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召开

来源:澎湃新闻作者:明德史馆时间:2018-06-26 点击:

2018年6月22日至23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课题组、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新史料与新视野：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会上，来自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美国密歇根大学、美国埃默里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的5位学者，与来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广州美术学院、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40余位学者一道，就以下几个方面对知青上山下乡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第一，后知青时代的学科建设。要实现知青上山下乡研究的长足发展，首先就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对此，学者们纷纷提议要建立起知青上山下乡研究的学科理论体系。不过，因为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话题，牵涉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建立其学科理论体系的同时，要消减学科壁垒，引入不同的学科视野，以实现研究的长足发展。同时，学者们也指出，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注意对一些概念进行重新梳理和界定，例如，“上山下乡”与“上山下乡运动”，“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等等。对这些概念的重新梳理和界定就是重新研究，也就能拓展知青话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是帮助实现学科建设的良性发展。
第二，资料开发与研究的新取向。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即新资料的开发和利用。在所汇报的知青史论文中，都注意到对地方档案、日记、书信、回忆录、地方志、图像、口述访谈等资料的利用，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解读，已经对知青话题中的医疗卫生、日常生活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从而为知青医疗史、知青日常生活史的进一步研究做好了铺垫。知青史的研究通常总是从知青的视角开展的，此次有论文从农村和农民的视角切入，探讨农民对知青下乡的态度和反应。此外，与会学者还围绕着新材料就知青的个人史（心态史、情感史）、记忆史、图像史等新领域的开辟进行了深入讨论，以期深化此类话题的研究。在所汇报的社会学等学科的文章中，也通过田野调查、口述访谈挖掘到新的材料，就知青身份认同、群体心理、代际差异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第三，区域性知青史研究的路径选择。知青上山下乡波及整个中国，其既有总体的共性，但同时更具有地方性。因此，此次会议对如何开展地域性知青史的研究也进行了深入讨论。事实上，知青上山下乡本身就是一种地域性的迁徙，但这种迁徙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地理范畴，更牵涉经济地理、文化地理，而在此过程中，知青上山下乡与原有地理格局之间的关系，包括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因应等，都值得重新梳理和解读。另外，此前一些被遮蔽和忽略的边缘地带的知青上山下乡也在此次会议上得到了讨论，从而更有助于思考知青下乡的差异性，以及知青上山下乡的变化。
第四，传统议题的再出发。在这次会议上所提交的不少论文，由于搜集到不少新的资料，采纳了新的理论，因此对一些诸如上山下乡原因、婚姻之类的旧话题进行了新的解答。通过讨论，学者们纷纷指出，既要看到现实因素对上山下乡的重要影响，同时也要看到意识形态因素与上山下乡的紧密联系，要注意区分领导人之间的差异，更要注意把握国家、地方政府与个人（家庭）之间的多重关系。同时，对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问题也得到了重新的讨论，显然，大家越来越关注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评价问题，强调要在研究中突出人，既要看到知青的共性，也要看到个性，要注意挖掘知青上山下乡的具体影响（包括知青上山下乡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等问题）。

与会学者合影

（附：相关内容：
通过与会学者两天的热烈讨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进一步研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即强调以资料开发为路径，通过对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培养更多新人，产出更多高水平成果，从而建立起知青话题研究的理论体系，以实现知青话题研究的常做常新。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提交会议的二十多篇论文中，有十篇是没有知青经历的年轻一代学者或研究生提供的，预示着知青史研究今后的繁荣发展。
澎湃新闻选择三位学者发言做详细介绍，以飨读者。
一。郑谦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具有多面性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郑谦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也曾作为广大知识青年的一员到农村劳动。应该如何认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郑谦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郑谦指出，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总体评价应该慎重。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做出如下评价：广大知识青年去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上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困难。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邓小平也讲过“三个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满意。郑谦认为应当坚持上述权威论述，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要全盘肯定，也不要全盘否定。
郑谦强调“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文革”有机的组成部分。“文革”中有很多运动都是“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物和表现，它们对于“文革”来说是合理的，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不合理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如此，在学校停课、社会不尊重知识的情况下，如果1700万青年不下放，那对城市的压力实在太大。而且，如果没有“文革”，仅靠着政治高压也不可能实现近2000万的青年下放工作。“文革”中的知青下放是个很复杂的历史事件，具有多面性。如果仅从感性的角度来讲，绝大部分知青的态度是矛盾的。只将“青春无悔”作为“知青精神”则太过片面，不利于客观分析。
其次，郑谦指出在历史研究中有“以当下解释历史，以历史证明当下”的情况，即将现实社会中很多变化、思潮投射到历史研究中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知青研究的分化。尤其在现代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当代中国，农村的青壮年现在纷纷流向城市，如何用现代的眼光看待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都是研究者要特别注意的。
再次，在学术研究层面上要注意学术规范，防止研究的两极分化。郑谦指出现在很多关于知青的书和论文都笼统地写“上山下乡”，不区分“文革”之前还是“文革”之后，二者虽然都是让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也都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性质完全不同。同时也要区分“老三届”和“新三届”、“红五类”和“黑五类”、“下乡”和“回乡”、“去兵团”和“去农村”，要注重“上山下乡”的多面性。另外，他还强调要加强理论分析，不能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样的理论简单地分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最后，郑谦对后知青时代的研究与写作也予以关注。当年的知青回到城市以后，身份已变成工人、学者、干部，退休以后很多人经济状况很好，在这种情况下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心态肯定和当时不一样，所以在研究时要加以区别。青年学者没有老一代学者拥有的知青经历，他们面对的只是史料而没有个人情感因素，所以郑谦认为未来的知青研究肯定会出现多样化的趋势。

