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政治与社会思潮谱系汇编
来源:网络 作者:白洞斋 时间:2018-06-13 点击:
老左派
▪概述▪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政治遗产，由一批左派人物继承下来，一般都称他们为老左派。老左派的特点是，主要以改革开放前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即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套制度模式，怀念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状态，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有较多的肯定，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有较多的批评。由于他们较多地继承了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所以在理论上没有太多的创新，其观点的核心内容有三条：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公有制，三是计划经济。近年来，老左派阵营中比较极端的人高调支持“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的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改革开放的反思和批评、对自由派批评社会主义实践和诋毁毛泽东形象的回击，以及对传统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守等问题上。
◈代表人物◈
▌邓力群（1915-2015年），原名邓声喈，湖南省桂东县人，1935年12月参加革命。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1937年4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1938年5月，被选派到延安马列学院，先后担任学院教务处处长、院党总支副书记。1941年9月，调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政治研究室政治组组长，1944年7月，任中共中央研究局材料室主任、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青委书记，新疆日报社社长，新疆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1952年10月至1958年4月，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办、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1958年6月任红旗杂志社常务编委、秘书长，1959年6月至1966年5月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1955年，参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草。1959年起，参加整理毛泽东同志部分重要讲话、谈话和批示，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宣传毛泽东思想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1969年秋，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5年7月，邓力群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为负责人之一。当时，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承担代表国务院管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职责。1977年6月担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参与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分析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性质，提出必须在我国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等观点。1977年11月至1982年5月，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党委常委、党组副书记等职务。1981年1月至1987年9月，邓力群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参与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4月至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组织选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参与选编《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组织选编《陈云文选》。
80年代后期，邓力群的思想发生大幅度转变，公开质疑改革开放，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成为老左派阵营的主将。
▣、▌马宾（1913-2017年），安徽滁州人，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1932年参加革命，历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中共射阳县委书记，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中共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文革”期间曾被捕入狱，1975年在邓小平的过问下恢复工作，第二年任上海宝山钢铁指挥部副总指挥。后调入国务院工作，历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等职。马宾虽然早已退休，但他出于坚定的信仰和强烈的责任感，时刻关注着国家的现实发展和前途命运，并对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重视学习毛泽东思想，回归毛泽东时期的发展路线。为此，他出版了《纪念毛泽东》一书，抛开“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个人恩怨，主张重新评价“文革”，认真反思改革开放。2013年5月，以他为首并有2993人签名的《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的呼吁书》发表，呼吁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全中国人民，警惕国内反动势力勾结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企图在国内策划大动乱，以达到肢解灭亡新中国的目的。
▣、▌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师，曾发表大量时评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民生、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并以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红色文化而著名。其有影响的时评文章主要有《当前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出卖国家利益的买办精英集团》、《股灾，人为形成的经济灾难》、《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美国开始全面扎紧“中美国”的篱笆》、《生存？还是毁灭？——美国欲灭中国的绝密K计划》、《中国崛起与东方文化复兴》、《中国梦与中国左翼政治前途》等。
▷张德勤，原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出版有论文集《焦点对话》，近些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时评文章，在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主要有《催人警醒的改革十大教训》、《“西山事件”的三点警示》、《关于这场改革的评价问题》、《中国到底会不会在最近发生经济危机》、《最近到底会不会发生政治危机？》、《中国最近会否发生思想文化上的大危机？》、《认清国内外形势突然恶化的危险性——一谈怎样防止和渡过可能发生的总危机》、《靠毛主席路线挽救革命政党——二谈怎样防止和渡过可能发生的总危机》、《到底能不能这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
新左派
▪概述▪
新左派是中国在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浪潮中诞生的一种政治思潮。中国的改革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了很多社会经济问题。严重的贪污腐化、化公为私，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等现象，引发了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问题。新左派把这些现象归咎于市场本身的弊端，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弊病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已经出现过的“西方病”、“市场病”。现在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反对“市场拜物教”，纠正市场弊病，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新左派认为，市场概念本身就“掩盖了现代社会的不平等关系及其权力结构”，在中国的现实中，现代化由国家主导展开，“国家是资本运作的一个组成要素”，“这种权力关系不仅是社会腐败的主要根源，而且也是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的基本前提”，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发展出遏制这一过程的社会机制，消除这种体制性的腐败对经济的发展造成的影响。
新左派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不统一的思想学术阵营，他们的研究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内部差异也很大，但是他们思想的共同特点是“致力于揭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揭示知识分子群体所习惯的思想方式和观念与这个不平等的发展进程的内在关系，把民主的政治诉求扩展到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寻求更为公平的、民主的和人道的变革道路”（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他们大都站在现代性反思的立场上，从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视角，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倾向于把中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问题，看作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矛盾的体现。他们认为“资本”对人性与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与控制，是权力腐化的根源，而市场经济的实现意味着“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为代价。他们强调对社会公正平等的价值诉求，同情社会弱势群体，主张在公有制前提下让下层民众参与民主管理，实行经济民主。他们认为既然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潮流，那么这就同样需要在中国形成一种制约过度市场化的历史潮流，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膨胀。
