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文体的变化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王保贤 时间:2018-03-01 点击: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问世170周年。《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
恩格斯致马克思信中说：“我们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而把这个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
《宣言》在1848年2月问世前，曾经由恩格斯执笔，先后起草过两份稿本：第一份是提交给1847年6月2日至9日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大”（正义者同盟的改组大会）讨论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第二份是提交给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二大”讨论的《共产主义原理》，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我国读者中，了解和熟悉后者的比较多，因为国内历次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至2012年9月共三版，均为四卷本）和2009年12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中都收录了这一著作；但知道前者的读者，可能就相对比较少了。这其实也不奇怪，由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是在1968年才被发现的，加之它作为《宣言》的第一个稿本，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存在不少缺陷，特别是某些地方还残留着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因此，在国内已往出版的马恩著作集中，仅被收录于1979年9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2卷中（2014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的《宣言》单行本，已将其作为附录的第一项内容收入了）。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为了说明“问题意识”和所谓“问答逻辑”的重要性，曾以《宣言》前两个稿本的形式为例，并在文中将其与古希腊哲学中的“对话体”相联系，甚至干脆等同了起来。从表面上看，《宣言》的前两份稿本都采用了一问一答的形式，但准确地说，这种形式叫做“教义问答”。请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二大”召开前夕，恩格斯致马克思信中的一段话：“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而把这个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适。”（1847年11月23日-2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16页）
恩格斯信中的“《信条》”，即《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宣言》”，即后来定稿的《宣言》。所谓“教义问答”亦称“教理问答”，是欧洲在15世纪发明了印刷术，尤其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不论是基督教（新教）还是天主教，在其传播过程中经常都会使用的一种印刷成的小册子，这种小册子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言简意赅、条理分明，深受信徒欢迎。当时著名的教义问答，有1537年出版的加尔文的《教理问答》（专供儿童学习使用），俄罗斯正教会在1723年还出版了《正教简易教理问答》，等等。直到19世纪40年代，这种形式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都还具有较大影响，就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正义者同盟而言，该组织至少先后产生过两份教义问答式的纲领，即1838年由K·沙佩尔起草的《财产共有》和1844年由A·艾韦贝克起草的《共产主义教义问答》。
1844年夏天起，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有了联系和交流，并与在同盟中占统治地位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斗争，最后终于获得了同盟其他领导人的支持。1847年春，约瑟夫·莫尔代表同盟分别专程赴布鲁塞尔和巴黎（此时同盟总部已由巴黎迁到伦敦），面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请求马、恩参加同盟并指导同盟的改组工作。由于最初的改组工作主要集中在思想原则等重大问题上，因此恩格斯在先后起草的两份纲领草案中，仍然沿用了传统的教义问答形式，尽管他一开始就认为这种形式是陈旧、落后的。
《宣言》虽然吸收了此前稿本中的不少内容，但无论从文体上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1847年12月8日闭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二大”历时11天，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出席了这次大会（“一大”时，当时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因经济拮据未能出席），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大会最后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两人在会后经过认真研讨，最后由马克思执笔完成了《宣言》。
1848年2月问世的《宣言》虽然吸收了此前稿本中的不少内容，但无论从文体上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最初的稿本单从“信条”一词看，就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从篇幅看，只有不足四千字（指译为汉文，下同）；后来的第二稿，虽然篇幅增加不少（约一万三千字），内容上亦有重要补充，但仍然沿用了教义问答的文体；第三稿即成为定稿的《宣言》，篇幅约三万字，则果断抛弃了教义问答的文体，其结构改为由一个简短的《引言》和篇幅不一的四章组成。从内容上看，在《宣言》的形成过程中，只有《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对此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只有《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只有《宣言》用比较大的篇幅，同顽固维护私有制的各种论调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论战——用“教义问答”的文体显然是很难进行这种论战的；也只有《宣言》在结尾部分庄严地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尽管这一口号是在1847年6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大”上通过的，但并没有体现在《信条》和《原理》中）的号召，等等。
总之，在《宣言》的形成过程中，曾先后出现过恩格斯起草的两份稿本，主要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份稿本仍然沿用了陈旧而落后的“教义问答”文体；马克思、恩格斯最后毅然抛弃了“教义问答”的文体，他们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制订的纲领是“宣言”体——这是一份充满科学性、革命性、战斗性和实践性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宣言》的问世，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正如列宁所说：《宣言》“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宣言》的问世同时也向全世界宣告：曾经长期受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宗教思想影响的欧洲工人运动，从此进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时代。
