好的”。徐的外衣有“农垦残联”图案,内里露出白底蓝条病服,厚道地看吴斌的嘴,微笑。

      我:住杭州哪里,家还有人吗?他居然一口纯正的杭州话:我是杭十二中的,家里有阿爸姆妈。我阿爸住在下城区万寿亭,现在搬到中河那边了,去么认识的,地址说不出了。我:你哪一年来的?徐:69届的,家里经济条件木老佬佬(很)差,我想趁钞票,一动员,就报名来了。没有来的,后来都分配杭州了(注:1970年,是66、67、68届毕业生动员支边黑龙江的最后一年,次年就恢复了“四个面向”)。

      我:当时下乡哪里?徐:香兰,以前我每年回杭州一趟,后来犯病了,住在汤原,不住香兰的(了)。 

      黑龙江农垦局最早的精神病院在汤原县,“犯病”是东北话。我说:你犯的啥病?徐撸起裤子,先说是下水稻田,脚烂了。后又说:在砖瓦厂,想入团,想考大学,专门做,拼命做,晚上困不好(觉),精神错乱。我们砖瓦厂没有一个十二中的,没有人际关系,(只有)两个(杭州)男伢儿,一个周济光(音),浙大附中的,一个杭大附中的。

      听得出,当时这两个“高才学校”的杭州人和69届(几乎是小学水平)的徐国宝不很融洽,在57岁的徐国宝嘴里,他们依然是40年前的“男伢儿”。我:最初你觉得精神错乱是一件啥事情?徐:两个人在说话语,我晓得是在说我,不是杭州人,哈尔滨的。我:说你什么?徐:说我观察力表现力天下无敌。后来我就多想,钞票么要说人民币,篦(划)根洋火(火柴)么要害毛主席,想想想,想出毛病了。我同领导说,我精神错乱了。他说,什么?你有什么病(徐学的是官腔)!拖了三四年,厉害的(了)。到汤原,一诊断是精神分裂。1978年,我阿爸来汤原领我回杭州,送到古荡(精神病院)。

      这时,护士拿来了两张粉红的塑料方凳,亲切地说:“来,徐国宝,坐下来和老乡唠。”

      徐:你比我小?我:我是51年生的。徐:我52年。我:你现在恢复得蛮好。徐(笑得很真诚):你牙齿蛮好,我牙齿没有你好(徐张嘴给我看,牙齿缺了不少)。你啥时候从杭州回黑龙江的?徐:哦,82年一次,97年一次。82年香兰(农场)变成劳改农场,知青一个都没有了。我给小分队挑水,他们是管犯人的。后来要我看大门,三个月,又不要我做了,叫我回去,我也没有做错事情哎(注:这中间应该又犯病了)。汤原(精神病院)不收我(此后应该被送回到了杭州)。97年(再回)到汤原,就没有回过杭州,9年了(注:应该是12年)。

      吴斌:他父亲在不在世都不好说了,兄弟姐妹一直没来联系过。

      徐:你们记者好,全国各地跑。

      我知道徐国宝向往“外面”,我没问他“想不想家”的废话,或许他的父亲已经年迈;兄弟姐妹也有难处。听得出,徐国宝的敏感,已经不能适应一个以财富为等级的社会。或许,一句弱肉者已经习以为常的呵斥,都会激活他潜在的狂躁。

      孙萍:“方媛来了,方媛来了!”一个一脸笑意的圆脸中等个儿的女人,也是粉红夹克式绒布衣,看不出病态。孙:他是杭州日报的,特意来看你们。方说的是普通话:杭州的?我:是的。

      徐国宝为我介绍:她也是香兰的,七分场。我:一个农场的啊,原来认识?方:不认识的。我:你杭州话不地道了。方:杭州话我说不好了。徐:杭州话,我是不会忘记的。

      我问方媛:你杭州哪里?方:东园巷,我叔叔在那里。吴斌:她在汤原成家了,丈夫是当地人,有两个孩子。方:一个是儿子。我:老公也在农场?方(不好意思)嘿嘿,到台湾去了。