新左派的“新”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的，他们虽然也重视毛泽东思想，但主要以西方新左派的思想为理论基础，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给予了部分肯定并进行了相应的反思，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虽有批评，但并不完全否定。新左派重新发掘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认为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革”的失败并不等于左派路线与思想理论的失败，强调“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同上）。在新左派看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远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格局，走一条任何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并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革”等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代表人物◈
▌汪晖，1959年10月出生，江苏扬州人。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2年考取该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年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至2007年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2年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2013年10月20日，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一起被授予2013年度“卢卡·帕西奥利奖”。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汪晖自选集》、《死火重温》、《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等。
▣、▌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2011年7月1日，被聘为重庆大学兼职教授。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主要著作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与胡鞍钢合著）、《挑战市场神话》、《分权的底限》、《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The Chinese Economy in Crisis: State Capacity and Tax Reform（合著）、《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与胡鞍钢、周建明合著）、Nationalism，Democrac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hina（合著）、《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民主四讲》、《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 》、China，India and Beyond：Development Drivers and Limitations，co-edited with Natalia Dinello （合著）、《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人间正道》，与胡鞍钢、韩毓海、周建明合著）、《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等。
▣、▌崔之元，1963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应用数学系。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历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柏林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杰出访问教授等职。2011年7月1日起被聘为重庆大学兼职教授。2004年起至今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联席院长。主要作品有：《重庆经验：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美欧危机走势：国有化和利益相关者》、《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等。崔之元的前期思想属于新左派的范畴，进入新世纪后，他明确提出了“自由社会主义”也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主张，从而自成一派。
▣、▌韩毓海，1965年生于山东烟台。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85年至1988年，为山东大学中文系鲁迅研究方向研究生。1988年至1991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曾担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2008年）、日本东京大学教育教养学部特任助教授（2005年）、韩国高丽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2000年）。并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学术机构从事学术研究。现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天下》、《我们的时代：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与黄平、姚洋合著）、《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锁链上的花环》、《我亲爱的祖国》、《星火》、《摩登者说》、《五百年来谁著史》、《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等。
▣、▌黄万盛，1950年生，原籍江苏。197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81年毕业于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比较哲学研究室主任，1992-1997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现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兼任清华大学伟伦特聘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黑龙江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或研究员。代表作有《道德理论实践》、《危机与选择》、《革命不是原罪》等。
▣、▌黄纪苏，1955年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与精英保持距离》、《中国不高兴》（合著）等。剧作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对此前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1988年，马德普在《改革与理论》第5期发表文章，题目就是《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取向》。该文率先提出，要摆脱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困境，关键是要正确理解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含义，从社会主义仅是一种制度模式的传统观念中走出来，确立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取向的新思路，并正确地看待社会主义价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邓小平在反思改革开放前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时，首先作了一系列否定式判断，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文化教育不发展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物质财富不增长，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能叫做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不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和法制不是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不雄厚，对资本主义显示不出优越性不是社会主义，等等。在此基础上，他在南方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拨乱反正所依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不仅社会主义目的和手段的区分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他们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告诉我们，是生产关系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是相反。过去，极“左”思潮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它是让生产力服务于生产关系，让经济基础服务于上层建筑，这非常明显地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所进入的社会主义阶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的社会主义阶段，而是处在经典社会主义阶段之前的历史阶段里。这是一个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中从来没有论及过的特殊的历史阶段。用邓小平的话说，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够经典社会主义的格），它与经典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不具备在经典社会主义那里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所准备好了的物质经济基础。因此，它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以具备转向“够格”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同西方资本主义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有某种相同之处，即都要完成由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的转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因之一。
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又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为虽然市场经济的规律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但它要受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约束，并且作为手段要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以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当然，作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其价值目标的实现就不可能是充分的；作为长期指引社会发展方向的目标，价值的实现只能是一个由少到多、由低到高的过程。
▌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1997年2月19日逝世。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
▪概述▪
