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的那一天，我完成了地下党组织交付的最后一次任务
来源:文汇报 作者:马懋如 时间:2018-05-27 点击:
记忆1949年的今天，上海解放
上海人民在市中心打出横幅欢迎人民解放军（图/东方IC)
那一天上海解放了。凌晨，心想解放军已经进上海了，我暗自高兴，但没有接到党组织的通知，不能妄自行动。虽早有通知，上海解放，我们静安区的地下党员到大同大学集合，但是一再强调要等通知。解放前夕，斗争非常尖锐，形势不断变化，敌人垂死挣扎，更加疯狂、残酷，为保存力量，不可提前暴露，组织一再交代要冷静，到时等通知，不可贸然行动。我因参加静安区的调查研究小组，做收集情报的工作，党的组织关系不在学校，和学校地下党没有联系。当时我的任务很紧，很忙，白天外出调查核实材料，晚上画图、抄写，有几日没有去学校上课了。那天我去学校，同学们都在忙着准备欢迎解放军。我懵了，我没有接到党组织的通知，不可能不通知，组织一再强调要冷静……同学们喊我参加，我说：我一路来学校，没有动静，我请大家打听一下再行动！后来，我校的地下党员赶来了，说这是误传，太危险了！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了人心所向，也说明胜利前需要冷静。
有了这个教训，我告诫自己千万要冷静，我不敢出门，在家等通知。那时有电话的人家很少，二楼房东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家有电话，装在楼道，我们两家有协议，电话共同使用。不久房东把电话移到卧室去了，我们使用也就不方便了，实际是毁约了。我们无奈，只好不去打电话了，偶然有电话来，我们听到了铃声，房东不好不让我们接听，因此我站在楼梯口听铃声等通知。一等再等，没有电话，我很焦急。当时地下党是很秘密的，是单线联系。
没有接到通知，我不能贸然去大同大学，我也不能在家傻等，怎么办？我决定出去看看形势。我走到大院门口，门卫把住了大门，不许出去，很多人围在大门口，议论纷纷……我准备去学校附近看看动向，和门卫商量，让我出去一下，门卫说：许出不许进，我心想出去了回不来，党组织就无法通知我了，正在发愁，和我同小组的党员王翠珍同志骑自行车来了，她向我招手，大喊：解放了！解放了！我不顾一切，冲出大门，坐上王翠珍的自行车后座，直奔大同大学。一路上看到疲乏的解放军战士，抱着枪，靠着墙，席地而坐，正在休息，不扰民，市民交口称赞：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人民的子弟兵，我感到自豪！
我们第二条战线的战友们，纷纷到达大同大学，此刻的大同，一片欢乐，歌声不断！我穿过人群，寻找我的领导人计媛澄同志，向她报到——我来了，向她领受新的任务。老计交代：复制我经手绘制的一套静安区的情报资料，一式五份，明天交给她。
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学生们在街上载歌载舞，自编自演活报剧，慰问解放军，向市民宣传我党的城市政策。我走进人群，和相识的、不相识的战友们并肩上街作宣传，张贴《上海人民》的号外——《大上海解放了 解放军约法八章》等宣传品……我们扬眉吐气，很自豪！我有任务在身，下午提前回家，拿出纸笔颜料，铺在家中的写字台上，毫无顾忌地画起地形图，不像以前躲在王翠珍家中的三层阁楼上，她望风，我画图！
这天晚上，静安区的秘密党员集会，在党内公开党员身份。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幸存者、生死与共的同志们、战友们，再不互相隐瞒了，大家欢聚一堂，敞开心扉，尽情交谈，尽情歌唱。我姐姐也去了，她享受了这欢乐。我为了完成党交付的地下工作的最后一次任务，没有能参加那次盛会，我很遗憾！
这天晚上，我家在上海的三个中共地下党员也相互公开了！我和大姐、四妹是同胞、手足，也是同志、战友，我们共同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虽心知肚明，为坚守党的秘密工作的规定，我们心照不宣，守口如瓶！在解放区的三弟也渡江南下归来，回到了上海。三弟虽是解放区的党员，他却归上海地下党领导，也是上海地下党的一员。我家四个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这个夜晚，我做情报工作再也不向家人隐瞒了，姐姐妹妹参加作图，我们共同完成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交给的第二条战线上的最后一项任务！第二天一早，我整理了画（写）好的敌情资料，再不躲躲藏藏，再不需要伪装了，放进了书包。我背起了这沉甸甸的一书包资料，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昂首阔步，走向学校，在众目睽睽之下，交给了地下党的单线领导人计媛澄同志。
老计对我的工作，对我整理的敌情资料，很认可。我整理的资料准确，重要的情报都经过了实地考察。为醒目，我画的图是彩色的、形象化的，如学校是一本书，公园是绿色的树，特务机关是法西斯的黑色标记……
计媛澄同志是一位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她衣着高级得体，气质高雅，有风度，敌人不易怀疑。交接情报是很危险的工作，她冷静沉着，经常约我在影剧院门口，或公交车站人多的地方接头，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我们交接情报，配合默契。最后一次在大同大学交接情报后，我没有再见到她。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瑞必同志；在地下工作时的单线领导人共有四位，诸詠芬、樊雯、胡令升、计媛澄同志，她们都很信任我，我很怀念她们。
上海解放了，第二条战线上的战斗任务完成了，我们上海地下党的战友们、同志们各奔东西，各自战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工作。我服从党的安排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工作……
本文作者今年89岁，现居于北京某养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