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四海无人对夕阳
来源: 原载《21世纪》2010年第2期 作者:齐物 时间:2018-02-26 点击:
“三不讲”教授
一切都如社会学家预言的那样：伟大的人物几乎都有不凡的开端。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聘请了四大导师，分别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这三位都是大名鼎鼎，众望所归。唯独第四位陈寅恪，在当时并不为世人所知。
提名陈寅恪的是梁启超，为此他还与清华校长曹云祥有过一番舌战。曹云祥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吗？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正因为梁启超的这番话，此刻正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刚满36岁。
梁启超的力荐或许是有些私心的，因为陈寅恪的祖父是曾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他一向支持梁启超的主张，后受戊戌变法失败的牵连被朝廷革职。陈家官场失意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成了著名诗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抗议日军直逼平津而义愤绝食、溘然长逝。陈寅恪少时即博闻强记，后留学日、德、法、美、诸国，能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文字，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他在海外留学23年却不拿半个文凭，在他眼里那仅是一张废纸而已。陈寅恪也没有考博，他后来说：“考博士并不难，但想到要在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而没时间学其他知识，就觉不值。”
1926年，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和清华园里那些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不同，陈寅恪通常都穿着长袍，带着可以遮盖住耳朵的皮帽，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会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个书店来送书的老板。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在上课第一天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意指你们既然是梁、王的学生，也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溥仪的同学，说得学生们如沐春风、喜不自禁。他又说：“我讲课有‘三不讲’，即‘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开始有人对此不信，后来发现陈寅恪确实纵横古今、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都讲述得一清二楚。
也因此，他的课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来听。而且每个人都是“慕名而来，满载而归”。
“教授的教授”
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傅斯年也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胡适则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就连自视甚高的刘文典后来也承认，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
也就在那个时候，陈寅恪是“中国最博学的人”的说法广泛流传开来。究其源头，早在1919年，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就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亦称陈寅恪为中国最博学的人。1938年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曾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均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在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便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对子的上联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觉得，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考察学生是否领悟了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颇为贴切。后来周成为著名的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方面的专家。当时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又觉得本土派太迂腐，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鄙视。但奇怪的是，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故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一生负气成今日
性格决定命运。陈寅恪才高而气傲，他曾写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负气二字，影响了他的一生。
陈寅恪一度生活拮据，胡适想赠他一笔钱，但陈寅恪拒不接受，他决意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的美元。于是胡适就派自己的汽车到陈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寅恪收了2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小，然同书比起来，却微不足道——其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日军占领香港时，恰好陈寅恪在港。就有日本学者给军部写信：“不可为难陈寅恪，务必照顾陈家。”当时的物资极为匮乏，日本司令部便派人给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陈寅恪坚决不吃日军面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一边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夫人唐筼一边往外拖。
蒋介石对陈寅恪也颇为看重，当年蒋介石自比唐太宗，曾托人以重金请生活正艰辛的陈寅恪写太宗传，但被其拒绝。1948年12月，国民党在败退前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尽管北平已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南京教育部的一架专机还是冒险飞临，有资格坐上这架飞机的，只有北大校长胡适和陈寅恪。到南京后，蒋介石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但他坚辞不就。离开大陆后，蒋还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皆失望而归。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蒋介石一直引为憾事。
解放后，位高权重的康生也慕名前来拜访，但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也罢，他还要赋诗：“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康生哪碰过这样的软钉子，于是后来借机只用轻飘飘两句话，就让陈寅恪《论再生缘》的出版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山当所长。当时科学院计划，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是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是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是范文澜。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欣然赴任，但陈寅恪婉言谢绝并开出条件：“要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颇具调侃的是，后来郭沫若成了文化的笑柄，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到今天已经没有价值。
还是在这一年，陈寅恪最喜欢的学生汪钱，带着同样的使命来到广州请老师出山。开始他们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拍着桌子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并且马上让汪做记录，自己口述了《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有段话这样道：“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不仅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事实上，早在1911年，陈寅恪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很多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自己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当年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曾亲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也是他答复科学院的核心思想，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到了晚年，陈寅恪的学问，已经不被主流学术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沉浸在他所构筑的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强调文责自负，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辞拒绝，为此，这本书竟没能出版。
寂寞销魂人
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查找，后来查知陈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照顾。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解放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陈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还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而对陈寅恪晚年关照最多的还是陶铸。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陶铸便派人在陈宅的院子里修了一条白色甬道，使他在散步时不致跌倒，此事在广东学界传为美谈，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从1944年起，眼睛就彻底看不清外界了。以前陈寅恪上课时有个特点：讲到深处，他会长吸一口气，并陶醉般地紧闭双眼良久。但眼瞎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由于眼睛根本无法看到，每次只好让助手黄萱找资料，而他则清楚地记得他要的书摆在书架的第几格第几排第几本。由于行动不便，学校便让学生到他家听课，他住的中山大学宿舍的走廊便成了课室，墙上挂一块小黑板，他坐在黑板前讲授，学生坐在对面的椅子听讲，成为当时中山大学的“一怪”。
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一直在家中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吴宓。吴宓走进寓所时，已经过了午夜，而陈寅恪仍端坐等待。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他阔别12年的挚友：“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秃顶，眉目成八字形……”陈寅恪把自己未出版的著作《论再生缘》的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柳如是别传》的大纲。陈寅恪很感慨，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但《柳如是别传》的出版并不顺利，1962年胡乔木拜访陈寅恪（30年代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谈到国家近年经济形势时，陈寅恪发问：“为何出现那么多的失误？”胡乔木笑答：“这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台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找一个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
当陈寅恪问及他的著作《柳如是别传》为何迟迟不能出版时，陈曰：“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陈寅恪曾说，他越来越成为一个“寂寞销魂人”。然而，不幸的来临是如此迅速，威力如此之大，就连他这样的博闻之士，也无法预料。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被陶铸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也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意在出殡前接待亲友来吊唁）了”的哀怨。
接着，造反派们又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造反派们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造反派们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
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时年80岁。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也撒手人寰。
2003年6月16日，陈寅恪的骨灰落葬在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左侧扁形石上刻着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题写的陈寅恪一生奉行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1929年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的墓志铭，在70多年后被后人郑重地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