我们今天学习《宣言》，当然重在学习其内容，领会其精神，但回顾《宣言》形成的历史过程，包括这一过程中它在文体上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前期两个稿本沿用当时流行的“教义问答”文体；后期注重科学性、战斗性，用“宣言”体，直接亮明共产党人的科学观点），无疑也是大有益处的。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恩格斯致马克思信中说：“我们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而把这个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
《宣言》在1848年2月问世前，曾经由恩格斯执笔，先后起草过两份稿本：第一份是提交给1847年6月2日至9日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大”（正义者同盟的改组大会）讨论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第二份是提交给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二大”讨论的《共产主义原理》，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我国读者中，了解和熟悉后者的比较多，因为国内历次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至2012年9月共三版，均为四卷本）和2009年12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中都收录了这一著作；但知道前者的读者，可能就相对比较少了。这其实也不奇怪，由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是在1968年才被发现的，加之它作为《宣言》的第一个稿本，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存在不少缺陷，特别是某些地方还残留着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因此，在国内已往出版的马恩著作集中，仅被收录于1979年9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2卷中（2014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的《宣言》单行本，已将其作为附录的第一项内容收入了）。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为了说明“问题意识”和所谓“问答逻辑”的重要性，曾以《宣言》前两个稿本的形式为例，并在文中将其与古希腊哲学中的“对话体”相联系，甚至干脆等同了起来。从表面上看，《宣言》的前两份稿本都采用了一问一答的形式，但准确地说，这种形式叫做“教义问答”。请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二大”召开前夕，恩格斯致马克思信中的一段话：“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而把这个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适。”（1847年11月23日-2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16页）
恩格斯信中的“《信条》”，即《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宣言》”，即后来定稿的《宣言》。所谓“教义问答”亦称“教理问答”，是欧洲在15世纪发明了印刷术，尤其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不论是基督教（新教）还是天主教，在其传播过程中经常都会使用的一种印刷成的小册子，这种小册子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言简意赅、条理分明，深受信徒欢迎。当时著名的教义问答，有1537年出版的加尔文的《教理问答》（专供儿童学习使用），俄罗斯正教会在1723年还出版了《正教简易教理问答》，等等。直到19世纪40年代，这种形式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都还具有较大影响，就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正义者同盟而言，该组织至少先后产生过两份教义问答式的纲领，即1838年由K·沙佩尔起草的《财产共有》和1844年由A·艾韦贝克起草的《共产主义教义问答》。
1844年夏天起，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有了联系和交流，并与在同盟中占统治地位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斗争，最后终于获得了同盟其他领导人的支持。1847年春，约瑟夫·莫尔代表同盟分别专程赴布鲁塞尔和巴黎（此时同盟总部已由巴黎迁到伦敦），面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请求马、恩参加同盟并指导同盟的改组工作。由于最初的改组工作主要集中在思想原则等重大问题上，因此恩格斯在先后起草的两份纲领草案中，仍然沿用了传统的教义问答形式，尽管他一开始就认为这种形式是陈旧、落后的。
《宣言》虽然吸收了此前稿本中的不少内容，但无论从文体上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1847年12月8日闭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二大”历时11天，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出席了这次大会（“一大”时，当时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因经济拮据未能出席），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大会最后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两人在会后经过认真研讨，最后由马克思执笔完成了《宣言》。
1848年2月问世的《宣言》虽然吸收了此前稿本中的不少内容，但无论从文体上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最初的稿本单从“信条”一词看，就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从篇幅看，只有不足四千字（指译为汉文，下同）；后来的第二稿，虽然篇幅增加不少（约一万三千字），内容上亦有重要补充，但仍然沿用了教义问答的文体；第三稿即成为定稿的《宣言》，篇幅约三万字，则果断抛弃了教义问答的文体，其结构改为由一个简短的《引言》和篇幅不一的四章组成。从内容上看，在《宣言》的形成过程中，只有《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对此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只有《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只有《宣言》用比较大的篇幅，同顽固维护私有制的各种论调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论战——用“教义问答”的文体显然是很难进行这种论战的；也只有《宣言》在结尾部分庄严地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尽管这一口号是在1847年6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大”上通过的，但并没有体现在《信条》和《原理》中）的号召，等等。
总之，在《宣言》的形成过程中，曾先后出现过恩格斯起草的两份稿本，主要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份稿本仍然沿用了陈旧而落后的“教义问答”文体；马克思、恩格斯最后毅然抛弃了“教义问答”的文体，他们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制订的纲领是“宣言”体——这是一份充满科学性、革命性、战斗性和实践性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宣言》的问世，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正如列宁所说：《宣言》“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宣言》的问世同时也向全世界宣告：曾经长期受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宗教思想影响的欧洲工人运动，从此进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时代。
我们今天学习《宣言》，当然重在学习其内容，领会其精神，但回顾《宣言》形成的历史过程，包括这一过程中它在文体上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前期两个稿本沿用当时流行的“教义问答”文体；后期注重科学性、战斗性，用“宣言”体，直接亮明共产党人的科学观点），无疑也是大有益处的。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