民主社会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理论来源之一，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理论，但同时主张思想多元化。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伦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也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当然，也包括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费边社改良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基督教思想等。民主社会主义并不讳言，自由主义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比如提倡个人权利，保障公民自由权，等等。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繁荣与平等。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发展经济，努力“把蛋糕做大”，主张混合所有制经济，认为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民主社会主义提倡发挥市场作用，保护私人产权，实现经济民主（雇员参与管理，并有谈判协商权），克服分配不公。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或国有企业是促进社会公益，调节经济发展，增强经济民主的手段。民主社会主义不赞成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没收生产资料归公的做法，认为这是一个极不成功的反面例证。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实行宪政民主，主要特点是强调民主。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国家是人民权利共同体，主张阶级合作，推动国家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主义大力支持工会、宗教、妇女、环保等社会团体的活动，支持社团运动发展。民主社会主义赞同三权分立，实行普选制，多党竞选、互相监督、轮流执政，支持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民主社会主义执政的突出特点是倡导建设福利国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民主主义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其核心理念是“民主”，把民主看成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所在”、“最本质的要求”、“追求的最高目标”，并把它扩展到社会的一切领域。社会民主主义主张世界观中立、信仰自由和指导思想多元化，否认传统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历史必然性，主张伦理社会主义，主张议会民主，走和平过渡的道路。它的基本原则有：伦理主义原则，强调用人类的道德原则来解释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多元主义原则，包括世界观多元、信仰多元、理论来源多元、指导思想多元、利益集团多元、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多元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多元主张；改良主义原则，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制度的界限，不必通过暴力革命，而通过议会民主与和平改良来实现新社会的目标。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国际政策，是以民主为价值核心，在多元化原则下，通过议会民主等渐进改良的方法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的新社会。
◈代表人物◈
▌王若水（1926-2002），笔名王澈，祖籍江西泰和，出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代，参加过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后与杨献珍派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展开了长期的论争。1963年，发表《桌子的哲学》，受到毛泽东的称赞。1977年，被提拔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工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1980年代初，发表《关于异化的概念》、《谈谈异化问题》，向中国读者介绍异化概念，并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又发表《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为人道主义辩护》，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1978年~1982年，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7年8月，被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勒令退党，王拒绝后被予以除名。1988年，离休。1989年和1993年，先后两次应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邀请，赴美做访问学者。1994年，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作访问学者。1998年下半年，赴瑞典，任隆德大学东亚及东南亚研究中心访问教授。2002年，在美国波士顿去世主要著作有：《哲学常识：初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在哲学战线上》、《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等。
▣、▌李洪林（1925-2016），辽宁人，1946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1956年开始从事理论工作，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运动史》、《论自由》、《什么是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学习方法的几个问题》、《科学和迷信》、《社会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坚持什么？》、《理论风云》、《四种主义在中国》、《读书无禁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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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1918-2000），原名项志逖、笔名蒲韧、卜人、李念青、沈友谷等，祖籍安徽歙县，出生于江苏苏州。1934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7年后，历任武汉《全民周刊》等刊物编辑，《鄂北日报》社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生活书店编辑，《读书月报》主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香港任《大众生活》编辑。1942年后，在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新华日报》社编委。1946年后，任中共上海市工委文委委员，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55年至1966年，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1975年后，先在国务院研究室及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工作，后历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著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童稚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理性与自由》、《历史和现实》、《枣下论丛》、《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
▣、▌朱厚泽（1931-2010），出生于贵州织金。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同年3月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贵阳市领导小组组长。建国后，历任青年团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青年团贵阳市委第一书记，贵阳烟草公司经理、党委书记，贵阳市化工局局长，贵阳市经委副主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贵阳市委常委。1965年“四清”运动中被下放农村劳动。1978年10月后，历任贵阳市革委会秘书长、革委会副主任，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后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在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曾撰有《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等文。
▣、▌李锐，1917年生于湖南岳阳，原名李厚生，曾用名李候森。1936年春参加革命工作，大学文化。 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至1937年，在国立武汉大学机械系学习，任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从事学生运动工作。1940年至1945年，任中共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1949年8月至1952年9月任新湖南日报社社长、湖南日报社社长，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起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1955年10月至1958年2月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委员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1958年8月至1959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1958年1月后任毛泽东同志兼职秘书。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1960年2月下放北大荒虎林850农场劳动。1961年12月北京闲住。1962年12月在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劳动，当文化教员。1967年11月10日－1975年，北京秦城监狱关押8年。1979年1月恢复工作，任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兼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政委，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82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1982－1984年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后任中共组织史资料编纂领导小组组长。80年代后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龙胆紫集》、《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怀念十篇》、《起用一代新人》、《怀念廿篇》、《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早年毛泽东：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秘书手记》、《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李锐往事杂忆》、《“大跃进”亲历记》、《李锐反“左”文选》、《毛泽东的晚年悲剧》、《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毛泽东：峥嵘岁月（1893-1923）》等。
▣、▌谢韬（1921-2010），四川自贡人，原名谢道炉。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马列主义哲学课教员。
