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犇入党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沈轶伦　陈抒怡时间:2018-06-07 点击:

“我们一块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支部里最年轻的党员为牛犇佩戴党徽。

在入党仪式上，牛犇宣读入党志愿书。　　均沈阳　摄

窗帘还没泛白。

　　一整晚，每过一会儿，牛犇就要起身看一眼窗。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入上影厂67年，入演员行73年，从未在大戏开拍的前夜紧张过，但这个晚上，83岁的他睡不着。

　　这是2018年5月31日的凌晨。几个小时后，中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演员剧团支部党员大会将召开，讨论牛犇的入党问题。牛犇等待这一刻的到来。10时整，在虹桥路广播大厦18楼，上影演员剧团的会议室里，支部成员已围坐一桌。这是人们熟悉的面孔：演员严永瑄、王志华、崔杰、吴竞、陈鸿梅等都赶来了。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受邀列席。牛犇穿着红色的格子衬衫坐在椭圆桌子的中央，忐忑不安地交叉双手，不时整理头发、拉拉衣领。所有来的人，都是与他共事过的老朋友，交情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过去剧团例会，每次业务会议结束、支部生活开始前，党员们会对群众说“接下去是我们支部开会”。

　　今天，牛犇能不能成为“我们”？

　　他紧张了。

　　“从今后，你有饱饭吃”

　　牛犇不怯场。10岁第一次站在大导演面前，他丝毫不紧张。

　　那是1945年，演员谢添带着牛犇去导演沈浮处面试。到了中电三厂（北影厂前身）厂办办公室，牛犇进门，一蹦坐在沙发扶手上。谢添一愣，沈浮导演也一愣。但正是因为这样，导演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放得开、有表现欲的牛犇。

　　牛犇一直把谢添视为师父，是将自己带入电影圈的引路人。很快，牛犇就在沈浮导演的《圣城记》中演出，之后在《满庭芳》《甦凤记》《天桥》《十三号凶宅》里接到角色，成了片约不断的小童星。

　　但很少有人知道，童星在来到电影厂前，究竟经历过什么。

　　牛犇出生在天津，父母都是城市贫民，生活匮乏到他只知道自己属狗，连出生的具体年份也不清楚。在他9岁那年，父亲感染白喉，无钱医治，回家后不久病死，众人瞒着因为流产血崩而卧床休养的母亲，孰料母亲像是冥冥中知道了什么，也咽了气。同一天里，父母双亡。破旧的院子里，一里一外停着两具棺材，环顾一圈，四壁皆空，牛犇没了家。

　　哥哥在北京的中电三厂找到司机工作，将牛犇和妹妹接去。当时日本人刚刚投降，城里一片混乱。白天黑夜，哥哥开车接送演员化妆拍戏，牛犇就和妹妹住在厂里的前院。哥哥劳苦一天，带回家一块饼，牛犇吃一口，还要留一口给妹妹。正在长身体的牛犇老觉得饿，但不敢说。他就想知道一回：“吃饱”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当时电影厂的很多演员也住在厂里大院，牛犇就帮大家跑腿、送东西；晚上演员上剧组演戏，他帮着在大院里看小孩子。演员谢添也住这儿，牛犇常常帮谢添自行车打气。谢添留意到这个和大家打成一片的男孩——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矮小、头大，但眼神里透露着聪明、要强。所以当得知《圣城记》正缺一个村童角色时，谢添想到了牛犇。

　　《圣城记》里，齐衡扮演的游击队员在教堂后院擦枪，忽然日军要来搜查教堂。牛犇扮演的村童小牛子赶来通风报信，让游击队员及时撤离。日本鬼子走进教堂时，发现地上有一个烟头，小牛子见状，立即机灵地捡起烟头叼在嘴上。饰演日本鬼子的韩涛也住在大院里，平时是很和善的人，牛犇在片场看着他总想笑，怎么也演不出畏惧感。导演试拍了几条都没通过，大家都急了，一旁的谢添直接冲上现场对着牛犇一巴掌，牛犇难过地垂下头，这场戏顺利通过。事后，谢添上前抱住牛犇，牛犇委屈地哭了。谢添对他说：“你看看这么多人在等你，拍不好戏，将来怎么当大明星？”

　　但实话说，牛犇不是冲着做明星来的。他做演员，为的是吃饭，为活命。

　　1947年，张骏祥导演受邀去香港永华电影公司拍摄　《火葬》，主演白杨推荐牛犇出演她的“小丈夫”，牛犇跟着剧组到了香港。当时，牛犇住在长城影业公司，每天都从宿舍出门去看《清宫秘史》的拍摄，最后把慈禧和李莲英的台词全记住了。他表演给大家看，众人都被逗乐，夸他是“神童”。其实“神童”在进入电影厂之前只粗略读过3年书，剧组才是他真正的课堂，演员就是他朝夕相处的老师。张骏祥、吴祖光、陶金、白杨、吕恩、李丽华都把牛犇当成自己的子弟一样。

