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上的“泰坦尼克号事件”
来源:神州文学 作者:王冬梅 关军 时间:2018-01-30 点击:
悲剧发生
1977年4月22日，坐落在辽宁省五女山下的人参之乡桓仁县城，变成了一座哭城。全县人都被一个噩耗惊呆了：泡子沿知青农场的95名知青早上乘船去库区林场栽树，船刚开出不远就翻了。人们不知道遇难者中是否有自己的孩子或亲朋，他们只知道，浑江水库的落水者生还的机会很少。
开船一刻
泡子沿知青农场是1975年12月11日成立的，这里的170多名知青多数是桓仁发电厂和桓仁县政府的干部子弟。此前这个农场是那些知青最向往的地方。
4月22日那天早上7点，支援林场植树的95名知青和13名林场工人上了一艘机帆船，后面的拖船里还满载着树苗。这条船是1973年秋天由外省的一个承包队造的，没有图纸，也未经过鉴定就下水使用了，这条定员70人的船这一回是第16次超员，108人上船后，水就浸过了吃水线。作为带队知青的农场副场长赵志民问林场负责人张卓：“装这么多人，能行吗？”张卓说：“行。最多装过148人呢。”开船前，一名男知青有东西落到住地，开船前返回知青点，得以幸免于难。一个女知青却是在船离岸那一刻急急地赶来，不幸地搭上了死亡之舟的末班。水面上寒气逼人，知青们仍穿着棉衣。这是他们落水后最沉重最致命的负担。
事故经过
船开出几百米，船体开始摇晃，甲板上水，站在甲板上的知青湿了鞋，大家慌了，已经择定婚期的驾驶员邹卫东吓得脸色苍白，站在他身边的林场工人冯永利见状想离开驾驶舱，邹卫东说：“不要慌，你出去人们更慌了。”而邹卫东自己已经慌了手脚。这时，他应该采取减速、停船等措施，可是，张卓却命令靠岸，惊慌失措的邹卫东没有减速便打急舵，致使船身重心右移，在5级东南风的推动下，船向右翻过去。
悲剧在7点45分发生，驶离岸边仅1000米。
翻船的那一刻，知表们互相救援，水性好的把同伴推到船边上，甚至推到船底上，爬上船底的人也伸手去拉水中的伙伴。这时，底朝天的船上有20多人，还有一部分人在水里把着船帮，湿透的棉袄棉裤像铅块似地往下坠。船再次失去平衡，又翻了一个个儿，刚刚脱险的人再次被扣入水中，船在离右岸仅91米的地方斜着沉下去。几十名拼命挣扎的知青也向冰冷的湖底沉下去。
幸存者李国强回忆说，他看到那艘船在慢慢沉下去，一位知青爬到了桅杆的最高处，他成为最后一个沉入水中的人，但毕竟还是沉下去了。李国强在一点一点远离出事地点，他看见沉船处还有一些人在挣扎，那地方翻卷着水花。沉船处的水花越来越小，最后趋于平静，那是一种生命完结的死寂。那只船上仅有的6套救生设备锁在仓里，随船沉入了湖底。
打捞尸体
有关部门最先请到的是大连市的15名海洋潜水队员，所定的打捞劳务费在是当时相当高的。但是15个人第一次浮出水面时只捞出10具尸体，他们的脸色比死难者好不到哪去。5个空手而归的人不是无能，而是过分恐惧。15名潜水队员向人们讲述了水下无比悲惨的场景：死难者多数是相互抱在一起的，把他们从这个整体分离出来显得那么艰难而又那么“残忍”，尤其是他们实在无法面对如此之多的年轻纯洁的生命沉于湖底。15个人集体辞去了这份工作。
又向周边几支驻军部队求援，40多艘船只在江面展开了大规模打捞，还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水下摄像技术。
水库岸上黑压压站了近千人，他们都望眼欲穿地守候着，每一具尸体打捞上来后都引发一阵骚动，继而是死者亲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其他人愈发焦急的叹息。
打捞工作持续到5月16日，共打捞上来91具尸体（其中有林场工人），还有两个18岁少女没有找到，至今仍沉睡在水库下的某一个角落。
后事处理
县里没有对遇难者进行火化，而是给他们每人做一套蓝色料子服，一口松木棺材，男知青还每人一顶帽子，他们每人身边还放了一个背包，里面有其生前喜爱的小东西。集体安葬在北山公墓里。
事故的处理经过了长达一年半的时间，法律最终对事故的责任者做出了判决。幸存的林场革委会副主任陈玉成被判处12年徒刊；林场党委书记丁焕武（那天在县里开会）被判处10年徒刑。大队两名干部被撤销党内外职务，青年点带队干部和点长赵志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这次事故发生后，当时的报刊对此事只字未提，只是在桓仁县档案馆里可以查到82名死亡知青的名单，其中男知青35人，女知青47人。13名幸存者全部是男性。
站在墓前
21年之后，在荒凉的北山上。那片坟墓至今仍弥漫着浓浓的悲怆。墓碑上刻着：绿化祖国、光荣牺牲，还刻着他们带着时代印记的名字和永远年轻的年龄。一样高的坟头，一样高的墓碑，在山上苍凉地矗立。