1949年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迁往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谢韬任该校教授、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谢韬因提议胡风上书并为其鸣不平，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1960年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在狱中给国民党“战犯”讲马列主义。1965年出狱后，被安置到老家自贡市工作，一年后“文革”爆发，他再度经历磨难。“文革”结束后，谢韬被平反。自1978年起，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2007年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指出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中国所一直执行的是左倾路线，并呼吁中国应该回归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著有《论墨子哲学思想》、《西藏宗教问题史略》等。
▣、▌秦晖，1953年生，广西龙胜人。1981年作为“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1992年起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方法》、《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80年代初秦晖主要研究农民史（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80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90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包括狭义农民学（对农民、农业与农村社区的研究）与广义农民学（农民国家、农业文明与传统社会及其演进、改革与现代化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天平集》、《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耕耘者言：农民学文集》等。
▫宪政社会主义▫
宪政社会主义是在广泛吸收借鉴包括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新制度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实践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本土”社会主义流派。不过这一思想流派仍处于理论建构的初期，人们也在审慎地关注着它的发展。首次公开提出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的胡星斗在《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中认为，宪政社会主义就是，在尊重中国国情、继承社会主义的公平理念与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确立宪法至上、有限政府的理念，建设法治国家，建立健全“公平市场经济”，“建设人本、人道、公正、公开、共有、共富的现代中华文明，实现‘四民主义’——民有（人民拥有主权）、民授（人民授权）、民治（基层人民自治）、民享（人民分享成果）”的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以追求所有成员的普遍幸福为终极价值；它的突出特质是以社会为本，奉行社会至上、追求倡导公共利益的公民社会；它的本质特征是人民民主宪政，把和谐社会和民主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
◈代表人物◈
▌江平，1930年生，浙江宁波人。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回国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曾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至1992年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2001年10月12日，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主要著作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委、民法学科主编）、《罗马法教程》（合著）、《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民法教程》（合著）、《公司法教程》（主编、合著）、《法人制度研究》（主编、合著）、《中国司法大辞典》（主编）、《商法全书》（主编）等。宪政社会主义的相关文章主要有《论宪政社会主义》、《宪政与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等。
▣、▌郭道晖，1928年生，湖南湘阴人。1951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上世纪50年代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哲学讲师（80年代初为清华大学副教授）。1979年以来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编审，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等十多所高校兼职法学教授，法哲学社会哲学国际协会（IVR）会员、中国分会副会长。现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北京大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组成员、公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湖南大学教授兼《岳麓法学评论》主编，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法律制度》、《民主·法制·法律意识》、《当代中国立法》、《法的时代精神》、《法的时代呼唤》、《法的时代挑战》、《当代中国法学争鸣实录》、《走向民主法治新世纪》、《法理学精义》等。与宪政社会主义相关的文章有《我所认同的宪政社会主义》、《实现由革命党到宪政党的演进》、《“社会主义”姓什么》等。
▣、▌童之伟，1954年生，湖北武汉人，历任武汉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商研究》杂志副主编、主编。现任《法学》主编，中国宪法学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国家结构形式论》、《法权与宪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合著）、《中国当代宪政与人权热点》（合著）等。已发表的与宪政社会主义相关的文章有《宪政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依法执政》等。
▣、▌王占阳，1956年生，山东沾化人。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政治学说史》等。已刊发的与宪政社会主义相关的文章有《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和《什么是宪政社会主义》等。
▣、▌胡星斗，江西南昌人，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著有《问题中国》等，是“宪政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其发表的与宪政社会主义相关的文章有《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宪政社会主义复兴现代中华文明》等。
▣、▌华炳啸，现为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副主任、主编，兼任陕西省宪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改革20人论坛特聘专家、中国传播学会组织传播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武汉大学宪法学专业在读博士。他是国内最为系统地阐述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主要论著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路与顶层设计》、《社会主义即以公民社会为主义》、《研究宪政社会主义是新改革时代的迫切要求》以及《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等。
自由主义
▪概述▪
自由与民主的思想，是启蒙运动的主题之一，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主题，也是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重要主题。自由民主确实有不可离弃的西方制度背景及学理资源，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样有着更为切实的中国历史与现实背景。从学理谱系看，80年代中国政治思潮更多地是停留于古典自由主义问题域。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以及外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国开始形成新自由主义。这一时期，激进的自由主义事实上已经淡出思想舞台。人们认识到，激进的自由主义事实上无益于从好的方面影响中国现实。因此，除极少数资深的自由民主派依然在强调自由民主的普遍价值外，多数自由派人士变得“温和”起来，一改先前的激进与道德主义立场，不再在政治、哲学及文化领域讨论自由问题，而是转而积极主动地适应并论证市场经济，在经济领域强调个人主义与理性自由。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价值与主张的学理基础与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以下方面：自90年代风靡至今的以哈耶克、诺奇克、伯林等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右翼，以罗尔斯、德沃金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左翼，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以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货币主义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胡适为旗手的本土自由主义传统；最后就是杜维明领军的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自由主义资源的海外新儒学。
总体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继承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学术传统，来阐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在公民与社会的关系上，坚持公民价值的绝对优先性，坚信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道德宣言。在认识论上，虽然重视理性的作用，但更强调经验主义的传统。在平等与正义问题上，要求最低限度的起点平等和机会平等，拒绝结果平等与分配正义。在“一元”与“多元”的问题上，主张多元与宽容。在经济上，忠实地捍卫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市场经济。在人性问题上，偏向于性恶论。在政治上，要求限权，实行宪政与法治，以达到保护公民权利的目的。具体来说，可以将他们的基本理念简要地概括为个人主义、尊重个性与异见、秉持宽容、保护以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普遍人权、捍卫自由理想、实行市场经济、倡导宪政民主否定直接民主。