　　大哥哥大姐姐们教他拍戏的诀窍，教他学会认识衣服不同的料子，教他学会观察人、观察生活，把日常当成训练演技的课堂。当时演员们住在庙街，街坊多是香港本地的贫苦人家。看到中国人民受到英国殖民者压迫的情景，许多青年演员都忿忿不平。有几位进步的年轻演员，在宿舍里偷偷开会学习，嘱咐牛犇到楼下站岗。

　　要防备什么人？要通知哪些人？年幼的牛犇一概不知，他警惕地站在楼下，模模糊糊靠着直觉明白：大哥哥大姐姐们关起门来开的会，很神秘；他要讲义气，保护他们。

　　1949年10月1日，北京的喜讯传来，正在香港拍戏的演员们按捺不住。演员刘琼和好几位青年兴奋地一路跑到大屿山，以每个人的身体作为一根线条，手拉手在山上拼出五角星。牛犇也好想成为五角星里的一根线，但他太小了，够不着。他问大哥哥大姐姐们：“为什么要支持共产党？”

　　大哥哥大姐姐们告诉他：“中国人民解放了，共产党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是共产党解救了我们大家，给了我们新生活。”

　　见他不解。大哥哥大姐姐们拍着他的脑袋说，“从今后，你有饱饭吃”。

　　“跟着党一辈子不回头”

　　1952年，牛犇跟着大光明影业公司从香港回到上海加入长江影业公司，又应邀去北京参加电影《龙须沟》的拍摄。拍完《龙须沟》回到上海，他成了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

　　拍《龙须沟》时有人告诉牛犇，拍进步的戏就是干革命。牛犇才知道，自己是干了革命，拍电影是为人民。到上海时，牛犇17岁，还是个没有选举权的孩子，但他知道，“共产党救了中国，我认准了跟共产党干革命的道理。我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是上影的小青年，必须要求进步。我儿时失去父母，到上海又远离亲人，靠的就是组织”。

　　那几年里，回到上海的还有已蜚声影坛的演员刘琼。这位主演《大路》《生离死别》《国魂》的影帝级演员，当时在香港永华影片公司，在广州解放后随香港电影界赴穗观光团来到广州，亲眼目睹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共产党言行一致。回到香港，他奋笔投书《大公报》发表赴穗观感，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不久，刘琼和其他进步青年由于发动公司同仁罢工，在1952年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演员白杨也离开香港，毅然回到北京，1949年11月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为演员，翌年拍摄了　《团结起来到明天》。同期从香港回到内地的还有舒绣文等。

　　1950年，在上海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演员黄宗英作为剧影工作者发言。她说：“我这一年来工作有些成绩，自己有微少的进步的话……我就想：假如我是一个青年团员，假如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么一想，我就勇气百倍，并且有了力量战胜自己，战胜困难，完成任务。”

　　哥哥姐姐们一致的选择，潜移默化影响了牛犇。而让牛犇进一步认识共产党的，还有他最崇敬的演员赵丹。

　　1952年，牛犇到上影厂后，转租一位老演员在建国西路的房子。住处沿马路，离厂也近。很多演员上下班骑车经过，都能看见牛犇的窗。同事们记得，赵丹下班经过牛犇门前就在底下叫：“小牛子在家吗？”牛犇一听这叫声就在窗口应：“在呢，上来吧！”牛犇的小屋成了这群演员聚会的地方。赵丹懂戏、爱戏，常常来这儿琢磨戏，也谈他的信仰。

　　赵丹尚在南通念中学时，就与朋友组织了“小小剧社”，共产党一开始就关注了这个剧团，并派同志影响这个剧团。有一年暑假，剧社在南通公演洪深创作的反对反动统治的话剧《五奎桥》，门票早已卖出，观众也来了，可当晚从后台传来禁演、抓人的消息，赵丹一行不得不星夜雇了小船赴上海。在上海，他主演了让他成名的《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也是在上海，他主演《乌鸦与麻雀》庆祝国民党统治的覆灭。亲历旧社会种种不公的演员们无不欢欣鼓舞，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952年，赵丹作为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成员，到前线和“最可爱的人”生活了两个月。“当你谈起敌人时，他们像头猛虎；当你谈到他们的功绩，又腼腆得像个姑娘。他们的心真是透明的。在那么多巨大的身影面前，我才感到自己的渺小，才感到过去对于人民、对英雄的认识太陌生了。”回国后，赵丹递上入党申请书。1957年，赵丹入党。那几年间，著名演员黄宗英、王文娟、白杨纷纷入党。1954年和1958年，刘琼也两次申请入党。1941年就参加革命的秦怡，也在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之后，秦怡向人解释那等待18年的郑重其事：她听说战争时期一名女党员，敌人当其面把她的孩子顶在刺刀上逼问，孩子哭声震耳，女党员心疼地昏厥，但还是选择守住了党的秘密。之后多次接到动员的秦怡一直在自问：“我那么爱孩子，如果换我，我能保守党的秘密吗？都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我是吗？”直至不再有这般残酷考验的和平年代，秦怡才渐渐解开心结。但她依然在不断自问：是不是和平年代，就没有考验了？