二、韩启澜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东亚系教授韩启澜（Emily Honig）从一份个人档案出发，管窥上山下乡青年的精神世界，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
该档案现藏于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图书馆，档案的主人姓王，他在河南出生、接受教育，于1950年代初担任《北京工人日报》的作者。他的儿子出生于1953年，在上海长大，于1970年春被派往江西余江县某生产队。韩启澜主要解读了知青小王在下乡期间给他父亲写的信件。
从信中看，在江西的前几个月里，小王的抱怨很少，用较为幸福的词汇描述他所在的村庄。而到了秋天，他开始对自己在生产队的生活不那么乐观，抱怨“雨天也要工作”、“生产队没有钱”等等，并且拼命想找一份工作来代替生产队的农事工作。1974年，小王进入江西一所师范学校学习后成为小学教师。直到1985年，他加入了一所北京师范学校的教师队伍。
小王给父亲的信中有一个主题有别于其他知青信件——父亲的再婚问题，这引起了韩启澜的关注。小王的母亲于1971年5月去世，父亲考虑再婚，小王坚决反对。“你认为这会给你带来幸福？你认为这跟随了时代的潮流吗？经济问题怎么办？……你是想晚节不保吗？”“我告诉你不要再婚，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
在韩启澜看来，小王之所以反对父亲再婚，最主要的原因是财产问题。继母可能会改变他家庭的房产所有权，从而影响到他的继承权。这也同时反映其对知青身份的认同，作为下乡知青，从理论上讲，小王应该假定自己在农村度过余生，那么上海的房产问题就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他一直试图与父亲谈判，即暗示了他最终能够返回上海的潜在假设。
此外，在跟父亲讨论再婚问题时，“文革”的痕迹也体现在小王的信件中。韩启澜认为，在197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风气是“反叛及正义”、挑战权威，而这或许可以解释他给父亲信中几乎毫无尊重的语气。
韩启澜坦承，将这些信件作为史料研究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写信者不得不假设他们写的任何东西都可能被当局读取，因此不得不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示出所谓的热情。但是，她认为即使这些信件被当时的国家政策、对政治正确的敏感以及为了符合革命言论而塑造过，研究者依然可以从中找到其他材料所没有的东西，进一步关注知青们的精神世界：当他们前途未卜时发生了什么？他们如何对待政府宣言和政治口号？他们认为什么是值得记述的，而哪些东西又是“无声的遗漏”？
如何运用私人史料进行知青叙事？

三。王政
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历史系教授王政分享了自己的知青经历，以及对如何运用私人材料进行史学研究的思考。
王政于1968年12月开始“上山下乡”，到崇明长征农场务农，从此开始记日记、写信，这些日记和信件（写给亲友的信以及亲友的来信）被大量保存下来。王政认为这些私密性很强且相对完整的史料对于研究知青的学者来说应该是珍贵的，但是由于担心自己被人误读，又困顿于无从着手利用，所以搁置至今。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王政希望运用自己的私人史料写一部情感史。情感史关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中，哪些社会期待对哪些人群的感受会产生何种制约规范作用；或个人有生物基础的感受如何通过社会的价值评判系统或认知体系来组织起表述和实现把控；以及不同情感社群如何提供多样的情感表达指南和准则，允许个人在不同场景中的多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王政认为，借助情感史的方法可以实现在具体语境中追溯情感表述变化的历史研究。通过探究促使内心发生变化的因素，来展示和她类似的这类知青的主体建构过程，探究情感、心灵、主体与特定历史时期的话语及社会环境的关系。
但是，王政同时担心，在中文世界里已经存在大量、多样的知青写作之际，她基于个人史料的写作除了证明作者有“话语权”外，似乎不能增加多少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王政指出，像她一样实现了社会向上流动的知青有了更多追溯自己过去的特权，然而这就意味着要在知青这个特定人群上大洒笔墨？同处那个年代却无法发声的农民们是否更需要学者们更多的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否更应该予以探究？
在中国社会已经对知青群体了解甚多而对同时代农民认知几乎为零的情况下，作为一名“以探究被遮蔽的边缘群体的历史为己任的学者”，王政守着几箱子的个人资料，忐忑不安，无从下笔。
在综合讨论环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等学者指出，在知青研究方法上，应当将“知青”、“知青工作”与“知青运动”分开。此外，金大陆还提出，知青研究的未来在于博物馆和学科建设，这一观点赢得了与会学者的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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