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张1976年的“回沪青年情况分析表”
来源:上海知青研究会 作者:王宗仁 时间:2018-01-16 点击:
前不久我看到自己的“废纸碎片”里，有一张1976年的“回沪青年情况分析表”，那是我病退回沪后“等待重新安排工作”期间在街道和里委会“义务劳动”时无意之中留下的。
（一）在回味那张三十多年前的表格时，我回想起当年的一些情况。文革前的六十年代上半叶，上海把一些未能通过中考或高考的中学生，由学校转到街道里弄管理。他们被称为“社会青年”，被动员去新疆，数年之内有十万之众离开上海，进入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事化管理。文革中大规模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部分延续了上述模式，凡列入下乡范围而未下乡的，由学校转到街道里弄，继续“被动员”。但是，很快出现了新问题，由于三分之二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插队落户，接收知青的地方不可能像兵团农场对知青进行严格管理，而大多数知青并非自愿下乡，且难以养活自己，所以不少知青回沪探亲后不再归队；尔后更由于上海逐步取消跨省下乡插队的做法，政策多变使原先到外地但又无望上调的知青长时间滞留在城市的情况日益突出，成为知青后续管理工作的一大难点。
文革中区级政权称为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区革会”；而原先区级政权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也建立了革委会，简称“街革会”。区和街道均有分管知青工作的部门“知青办”（通称“乡办”）。街革会的乡办直接指导各里委会（文革中也称为“里弄居民革命委员会”，简称“里革会”）带动居民大组、居民小组层层开展知青工作。遗憾的是，系统讲述或研究有关这方面历史情况的专文专著，至今尚未见到。
我是1968-11去江西插队的上海知青，1975-9病退回沪，在“等待重新安排工作”期间，“被自愿”到街道和里弄里“义务劳动”，断断续续长达两年左右，对街道、里弄在知青工作方面的情况有所了解。
（二）回顾当年里弄的日常工作，有一大块“管人”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老、小、黑、青”。
“老”是指退休职工，里革会主要是组织退休回家的职工开展政治学习为主的活动。
“小”是指小学生和中学生，暑假期间由里革会指导各居民组把中小学生集中起来，开展文体活动，文革后期上海流行“向阳院”活动这样的称呼，以显示这是文革产生的“新生事物”，还逐级召开“向阳院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向代会）。
“黑”是对“黑五类分子”实行“群众专政”，除了日常监管（定期或不定期的“思想汇报”、走亲访友之类外出活动必须事先事后报告、在里弄大批判活动时的请罪与批斗、组织劳动苦役等等）之外，重大政治活动时“画地为牢”，集中看管那些“阶级敌人”。
“青”则是对下乡知青的管理，成立街道里弄“家长配合再教育工作小组”（家配组），召开各级“先进家长代表大会”（家代会），日常工作则有每周一次的乡办例会，各里革会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出席会议，汇报本辖区情况。所以，在“老、小、黑、青”中，知青具有相当特殊的待遇——有遍布全市的“管理系统”。如果说，上山下乡也是参加了“工作”，那么，何时有过如此备受“关照”的“就业者”群体？
尤其是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对回沪知青的管理成为街道里弄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除了组织回沪知青看电影、看文艺演出外，街道里弄知青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掌握回沪知青的动态！其中最能直观反映知青动态的就是知青回沪与离沪的数字。于是，街革会乡办布置这一任务、里革会进一步下达到各居民大组长，再通过居民小组长来完成。当时一个居民小组长通常管辖十来户居民，多半就在若干个楼号内（视一栋住房的大小而定），当年的“蜗居”状况使得邻里之间几无私密可言，也有助于身在第一线的居民小组长掌握每一个知青家庭的情况，收集第一手的数据。小组长甚至不需要找到知青本人和/或其家长，就能迅速获得该知青在沪的最新情况，并掌握其动向，还可以如数珍宝般精确到分省、分类型（兵团农场还是插队落户）。这样的第一手数据，由小组长、大组长、里革会、街革会乡办……，逐级上报汇总。由此可见，当年的知青，尤其是自以为“最自在最散漫”插队知青，实际上处于严密的管控之下，只不过自己不知道或没感觉罢了。
（三）
偶然留存至今的那张“回沪青年情况分析表”，是1976年元旦春节期间留下的，那是数据汇集过程中里革会这一层次上于1976-3-12填写的一份表格。图中“大华里委会”是当年卢湾区吉安街道下属的一个里委会，管辖范围为自忠路、东台路、复兴中路、吉安路这四条路合围的一个街坊。