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或基本出发点。个人主义认为只有个人才是最本原的存在。作为一种道德原则，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因而具有最高的价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人权（个人权利）是人之为人天生具有的权利，是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的权利。普遍人权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之一。自由主义者认为，财产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是人类谋求生存、建立和拥有家园的权利，是生命权利的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借助财产权而获得自由与自治而独立的，所以财产权所保障的创造财富的自由是人类一切自由的前提。此外，财产权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转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人们创造财富最强大的动力。财产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人类文明特有的标识。自由主义者一般认为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是对立的，所以要时刻警惕政府的权力。自由主义者认为，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 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是人类一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自由原则具有超文化性和超时空性。除了强调财产自由或经济自由以外，中国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们认为，不受控制的权力天然具有集权的倾向，任其发展必然导致专制。为此，必须设置各种制衡机制监督并制约权力以避免专制的再现。
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市场经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借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论证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计划经济或政府配置资源常常是低效率的。市场的竞争逻辑把个人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市场的缺陷和弊病并非源自市场本身，而是市场之外的一些因素所造成的，例如不完善的法律环境、市场参与者的知识和信息的匮乏以及各种反市场力量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和政府的干扰。自由主义者还认为，市场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说法是误解，市场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富人，而是普通人，他们用数据说明，市场经济越发达，贫富差距往往越小。有的自由主义者甚至否认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主要与充分竞争有关而与所有制关系不大的观点，认为有效的市场经济只能是建立在普遍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社会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出现这一现象是人性使然。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败坏人的道德，反而为人的道德水准的提升准备了充分坚实的物质基础。
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以及市场经济需要政治上的制度保障，这种制度就是宪政民主。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宪政强调的不是公共利益和权力归属问题，而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自由主义者倡导间接民主，认为代议制、分权制衡、司法独立以及违宪审查等制度相互牵制，间接民主既捞取了民意，又克服了多数人的暴政，灌注了更多的理性。间接民主充分尊重保障自由、抵制暴政的壁垒——市民社会，使得拥有各项权利的公民既有参与政治的基础，又有抵制权力侵蚀的牢固依托。
◈代表人物◈
▌李慎之（1923-2003年），1923年生于江苏无锡。1941年至1945年先后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1946年至1949年任职于重庆《新华日报》。后到延安，转任新华通讯社国际部编辑。1954年至1957年，任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秘书。1957年，因“大民主”的有关言论，被划为“右派”。1979年，被平反。1980年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1988年任院党组成员，1990年被免去副院长和党组成员职务。主要代表作有《二十世纪的忧思》、《被革命吃掉的儿子》、《李慎之文集》以及与何家栋合著的《中国的道路》等。由于晚年的自由主义立场和言论，再加上其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所以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旗手。
▣、▌刘军宁，1961年出生，安徽人，1993年获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2002年因被举报在北大演讲中宣扬自由主义，被该所开除。曾访学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独立或与友人合作策划主编“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以及“政治思潮”丛书，独立编著的书主要有《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保守主义》、《民主教程》、《权力现象》、《民主十二讲》等。20世纪90年代，他着力系统地介绍和阐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1999年在《南方周末》发表《驯化统治者》一文，引发巨大反响。后来转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提出“天道自由主义”。
▌朱学勤，1952年生于上海，下过乡，当过工人。1985年在陕西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2年在复旦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至1991年任教于空军政治学院，1991年起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现为该校教授。曾先后访学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主要著作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被批评与被遗忘的》、《帝国往事：国史经典选读》、《为生民立命》等。
▣、▌袁伟时，1931年出生，广东兴宁人。先后求学于中山大学、复旦大学。1949年5月参加革命，1950年6月参加共产党，曾任第七届（1988-199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年到1990年任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孙文学院首任院长。1987年当选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后多次连任；曾为安徽社联主办的《学术界》和浙江社联主办的《浙江社会科学》的学术顾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开放时代》的学术委员。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付梓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大国之道》、《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近代中国论衡》、《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合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等，主编的丛书有“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茅于轼，1929年生于江苏南京。1946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1958年，被划为“右派”，“文革”后被平反。1975年，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等微观经济学研究。1985年，出版了《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1985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到哈佛大学访学。1993年退休后，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主要代表作还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我们致富》等。2012年获CATO研究所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
▣、▌张维迎，1959年出生，陕西榆林人。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期间，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教授。2006年至2010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2014年转任职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产权、政府与信誉》、《信息、信任与法律》、《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价格、市场与企业家》、《市场的逻辑》、《什么改变中国》等。
▣、▌徐友渔，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形形色色的造反》、《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人文立场》、《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等。
▣、▌贺卫方，1960年出生于山东牟平，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外国法制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任教，1999年被聘为教授，担任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主要著作有《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具体法治》、《运送正义的方式》等。他以关注法治、强调司法独立和宪政而著名。
▣、▌任剑涛，1962年生于四川苍溪，1982年本科毕业于西华师范大学，1996年获得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曾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2009年9月调入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调入清华大学。现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权利的召唤》、《伦理王国的建构》、《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走向开放的道德》、《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等。
新权威主义
▪概述▪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动荡，国内改革也步入动荡期。权力下放造成的诸侯经济和城市改革引发的经济波动，以及政治民主化的意外后果和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权威主导型的发展战略的成功等各方面因素，催生了新权威主义的出笼。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必须利用权威政治发展市场经济，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创造条件。只有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以后，才能发展民主政治。而在后发展国家内部，由于缺乏市场秩序，缺乏具有自主性的市民社会等现代化推动力量，无法形成现代化的秩序，实现民主政治的条件在这些国家先天不足，因此在推行市场经济过程中，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权威政治，用权威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当整合枢纽，保证市场秩序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型。