　　老演员们把入党当一件神圣的事，当成心灵的考验来面对。牛犇自忖：我怎么比得上他们呢？他退缩了。

　　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跟共产党干革命，一辈子绝不回头，严格地要求进步，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努力为党为人民做工作，党指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从沈浮开始，牛犇和几代导演都有合作。他是《红色娘子军》里的通讯员，是《泉水叮咚》的大刘。小牛犇长成了影坛常青树，虽然一生出演的多是配角，却个个令人津津乐道。1983年，牛犇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第六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2017年，牛犇获得第三十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和第十六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终身成就奖。

　　“把有限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

　　牛犇一度想，这样就够了。

　　跨不跨入这扇门，他都会尽力做一个好人，当一位好演员。

　　他拍谢飞导演的一部电影时，主动把温驯的驴子让给同行骑，自己去骑一匹倔驴子。拍“抢婚”时，驴子受惊把牛犇摔到地上，他当场休克。医生把牛犇抢救过来。他断了两根肋骨，颈椎骨裂，胸骨错位，但苏醒后看到导演，他的第一句话是“给您添麻烦了”。为了不拖累拍摄进度，他强忍剧痛，拜托医生打了麻药，由救护车一路送到拍摄现场。有一段戏，牛犇要自扇耳光。一下、二下，边上的医生上前劝阻，说“如果再受伤，会落下终身残疾”。

　　牛犇想，这样也挺好。有没有党员这个身份，他都会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工作。

　　2002年，刘琼去世。到追悼会上，牛犇才知道，老朋友早已在1983年实现夙愿加入中国共产党。2007年，孙道临去世，乔奇去世；2008年，谢晋去世。牛犇送别老友们。他们都是电影史上熠熠生光的名字，也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牛犇想入党，但又犹豫了。时过境迁，入党已经不像解放初期那么艰难，甚至有时有些松懈。那些年，牛犇听到、看到圈内圈外许多不那么合格的共产党员。他觉得自己不该和他们为伍。

　　一晃到了2016年，上影集团拍摄影片《邹碧华》。佟瑞欣演主角。牛犇从北京赶回上海加入剧组，演一位来法院上访的老人，戏份不多，但剧情借由他折射出邹碧华法官的亲民和负责。剧组设立了临时党支部，有的青年演员一边演戏一边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收集材料时，大家看到邹碧华生前这样说过——“我们生活的世界本来不完美，但正因为它的不完美才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奋斗，我们的存在才有价值。”

　　牛犇听了这话，竟然红了眼眶。剧组庆祝杀青之际，他正式递交入党申请书。这成了上影演员剧团的大事。牛犇被确立为入党积极分子，和入行不久的年轻人一起参加上影集团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经过考察期后，2018年5月31日10时30分，牛犇在上影演员剧团的会议室里，很慢、很郑重地向老朋友、老同事介绍自己的前半生：“我是在旧中国受苦受难下成长的城市贫民，家里很穷，可以说是没有吃过饱饭，从小便死了父母，随着哥哥流浪到北京……在北京，我和许多贫民一样，在水深火热中。儿时，又去了香港，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依然是受苦受难……”

　　短短一百来字，牛犇哽咽了两次。他抬起头，求助一般看着大家，说：“我眼睛里都是水，看不清。”演员陈鸿梅从包里取出自己的老花眼镜递过去。牛犇道谢接过，拿着眼镜，却没有戴上，而是低下头，久久用手按压着双眼，平复情绪。

　　牛犇的入党介绍人、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在意见中这样写道：“牛犇同志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多年来，自觉以党员标准要求自我，为人正派、甘于奉献，该同志从事表演事业多年，不忘初心，坚持为人民创作，参演过多部精品力作，为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我认为他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我愿意介绍牛犇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另一位入党介绍人是秦怡。病中的她，在华东医院写了字条，托上影演员剧团支部书记带来她的意见：“牛犇是个好同志，是个好同志。我愿意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相信他也会做得很好。”

　　见惯大场面的牛犇，在只有十个人的会议室里，微微颤抖。他说：“我的年龄已经80多岁，为党工作就算不睡觉也不会太长，我一定要珍惜。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我也深知，自己虽然年纪不小，但对党的认识很少，我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不改，努力成为党员的目标不变，请党接纳我，请党考验我。在我有生之年，愿为党的电影事业，也为共产党努力地工作，最终成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人。”

　　最后，牛犇念出了他的名字。一直在眼眶里打转的泪，顺着脸颊落下。

　　2018年5月31日11时20分，中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演员剧团支部党员大会经过充分讨论，认为牛犇已经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同意吸收其为预备党员。经无记名投票，一致同意吸收牛犇为预备党员。支部里最年轻的党员走上前，将一枚党徽别在牛犇胸前。

　　佟瑞欣拉着牛犇的手，向在座者透露了一个秘密：就在《邹碧华》杀青之际，上影集团开了表彰会。会后，牛犇叫住佟瑞欣，递给他一张纸条，然后默默坐下。佟瑞欣有点惊讶，因为老爷子向来笑呵呵的，为何这天如此凝重。带着疑惑，佟瑞欣打开折叠整齐的纸条，只一瞥，“唰”地眼泪就下来了。

　　纸条上，牛犇写道：“我们一块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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