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至暗时刻 《潜伏》等故事曾在这里真实上演

　　轨交2号线、11号线交汇的愚园路江苏路，是上海每天早晚高峰最繁忙的路口之一。当人们从车站4号出口“钻”出地面，步履匆匆间，很少会注意到隐秘在拐角处高耸写字楼之间的一条小弄堂。

　　201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纪念日当天，7户普通的上海市民聚集在此，将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正是弄堂里一栋外形狭长的小楼。1947年5月至1949年5月的两年间，这里曾经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革命先贤在此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工作，为上海解放运筹帷幄，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上世纪50年代起，这里迎来送往了一批又一批居民，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最后7户居民搬迁，这里又一次归于沉寂。

　　不过，也正是在2年前居民们相约回到小楼的这一天，这座位于江苏路389弄21号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正式对外开放。丰富的展陈史料，为世人梳理了解放战争期间发生在上海的辉煌革命斗争历史。

　　江苏路389弄21号  供图：长宁区革命文物陈列馆

　　明年就是建国70周年和上海解放70周年，负责机关旧址日常运营的长宁区革命文物陈列馆眼下正在为扩充展览内容紧张地搜集史料。一段光荣的历史，正从这里揭开面纱。

　　70多年前的至暗时刻

　　江苏路389弄21号原为永乐邨21号，是一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新式里弄住宅。房屋为砖木结构，高三层半，即俗称的“假四层”。楼前院子里有一棵高大威猛的枇杷树。据老一辈居民回忆，解放前这棵枇杷树就伫立在此，如今早已枝繁叶茂。

　　小楼的大门并不起眼，这一点和70多年前一脉相承。1945年9月，负责中共地下党上海领导机关机要工作的方行、王辛南夫妇根据上级指示，以王辛南的名义承租了位于永乐邨21号的寓所，作为地下党负责同志的暂居处。1946年6月，国共和谈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在上海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进入解放前最后的黑暗时刻。

　　方行、王辛南夫妇   来源：百度百科

　　194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分局，于当年1月16日做出《关于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的指示》，由刘晓、钱瑛、张明等在上海分局负责党的秘密工作。同年5月，中共中央再次决定，将上海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作为解放战争期间党中央派驻上海，管辖上海、长江流域、西南各省以及平津地区党的组织和工作的秘密领导机关，在必要时还将领导香港分局工作。

　　上海局由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又名张明）四人组成，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局机关就设立在永乐邨21号。自此，这栋小楼成为上海局领导研究工作、交流情况、进行重要会谈的场所，步入历史舞台。

　　方行、王辛南的女儿方虹曾于2010年撰文回忆，1947年，方家住进永乐邨21号二楼，底楼前后两间分别作为客堂间和饭厅，三楼则成为张执一、王曦夫妇的住所。张执一此时是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之后又兼任了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方行、王辛南的主要任务就是掩护张执一一家，并确保党的地下工作在此顺利开展 。

　　一楼展厅部分展览内容。除了搜集情报，第二条战线和秘密战线也是上海局的工作重点。

　　70年后的今天，当人们穿过枇杷树走进小楼，原先的客堂间、饭厅已被布置成专业展厅，墙上的展板和多媒体影像资料详细展现了上海局成立的背景和主要领导人生平，以及地下电台、第二条战线、秘密战线等由上海局领导的重要工作。二楼最引人瞩目的是朝南的大起居室，这里复原陈列着当年方行夫妇在此居住时使用的旧物。泛黄的照片、生锈的老式电扇和座钟、枯黄的藤椅和沙发垫，都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了70多年前那段扣人心弦的地下革命斗争中。

　　红色特工的隐蔽精干

　　除了永乐邨21号，展厅里还展现了上海局当时的多个秘密联络点，包括愚园路361弄121号，即原愚园路愚谷邨121号。这幢三层洋房曾是进化药厂、中华医药化验所的办公地，而方行正是进化药厂的筹建者，王辛南则与党外人士、医生林俊卿出面开办了中华医药化验所，二者都是中共当时重要的掩护堡垒。