      吴斌后来说,方的丈夫在汤原务农,去台湾是方的臆想。方在当地结婚较早,知青全都返乡,应该是她再次发病的根源。在她的想象中,现在的人都在趋富附贵,包括她的男人。她的意识还停留在改革初期,台湾有亲戚,几乎就是大陆“陈世美”们的祸根。

      我:方媛,你是哪个“媛”?方:我叫方晓媛(她一笔一划描)。哦,我想起了东北的风俗,三个字的姓名如果省略中间一个,那是一种家人式的亲切。我在黑龙江时,有一个王国邦,有人叫他“王邦”,怎么听都像“王八”,但叫者应者却真挚可亲。

      方晓媛问我:你是坐什么车来的?我:飞机到哈尔滨,火车没赶上(其实我说的是动力火车没赶上,但对于她,毕竟是一个没有联想的概念),坐的是汽车。方:我的婆婆也是台湾人,不来看我了。徐国宝(向方说):我在杭州晓得你的,你七中的。方:我没回过杭州。徐:我从杭州古荡(精神病院)出来,我兄弟拷(打)我,我要用刀儿杀我兄弟。他们把我送到安溪,住了三个月。徐国宝应该是想说在杭州怎么晓得方晓媛的,回忆还是岔开去了。我:你兄弟为啥拷你?徐:看不起我。
  
      我问吴斌:还有浙江人吗?吴:有,一共五个,那是宁波的。宁波人被吴斌招了过来,我:宁波哪里?宁波人答非所问:萝北。萝北是黑龙江的一个县。吴:那个是上海的。被指的上海人有点木呐。我:上海什么地方啊?上海人眼神发滞。孙萍说:完了,又傻了,又说不出来了。孙的话有一种家人的亲切。

      吴斌指另一个:他也是宁波知青,新华农场,以前的兵团十七团。吴斌说:我也是十七团出来的,我父亲是哈尔滨卫校的,1963年下的乡,先是在阿城插队,后来到新华农场卫生院。69年后,知青来了很多,和我父亲关系都不错,常常一帮一帮在我家。我老师也是知青,我对知青真的很有感情。

      活动大厅的患者纷纷站了起来,向门外走。我:吃晚饭了?孙萍:活动结束了,晚饭还早。这几乎是患者生物钟的反应。方晓媛也站了起来:太感谢你了,这么关心我们,这么远,这么大冷的天,还来看望我们,谢谢你。我:你住哪里?方:三楼。征得护士同意后,我和方晓媛一起走。

      我:你怎么得病的?方:我没事,就是打仗(打架),四五个人,全让我打翻了,起不来了。说这话,方晓媛有一种“气场”,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代人曾经的“尚武”豪气。我:打的是谁?方:杭州人。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事。领导问我,你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就这么一回事。医生都说我没病的,我在农场打稻谷、扛麻袋、扛饲料,力气蛮大的。

      香兰是黑龙江为数不多的水稻产地,以前是一个劳改农场。1969年,为了安排知青,迁走了犯人,管教留了下来,对知青的管理,依然有对待犯人的痕迹。1970年,我去香兰一分场看一个姓陈的朋友,因为打架,他带了脚镣在地里干活,有人看守,不让靠近。方晓媛的那一场打架,结果是送进了汤原精神病院。

      副院长古国防与负责宣传的兰博来了。我提出晚上能不能睡安养中心?多了解一点。古副院长很为难:我们院长去哈尔滨开会了,他很重视你来,宾馆都安排好了。我还是坚持。古副院长让步。但护士说:患者超员,被褥没多余的。

      知青安养中心大楼落成于2008年12月25日,前身是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八科。按农垦总局“残联”的统计,2008年以前,每一个严冬过去,系统内就有近40名精神病患者在流离中不知所终。现在,发现一个接收一个。去年与团中央所属的光华基金会携手成立了光华知青安养中心后,农垦系统外的知青病人也收了,知青子女也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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