以萧功秦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有着“以史为鉴”的鲜明特色，萧功秦认为近代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具有某种“历史同构性”，因此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借鉴近代以来的新保守主义也成为他构建新权威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萧功秦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变革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变革者怀着政治浪漫主义的热情，试图照搬英美式西方发展模式，从而导致了变法的失败。所以他一再强调要告别政治浪漫主义，并对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情有独钟，把它作为自己新权威主义主张的重要理论资源。他甚至认为，新权威主义是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形态，是新保守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萧功秦认为，新权威主义政治是“后发展国家的旧体制走向解体或蜕变，而新型的民主政体又无法运作的历史条件下，由具有现代化意识与导向的政治强人或组织力量建立起来的权威政治”。新权威主义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权威政治而言具备以下特点：第一，治国者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导向，他所制定的发展目标应当与市场化经济导向趋同。第二，这种权威主义在政治上凭借庞大而有效的官僚体制及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作为自上而下地进行铁腕统治的基础；而在意识形态上，新权威主义肯定并利用传统价值体系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第三，新权威主义对西方的资本与先进的技术、文化采取开放的政策。通过建立新权威主义的政治机制，就可以诱导社会机体内部各种微观因子的活化与发育，使之成为嫁接外来的制度的内源性基础，从而层层递进地、循序渐进地进入现代化过程的良性循环。从新权威主义者的基本主张可以看到，新权威主义政治的关键作用就在于，以权威保障市场，以市场促进民主。因此，它是一种“权威-市场-民主”的政治发展模式。
一般认为，在新权威主义思潮内部，有南派和北派之分，前者以萧功秦为代表，后者以吴稼祥和张炳九为代表。尽管两派都主张实行新保守主义的渐进的政治变革，然而在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变革的具体问题上，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两派的主要分歧体现在，南派主张实行保守主义的经济改革，而北派主张实行激进主义的经济变革。
◈代表人物◈
▌萧功秦，湖南衡阳人，1946年出生于陕西西安。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1982年起，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87年晋升为副教授。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大学《政治科学论丛》编辑委员。主要著作有《儒家文化的困境 ——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历史拒绝浪漫--清末保守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 》、《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 》、《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 》、《反思的年代》、《历史的眼睛》、《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碰撞》、《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等。
▣、▌吴稼祥，1955年生于安徽铜陵。1978-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2-1986年，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1986-1989年，任职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中央办公厅。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1989-1992年，因辞职等原因被隔离审查，羁押于秦城。2000-2003年赴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邓小平：思想与实践》、《新权威主义述评》、《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一杯沧海》、《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等。
“施派”
▪概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学界的两个中坚人物刘小枫和甘阳都转向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教父”列奥·施特劳斯，同时也带动着中国学界的大批青年开始关注施特劳斯，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刘、甘二人为领袖的“施派”。施派的主要观点是，在受上帝和启示所指引的生活和受人的智慧和理性所指引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二难选择，从而导致了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的冲突。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乃是两种不同的通过政治进行思考的方式。审慎或温顺乃是古典哲学的基本特征，乃是古典哲人的基本德性。这种德性不仅意味着哲学家的自知，还意味着政治哲学的核心：在政治面前为“哲学的正当性”辩护，或者说，在城邦之中过哲学的生活。而近代以来由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奠定的自由主义传统则丧失了对于德性的追求，启蒙运动培养出来的平等主义的知识大众成了人民的毒药和祸害。刘小枫辛辣地批判了那些热衷于走台步表演且不学无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指出他们的危险是被西方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阴谋吃掉。甘阳则侧重于从批判西方的现代性，尤其是美国的现代性的视角来发挥施特劳斯的思想，注重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对当代美国主流学术的批判以及与美国政治的密切关系。甘阳认为，施特劳斯并不是为了古典而古典的研究，而是从他“现代性问题”出发回溯到古典的，这一历程意味着施特劳斯的“古今之争”的出发点乃是现代性危机。
施派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第一，质疑和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合理性，主张通过重拾中西方的古典文化来挽救现代人堕落的精神状态，通过教育等手段重新培养古典哲人的高尚“心性”；第二，拒斥西方的代议民主制模式，认为现代民主制本质上是启蒙主义的智术师借助诡诈的修辞术蒙骗大众建立起来的僭主制度，呼吁借鉴中西方古代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建立崇尚德性的贤主统治；第三，谴责和抨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及其霸权地位，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带有强烈的欺骗性，鼓励公民对身份归属（城邦-民族）的忠诚，把民族情怀看作德性的体现，主张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
◈代表人物◈
▌刘小枫，1956年出生，重庆人。1978-1982年就读于四川外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82-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85年任深圳大学中文系讲师，1988年被评为副教授。1989-1993年就读于瑞士巴塞尔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3-2002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2002-2003年任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2003-2009 年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学教研室主任。2009至今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拯救与逍遥》、《诗化哲学》、《拣尽寒枝》、《重启古典诗学》、《施特劳斯的路标》、《设计共和》、《凯若斯》、《走向十字架上的真》、《这一代的怕和爱》、《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沉重的肉身》、《刺猬的温顺》、《圣灵降临的叙事》、《以美为鉴》等。主编三联书店“西方学术文库”、《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和“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经典与解释丛书”等。
▣、▌甘阳，1952年生，浙江杭州人。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获西方哲学硕士，同年在北京创办象征中国学术新生代崛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1989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长期进修。1999年起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中山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高访学者，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并担任英文学刊The China Review常务编委，北京“中国文化论坛”理事等学术职务。2008年被中山大学聘为逸仙学者讲座教授。2009年出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2011年7月1日被聘为重庆大学兼职教授。2017年9月，任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将错就错》、《古今中西之争》、《通三统》、《文明·国家·大学》、《我们在创造传统》等。
大陆新儒家
▪简介▪
大陆新儒家都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常常是就问题来阐述思想，这导致他们的思想比较零散，未能构筑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他们的主张也不完全一致，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还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均认为儒家学说应该作为中国今后发展的主导思想。
◈代表人物◈
▌蒋庆，号盘山，1953年10月出生于贵州贵阳，祖籍江苏徐州。1978-1982年，在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就学。1982-1988年，任教于西南政法学院。1988-2001年，调至深圳行政学院供职。2001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等。
