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途径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作者:葛元仁时间:2018-05-25 点击:

葛元仁同志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途径

葛元仁

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注重在基层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于保证今后各级领导能够心系人民，艰苦奋斗，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不变色的良苦用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是工农群众最集中的地方，未脱贫的农村环境依然艰苦，困难很多。这又一次说明，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改变落后面貌的实践中培养接班人是我们党延续至今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从“大革命”时期开始，知识青年就脱下学生装，穿上工农衣，深入工农群众之中，为推动社会的进步，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为民族的解放，中国的独立、富强，作为“先锋队”和“方面军”前仆后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领袖和骨干力量，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能够不断延续，取得最终的胜利，创造出今天的辉煌成就。因此，我们党始终把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青年运动方向”。

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质依然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彻底决裂”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与传统的小农经济进行彻底决裂的过程中，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观念做彻底决裂的一种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新方式。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接班人”必须知道劳动人民的利益所在，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只有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转变世界观后才能形成。这个过程，也是接受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过程。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朝夕相处，不经意之间通过自己日常生活的行为，把城市的文明传播到了农民之中。同样，农民也在生产劳动中用他们的行动，对知识青年进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再教育”，使知识青年学到了在课堂的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两者取长补短，无疑对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缩小“三大差别”，以及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培养社会主义新型的劳动者，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下去，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符合认识论规律，并且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1955年7月，毛泽东看到河南省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给七届三中全会的汇报材料——《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材料中说，“（郏县大李庄乡）全乡贫农和下中农里面，有7个没升学的中学生和25个高小毕业生。他们把两个中学生分配到老社，其余的全部分配到7个‘社架子’去，以便解决会计和记工员不够的困难”。毛泽东对这种做法，发生了极大兴趣，写下影响深远的“编者按”：“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5年8月，毛泽东在给《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一文加的按语中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问题是要迅速地加以训练，并且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平。”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会计、记工员是农村最基层的干部。从毛泽东的两个按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是要知识青年发挥作用，加快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动农业的发展；二是对他们进行培养，使他们能够胜任农村工作。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1964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提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1965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贯彻《决定（草案）》一年来前来汇报工作经验和今后工作部署的全国各地代表。2月28日，周恩来在听取了一整天各地代表的汇报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了详细总结，明确指示：“国家关心，负责到底。”4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拟定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突出体现了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其中之一就是：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一定要高瞻远瞩，长期打算，孜孜不倦，使这条路子越走越宽。1965年8月25日，负责这项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在谈到制定规划时说：“真正的广阔天地在农村，并不是说这些人在城里我们养活不起，赶下乡去，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缩小城乡差别。下乡不是消极的，发展农业不是抽象的。”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提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由此可以看出，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要青年人深入基层，了解国情、民情，通过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1978）74号文件指出，全国1700多万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做出了贡献。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农村锻炼，走上其他战线的下乡知识青年，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这个文件之后，党中央再也未对知青上山下乡专门发过文件，因此，应该把这个文件看作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总结。

中共中央这一系列有关知识青年问题的文件，都一以贯之地阐述并重申了党和国家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绝不是单纯的安置就业。

从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表和同期调离农村人数及去向对比表中可以看到，每年都有下乡的也有调离的（不存在1776.48万知青同时在农村的情况）。截至1979年底，调离总人数占下乡总人数的83.9%。从表中也可以看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大部分人，不仅有农村的实践，而且有工厂、部队的实践，至少具备了一种对社会基层生活的体验。

表1 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和同期调离农村人数及去向对比

（数字格式不好调整，见谅）单位：万人

年度	下乡	调离	去向
年度	下乡	调离	招生	征兵	招工	提干	其他
全国总计	1776.48	1490.46	126.46	86.03	912.31	5.96	359.70
1962-1973	934.57	401.35	43.35	24.01	249.60	1.60	82.70
1974	172.48	60.35	16.98	4.24	28.63	0.30	10.20
1975	236.86	139.79	14.93	2.00	105.81	0.81	16.24
1976	188.03	135.25	7.30	11.27	99.24	0.41	17.03
1977	171.68	103.01	7.90	5.57	69.44	0.32	19.78
1978	48.09	255.32	27.09	29.81	130.78	1.00	66.64
1979	24.77	395.39	8.91	9.04	228.81	1.52	147.11

注“其他”项包括病退、困退回城人数。

数据来源：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263页。

从下面的数字可以看出，到1973年7月，8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有5900多人入党，83多万人入团，24多万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人数见下表。

表2 1974～1979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参加各级领导班子人数
（单位：人）

年度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合计	293,194	277,310	325,543	247,367	143,317	38,040

数据来源：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从这两个时间上可以衔接的统计表格中可以看到，一共有156.4771万知青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

1978年10月9日，时任副总理的康世恩在李先念副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说，过去上山下乡的办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

上述事实再次说明了，不管是“文化大革命”前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初衷始终没有变过，也从来没有否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不仅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中的指导思想，依然强调“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决议”还特别指出：“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笔者1969年到山西农村插队半年后，遇到了麦收时节一些人煽动武斗，攻打临汾。我们村的知识青年就在地里给农民讲武斗的害处，动员他们拒绝参加武斗，并且贴出大标语反对武斗，尽管我们遭遇到了极大的压力，但也获得了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支持。随着中央1969年“七·二三”布告的下发，武斗被制止了，坏人受到了惩罚。

我想，绝不会因为某个个例就把知识青年敢于起来斗争写在党的决议中，一定是有非常多的知青和我们一样，做了类似的事情，才写入决议的。知识青年之所以敢于起来斗争，就是因为他们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懂得了人民的利益所在，知道了农民的期盼。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针对青年学生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者的严重缺点而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从指示将不存在就业问题的大学生列入其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是毛泽东对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抵制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做出的战略安排。因为只有到“三大斗争”最尖锐的农村去，在实践中才能使世界观发生根本的转变。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上山下乡知青的经历，占比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28%；而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57.1%。总书记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7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同志到陕西考察调研时，回到自己年轻时曾经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时，发表了深情的感言。他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心皆学问。

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他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他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他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他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他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他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他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他的自信心。他的父亲要求他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上山下乡的经历使他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做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上山下乡的经历，使他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衣食父母，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习近平同志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他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从习近平同志的发自肺腑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造就他的正是“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我国曾经长期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知识青年与农民这一中国人口中最多、最底层的群体共同劳动、生活，对中国这一特殊国情的亲身体悟，是知识青年们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是粉碎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的最可靠的保证，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

作者：葛元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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