　　方虹在撰文中回忆，1947年夏，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曾进行一次全市户口大检查，要求每位居民在家守候并核对照片。面对这一显然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行动，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最后决定，以上海资本家要去杭州名刹做佛事为名进行临时转移，由王辛南在永乐邨应对检查，最终成功避开这一危机。

　　二楼复原陈列展厅，家具和实物陈设均由方行、王辛南夫妇后人捐赠。

　　关勒铭金笔厂股东签名簿。刘晓曾以该厂副经理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事实上，在那个局势风云诡谲的年代，以私人民宅为据点，以社会身份作掩护，都是中共开展地下斗争的重要“法宝”，刘晓、刘长胜故居就都曾是上海局的秘密机关之一。此外，刘晓在1947年至上海解放前，还曾化名刘镜清，以关勒铭金笔厂副总经理和股东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党工作。刘长胜则使用过刘希敏、刘浩然等化名，以瑞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身份为掩护联系当时上海工委、教委和情报、策反等机要机关工作。

　　在党中央“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公开与秘密分开”和“高级领导机关更须十分隐蔽”的指示下，位于永乐邨的上海局秘密机关直至解放都从未暴露，因此也得以长期开展另外两项重要工作：领导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形成配合解放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持续开展策反工作，巩固党的秘密战线。

　　长宁区革命文物陈列馆馆长杨芳告诉记者，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陈毅曾将上海解放战役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为了不破坏城市基础设施，策反斗争就尤为重要。在上海局机关旧址的展览陈列中，就增加了鲜为人知的策反工作内容。

　　1948年11月，上海局成立策反工作委员会，由张执一任书记，王锡珍（陈约珥）、李正文、田云樵任委员，在上海、南京、杭州一带开展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策反思想工作，成功策反了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国民党伞兵三团团长刘农畯、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局长贾亦斌等人。如今在展览馆陈列的原始档案材料中，人们得以一窥当年地下革命工作者为全国解放立下的汗马功劳。

　　“来到这里人们才发现，《潜伏》、《风筝》等影视剧里的故事都曾真实发生，也不应为今人所遗忘。”

　　上海地下党绘制的上海地图

　　来之不易的再次开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共中央上海局就此成为历史，永乐邨21号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佣人们看到原来的先生、太太都穿上了解放军军装，惊得目瞪口呆。”方虹回忆，1950年，刘长胜曾写信给方行，请后者将永乐邨小楼转交上海总工会使用。1981年，张执一曾在方虹陪同下回到小楼，但当时楼内居民并不认识二人，没有让他们进屋。“在那扇熟悉的弯花造型铁门外，我们驻足良久后依依离去。”

　　二楼复原陈列场景

　　曾居住在长宁区的市民提供的户口本原件上，显示了上世纪60年代迁入江苏路389弄21号的记录。

　　杨芳说，正是这样的插曲，让机关旧址的开放在今天更显得迫在眉睫。她介绍，上世纪80年代起，上海市文物局陆续启动旧址的房屋置换。1992年6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正式被列为上海市文保单位，可距离向公众开放仍有差距。直到2003年春，方虹将上世纪50年代初全家离开永乐邨时带走的家具悉数捐赠给上海市文物局，老楼得以恢复昔日的内部陈设。

　　2011年起，每年5月的“长宁文博宣传月”期间，机关旧址都会向市民免费开放一个月，但展览内容仍显单薄。2016年初，长宁区政府和市文物局决定，在建党95周年前夕完成机关旧址的修缮和开馆，挑战接踵而来。

　　“史料搜集量大、修缮和布展时间紧张是两大难点。”杨芳介绍，经上海市文物局协调，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和市文物局文博处分别提供了大量珍贵历史文献和照片，经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审稿完善，最终确定了展览内容。开馆前，运营方还完成了水电管道铺设、楼板除白蚁等革命遗址“腾迁建馆”中的常见难题。

　　如今，当人们仔细浏览完一楼的展厅和二楼的复原陈列室，基本可以清晰了解上海解放的历史背景，上海局在上海解放、全国解放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领导第二战线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甚至能够对中共上海局在香港举办的学习班知晓一二。

　　现在，每周都有来自上海乃至外省市的团队和个人慕名来到江苏路上的机关旧址，重温入党誓词，了解这座红色地标背后的故事。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终究将被越来越多人所铭记。

编辑：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