※主要观点：（1）儒学的正统是政治儒学。蒋庆认为中国儒学按其所关注的对象不同，可分为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港台新儒家一味地局限于心性儒学而忽视了政治儒学，他们的“本内圣心性之学开新外王”的路径只解决个体生命的安立问题，无法解决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问题，且港台新儒家以西方民主为新外王，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礼法制度，只能算作非儒家式的外王事业。儒家的政治儒学主要指春秋公羊学，儒家公羊学具有三个特征：①公羊学的焦虑是制度性的焦虑；②公羊学从平列的结构关系来解释内圣外王，内圣与外王之间没有体用因果关系；③公羊学具有向世界开放的结构思维方式。蒋庆提出，要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国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2）政治儒学的核心是王道政治及其三重合法性。所谓王道政治，是指依王者之道所从事的政治，故王道是指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王道政治关心和解决的是“政道”问题，而不是“治道”问题。“政道”问题是指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治道”问题则是指合法的政治权力具体落实与运作的制度性安排问题。“政道”是“治道”实现的目的和存在的基础。根据公羊家言“参通天地人为王”和“王道通三”，他提出了王道的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蒋庆认为，西方民主政治最大的弊病是“民意合法性一家独大”，排斥了“神圣合法性”和“历史文化的合法性”。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相互制约并在制约中形成自性，在差异中含摄共存，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精神。（3）王道政治权力三重合法性的实现途径：蒋庆提出“议会三院制”设想，“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通儒院”由推举与委派产生，“庶民院”由普选与功能团体选举产生，“国体院”由世系与指定产生。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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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1963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92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以中古士族现象为个案》、《儒者之维》、《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1994年创办《原道》辑刊并任主编。1994年创办《原道》辑刊并任主编，2000年开始主办“原道”网站及“儒学联合论坛”网站；2004年主编“原道文丛”、“原道译丛”系列。2005年组建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
※主要观点：（1）强调儒学是一种文化。陈明认为，儒学反对面向儒学的两种认识态度：一是比附西方学科体系的儒学知识化诠释路向，二是原教旨主义对儒学的僵化顽固立场。在他看来，儒学并不是某种描述客观世界的知识，或者规定某种基本价值的宗教，而是一种因应生活问题，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真正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是人作为参与者对世界的活动及成果，在人身之外是客观性的行为及成果，在人身之内是“知”“意”“心”（“情”）的复合。（2）把儒学和民族生命看作一种塑造与表达的关系。陈明认为，文化和生命是贯通的，生命出自文化的塑造，文化是生命的表达。儒学是中国人对历史经验和伦常日用之道的理论总结和抽象思维。正是儒学文化系统的主干作用，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组织自发秩序的强化与延展。他不赞成从一个概念和命题的系统对儒学作理论的甚至绝对真理的理解，而主张从儒学与中华民族生命活动的互动关系，去理解其意义与价值、发生与发展。（3）陈明一再强调，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民族主干性文化话语系统处于缺失或缺损状态，因此需要用儒学文化系统建构解决文化认同的问题。他还强调儒家的政治理念并没有过时，一种体制或制度，只要在理念上是儒家的，就是一个儒家的制度。他认为儒家文化本身就有宗教的功能和属性，因此提出以“公民宗教”式的“新儒教”来解决身心安顿问题。（4）提出了“即用见体”的儒学方法论建构。即用见体是指人们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通过创造性的活动，把生命存在的内在可能性表达实现出来，建构起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生命形态。“即用见体”的重心在“用”，“体”本身是开放性的，它不是天理，不是理念或绝对精神，也不是什么不可知的神秘物体。它是饱满具体的生命存在，是情怀、意志和智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是对“即用见体”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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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1963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86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199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93-2005年，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2000年至2002年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进行访问研究。2005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2007年创立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担任所长。2016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担任院长 。目前还担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权力的转型——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等。他发表的《儒家宪政论纲》一文，集中反映了他作为新儒家的政治思想。
※主要观点：康晓光认为，现代中国面临着政治正当性的危机，在历史上，中国解决此类问题的传统智慧是“通三统”。今日的“通三统”，首先要重续中华道统，即接续中断的儒家道统，把中国政治的正当性建立在传统的道统和政统的基础之上。建立儒家宪政，把中国政府的正当性建立在对中华五千年道统的继承和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吸纳之上。在宪政结构下，宪法原则采用儒家义理，建立强有力的宪法审查制度，在此前提下，儒家可以吸收多党制、竞争性的普选制度、权力分立、有限政府等理念和制度，进而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儒家宪政不同于自由主义宪政，自由主义宪政的国家本体论可以被称为“个人本位论”，它认为国家是由一群独立的、平等的、没有历史的人通过契约构成的，国家主权为这些人所独占，其他的人（无论是外人，还是这些人的先人以及后来者）不得分享国家主权。而儒家宪政的国家本体论可以称之为“民族本体论”，它认为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其构成主体是民族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是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的有机体。国家主权归民族所有，即不仅仅属于此时此地的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也属于历史上存在过的和将来要出生的民族共同体成员。康晓光提出了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宪法原则：①先人的权利，即作为宪法原则的儒家道统。由于中国的国家主权属于中华民族，所以中国宪法必须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意志，而中华民族的意志则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积淀是世世代代的仁人志士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代表了历史上存在过的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总体意志，因而最有资格作为先人的“代表”而拥有属于先人的那份主权。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儒家文化，而儒家道统是儒家文化的精华。道统强调的就是历史的积淀和传承及通过这种积淀、传承和发展而获得政治正当性。所以道统是使中华民族成其为中华民族、使中国成其为中国的本质规定，因而道统只能被“发展”，不能被“抛弃”或“颠覆”。②当代人的责任与权利。当代人是民族生命之流中承上启下的环节，而且是政治决策中唯一的“在场者”，因而肩负特殊的责任，拥有特殊的权利。③后人的权利，即作为宪法原则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由于他们不能亲自参与政治决策，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利，必须在政治决策规则中增加体现他们权利的规则——可持续发展原则。④政治决策权的分配规则。现实政治决策权利的基本分配规则为，儒家道统优先性最高，可持续发展原则次之，当代人的权利位次最低。康晓光还非常关注儒家的仁政学说，认为经过损益的现代仁政理论可以成为中国的权威主义政府的合法性理论。仁政学说，关心的是为政者的主观动机，而非权力的获得方式以及权力的运用方式，这样既可以回避选举问题又可以避免对政绩的直接依赖，最适合于中国的现实。康晓光还提出了合作主义国家的理想，并把它和儒家的仁政学说联系起来，他把“合作主义国家”的实质归结为以“阶级分权”取代“阶级专政”、以“精英制衡”取代“精英勾结”，并认为这是可以在中国实现的最好的权威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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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1954年12月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和199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1986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分工与交易》、《治大国若烹小鲜》、《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经济学精神》、《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为万世开太平》等。
※主要观点：（1）中国的文明是天下主义文明。西方文明是一种扩张性的民族主义，依靠强制力，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则，倾向于使用战争来解决冲突；中华文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一种向内求索的取向，依靠的是自愿而非强制力，奉行天下主义精神，倾向于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2）儒家经典提供了丰富的无形制度资源。（3）建立中华民族新的制度结构。一个文明包括多个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有可能发源于不同的地域和民族，经过互动、交流和整合最终形成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结构。不同的文化结构对应着不同的制度结构。社会制度结构的形成往往是多个文化传统互动的结果。他强调，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结构都是由原来互相外在的文化传统构成的，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可能对应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因此，在中国，西方的有形制度与儒学传统的无形制度构成的制度结构，有可能产生出超越西方传统结构的力量。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代表人物◈