1977年4月22日，坐落在辽宁省五女山下的人参之乡桓仁县城，变成了一座哭城。全县人都被一个噩耗惊呆了：泡子沿知青农场的95名知青早上乘船去库区林场栽树，船刚开出不远就翻了。人们不知道遇难者中是否有自己的孩子或亲朋，他们只知道，浑江水库的落水者生还的机会很少。
开船一刻
泡子沿知青农场是1975年12月11日成立的，这里的170多名知青多数是桓仁发电厂和桓仁县政府的干部子弟。此前这个农场是那些知青最向往的地方。
4月22日那天早上7点，支援林场植树的95名知青和13名林场工人上了一艘机帆船，后面的拖船里还满载着树苗。这条船是1973年秋天由外省的一个承包队造的，没有图纸，也未经过鉴定就下水使用了，这条定员70人的船这一回是第16次超员，108人上船后，水就浸过了吃水线。作为带队知青的农场副场长赵志民问林场负责人张卓：“装这么多人，能行吗？”张卓说：“行。最多装过148人呢。”开船前，一名男知青有东西落到住地，开船前返回知青点，得以幸免于难。一个女知青却是在船离岸那一刻急急地赶来，不幸地搭上了死亡之舟的末班。水面上寒气逼人，知青们仍穿着棉衣。这是他们落水后最沉重最致命的负担。
事故经过
船开出几百米，船体开始摇晃，甲板上水，站在甲板上的知青湿了鞋，大家慌了，已经择定婚期的驾驶员邹卫东吓得脸色苍白，站在他身边的林场工人冯永利见状想离开驾驶舱，邹卫东说：“不要慌，你出去人们更慌了。”而邹卫东自己已经慌了手脚。这时，他应该采取减速、停船等措施，可是，张卓却命令靠岸，惊慌失措的邹卫东没有减速便打急舵，致使船身重心右移，在5级东南风的推动下，船向右翻过去。
悲剧在7点45分发生，驶离岸边仅1000米。
翻船的那一刻，知表们互相救援，水性好的把同伴推到船边上，甚至推到船底上，爬上船底的人也伸手去拉水中的伙伴。这时，底朝天的船上有20多人，还有一部分人在水里把着船帮，湿透的棉袄棉裤像铅块似地往下坠。船再次失去平衡，又翻了一个个儿，刚刚脱险的人再次被扣入水中，船在离右岸仅91米的地方斜着沉下去。几十名拼命挣扎的知青也向冰冷的湖底沉下去。
幸存者李国强回忆说，他看到那艘船在慢慢沉下去，一位知青爬到了桅杆的最高处，他成为最后一个沉入水中的人，但毕竟还是沉下去了。李国强在一点一点远离出事地点，他看见沉船处还有一些人在挣扎，那地方翻卷着水花。沉船处的水花越来越小，最后趋于平静，那是一种生命完结的死寂。那只船上仅有的6套救生设备锁在仓里，随船沉入了湖底。
打捞尸体
有关部门最先请到的是大连市的15名海洋潜水队员，所定的打捞劳务费在是当时相当高的。但是15个人第一次浮出水面时只捞出10具尸体，他们的脸色比死难者好不到哪去。5个空手而归的人不是无能，而是过分恐惧。15名潜水队员向人们讲述了水下无比悲惨的场景：死难者多数是相互抱在一起的，把他们从这个整体分离出来显得那么艰难而又那么“残忍”，尤其是他们实在无法面对如此之多的年轻纯洁的生命沉于湖底。15个人集体辞去了这份工作。
又向周边几支驻军部队求援，40多艘船只在江面展开了大规模打捞，还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水下摄像技术。
水库岸上黑压压站了近千人，他们都望眼欲穿地守候着，每一具尸体打捞上来后都引发一阵骚动，继而是死者亲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其他人愈发焦急的叹息。
打捞工作持续到5月16日，共打捞上来91具尸体（其中有林场工人），还有两个18岁少女没有找到，至今仍沉睡在水库下的某一个角落。
后事处理
县里没有对遇难者进行火化，而是给他们每人做一套蓝色料子服，一口松木棺材，男知青还每人一顶帽子，他们每人身边还放了一个背包，里面有其生前喜爱的小东西。集体安葬在北山公墓里。
事故的处理经过了长达一年半的时间，法律最终对事故的责任者做出了判决。幸存的林场革委会副主任陈玉成被判处12年徒刊；林场党委书记丁焕武（那天在县里开会）被判处10年徒刑。大队两名干部被撤销党内外职务，青年点带队干部和点长赵志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这次事故发生后，当时的报刊对此事只字未提，只是在桓仁县档案馆里可以查到82名死亡知青的名单，其中男知青35人，女知青47人。13名幸存者全部是男性。
站在墓前
21年之后，在荒凉的北山上。那片坟墓至今仍弥漫着浓浓的悲怆。墓碑上刻着：绿化祖国、光荣牺牲，还刻着他们带着时代印记的名字和永远年轻的年龄。一样高的坟头，一样高的墓碑，在山上苍凉地矗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