▌房宁，1957年6月生于北京，曾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曾多次主持重大调查，如《中国青年报》大型读者调查“中国青年看世界”（1995年）、“中国青年看日本”（1997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世纪之交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研究”等。主要著作有《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合著）、《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论民族主义思潮》、《民主政治十论》等，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文章有《民族主义的若干理论与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等。
※主要观点：（1）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房宁认为，经济全球化仅仅是西方资本的全球化，作为西方主导的资本国际循环积累对象的第三世界众多国家被边缘化了。西方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以投资、贸易、技术为手段参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活动，建立资本的国际循环体系，从第三世界掠取大量经济剩余，构建了新殖民主义体系。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有的被甩出了资本国际循环。资本的国际循环因此被阻塞，新殖民主义已经不能继续维持西方在全球的利益，需要更直接地运用政治的甚至军事的手段统治第三世界国家，从而进入了后殖民主义阶段，加紧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军事控制、政治代理和经济接管，迫使第三世界继续充当它的廉价产品的供应地、剩余资本和商品的消纳场和转移污染与废物的垃圾站。房宁认为，一方面，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难以完全置身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若要不被全球化浪潮所吞没，若要避免跌入发展的陷阱，就必须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经济剥夺、政治控制，进行不懈的斗争。（2）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含义。房宁认为，当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国族”，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家园和故乡的民族，当代中国则是由中华民族结成的国家。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主义，即反映中国人的共同利益和意志的、为中国人所共同拥有的思想意识。房宁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整体意识）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发挥民族主义的积极意义，减少民族分离主义的影响。房宁指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从本民族长远利益出发互换强大的人民民主，推动实现政治、经济的积极变革。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有两个重要功能：重新构筑中华民族心理上的长城，争取真正的和平与发展。（3）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①反对全面开放，主张适度开放；②推进区域化，建立亚洲经济圈；③要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以防止中国内部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分化；④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矫正崇洋媚外心理，建构民族主义新文化；⑤发展中国的战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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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出生于1955年，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后在东京工业大学获经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现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合著）等。
※主要观点：（1）生存空间理论。王小东认为，地球上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所以民族国家之间注定了要争夺有限的空间，注定了国家间是你死我活的争夺关系，国家间的规则就如自然界的生态法则，谁的力量强大，谁就能够生存，丛林法则在国际较量中演变成“强权即公理”。（2）“强权即公理”的极权世界。王小东认为，霸权垄断是自由的天敌，在当今的国际秩序中，美国建立起了垄断的霸权，剥夺了其他国家的自由。世界的秩序已经由冷战时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转换成为西方和反西方的对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3）民族生存与尚武精神。王小东认为，中华民族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必须倡导尚武精神。尚武精神包括三层含义：①尚武意味着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强化武备；②尚武精神意味着不向任何强权低头，意味着不依附于别人，意味着自尊自强，敢于战胜困难、锄强扶弱、战胜敌人；③尚武精神意味着对于自己人的团结和诚实（虽然对敌人是兵不厌诈）。王小东认为，军事实力是经济的基础。如果没有国家安全，就不可能有经济利益；如果能在军事上征服一个国家，或者仅仅是依靠军事优势部分地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往往就意味着极为巨大的经济利益。（4）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王小东认为，人权与族权不能偏废。在对外关系中，族权即是人权；在国内政治中，人权即是族权。而西方民主的产生源于种族奴役的需要，因为为了使种族奴役长期地进行，奴隶主种族内部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和利益冲突，必须建立一种确保其内部平等和平权的机制，以非暴力方式解决政治危机。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下，任何奴隶的反抗都会遭到统治民族的集团镇压，往往在萌芽状态即被扑灭，奴隶制可以得到稳定的延续。中国之所以长期未产生民主，是因为中国从未实行过种族奴役的制度。（5）对“逆向种族主义”的批判。王小东认为，逆向种族主义把中国所有的问题笼统地归咎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暗含的意思是中国从根子上坏了，从人种上坏了，别指望什么更好的前景了；它会导致这样的结论，既然中国人是劣等的，不像西方人那么高贵，那么中国人就不适合享受自由和民主，他们享受了这种权利就会把事情搞得极坏；它使得中国人丧失了在国际上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要求我们高高兴兴地顺从国际上的权势者——比中国人更“高贵”的白人的统治；最后，它会阉割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想创造性。王小东呼吁人们要有民族自信心，不应作践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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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1949年生于浙江温州。1979年任中央财政金融大学（现中央财经大学）代课教师。1980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在科研局、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1991年，何新进入全国政协，被安排为专职委员。主要著作有《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东方的复兴》、《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为中国声辩》、《危机与反思》、《世界战略形势的最新观察》、《论政治国家主义》等。
※基本观点：（1）文化性的民族主义。何新认为，对民族主义的强调，首先还不是要建立一种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而是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要在全社会形成广泛而持久的共鸣。他建议目前要大力加强对中华民族历史光荣和民族尊严感的全民性正面宣传教育。何新认为，中华民族的概念，从来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民族精神的凝聚也很难实现文化传统的重建。何新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积极倡导创造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具有足够包容性的崭新文化，呼吁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重新找到中国的民族精神，也就是所谓的“国魂”。（2）爱国主义。何新认为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多阶级的共同体，反对由任何单一阶级垄断的寡头专政，主张全民民主，要求维护和改善现实中已存在的这个多民族、多阶级、多种利益共存的共同体。何新指出，极左派和自由派尽管立场不同，但本质都是主张反国家主义，无（不要）政府主义。何新公开申明把为祖国和民族谋利益作为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主张把弘扬中国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在他看来，爱国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律令，只要是中国人，就有义务和责任无条件地效忠这个国家。何新认为，要使爱国主义成为一种全民共同的信念，甚至是一种天然的信念，就必须依靠全民灌输。何新认为，中国正处于空前险恶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中，中华民族以及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怀有巨大的危机感和强烈的爱国信念，中国必须有勇气正视和面对日益紧迫的内外危机，要以最智慧与最勇敢的方式，维护和保持自己的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生存。（3）权威主义。何新主张建立混合所有制，以大型国有企业居于经济龙头和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国家应是国民经济体制及运行的引领者、策划者、规范者、协调者和保护者。何新认为，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对公共空间的关注应重点放在三个方面，即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凡不利于此的，国家有必要进行控制和干预，并且也应当对新闻舆论和社会理论给予一定的导向。他还提出收缩和控制社科文艺部门的人数，并且相应地压缩文学、历史、西方哲学一类非国家经济建设急需专业的招生人数，减少与此类专业相关的科研项目。他认为，中国最紧要的任务仍然是要积累工业化的资本，要解决十几亿人的衣食住行，这就必须首先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比较强有力的政府实施各个方面有效的管理进而建立比较严密的社会组织。在思想文化领域，何新主张，制定必要的审查制度，包括行政法规，明确制定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基本目标的政治审查原则，在此前提下充分贯彻“双百”方针。何新认为，尽管过于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文化进步，但是对治国来说，没有思想自由和没有思想控制都不行。何新认为，新闻是传播工具，工具总是服从于目的的，新闻传播的控制和新闻自由的实施在任何社会里都关系着社会基本制度与基本价值观念的生存和维系问题，关系着社会稳定的大局。为此，他主张限制公开传播那些足以煽动政治动乱和导致社会不安的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