一般来说，这类表格是区革会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街革会据以复制下发，这种做法可以保证统计的口径一致。据我所知，当时街革会的复制是采用刻写蜡纸、油印机大批量印刷的方式，所以，可以在刻写蜡纸时对区革会制定的格式增补一些内容，然后再发至各里革会。像上述“分析表”那样的表格，还能在乡办的办公室抽屉里拿取，无需里革会再去第二次复制。
那张“回沪青年情况分析表”分成四大栏。
（1）回沪总数
又分为两类：正常探亲，长期在沪。
（2）正常在沪青年解读一张1976年的“回沪青年情况分析表”
又分为两类：可走数，暂不能走。
其中，“可走数”再细分为三类：已走数，即将走，思想病。
“暂不能走”则细分为七类：本人有病，家有困难，安置问题，四月份走，五月份走，六月份走，六月后走。
从“暂不能走”的细类划分可以看出，对于回沪知青的动向是相当关注，逐月掌控。
（3）长期在沪青年
又分为四类：具体困难，安置问题，在沪犯罪，思想问题。
上述（2）（3）两栏分别是对回沪知青“可走”“暂不能走”这两种情况进行原因分析，但都出现了“思想病（思想问题）”和“安置问题”。个中道理不得而知。但是，现在可以从中肯定，“12-21指示”虽已发布七年有余，“思想问题”和“安置问题”两个原因已然成为“干扰上山下乡”的重要因素，这样的信息值得上山下乡史的研究者注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近来看到网上还有“知青”在为上山下乡的失败“痛感惋惜”——如果上山下乡能够坚持下去，在实践中改正上山下乡中的缺点错误和不足，今天又会是种什么状况？——实在是恍如痴人说梦！如果面对上述“分析表”在三十多年前留下的白纸黑字，不知道又会有何高论。
（4）其中干部子女
又分为三类：里委干部，生产组核心，家配组长。再各自细分两类：回沪人数，返回人数。
这一栏的分析统计要求是出自街革会还是来自区革会，不得而知。重要的是它折射出来的那段历史。它指称的“干部”实在是连“九品芝麻官”都算不上——当年的“里委干部”除了支部书记和里委会主任拿津贴外，其余均为退休职工，担任里委干部是出于自愿；“生产组核心”，则是来自当时由街革会“集体事业管理组”管辖的里弄生产组，它们来源于“大跃进”年代组织家庭妇女建立的小作坊（甚至没有工作场地，把活儿带回家做），文革中把这类生产组定位为“小集体”，每人每天工资不足一元；“家配组长”就是前已述及的“家长配合再教育工作小组（家配组）”的负责人，纯属“业余兼职”，居然也位居“干部”之列了。从中可以看出，当年那场大规模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确是“深入基层”，力度何其大也！其实，真正的干部尤其是上层，从“四个面向”之时就开始“走后门”，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而愈演愈烈，官与民之间、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强烈反差使得那场运动没有也不可能深得人心，它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
浏览那张表格，回味那张表格，真是感慨万万千！当时为了管控知青，从基层收集数据，了解动态，花费了多少心思啊。如果说，当年三百亿安置费只是国家的直接投入，那么，为了“巩固和发展新生事物”， 层层级级又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呢？恐怕永远无法统计了。如此浩大的的投入，于国于民又产出了什么？现在，似乎无人关注处于知青侧面的其他方面的历史痕迹。实际上，它们对研究和评价那场“知青运动”是不可或缺的。
（一）在回味那张三十多年前的表格时，我回想起当年的一些情况。文革前的六十年代上半叶，上海把一些未能通过中考或高考的中学生，由学校转到街道里弄管理。他们被称为“社会青年”，被动员去新疆，数年之内有十万之众离开上海，进入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事化管理。文革中大规模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部分延续了上述模式，凡列入下乡范围而未下乡的，由学校转到街道里弄，继续“被动员”。但是，很快出现了新问题，由于三分之二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插队落户，接收知青的地方不可能像兵团农场对知青进行严格管理，而大多数知青并非自愿下乡，且难以养活自己，所以不少知青回沪探亲后不再归队；尔后更由于上海逐步取消跨省下乡插队的做法，政策多变使原先到外地但又无望上调的知青长时间滞留在城市的情况日益突出，成为知青后续管理工作的一大难点。
文革中区级政权称为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区革会”；而原先区级政权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也建立了革委会，简称“街革会”。区和街道均有分管知青工作的部门“知青办”（通称“乡办”）。街革会的乡办直接指导各里委会（文革中也称为“里弄居民革命委员会”，简称“里革会”）带动居民大组、居民小组层层开展知青工作。遗憾的是，系统讲述或研究有关这方面历史情况的专文专著，至今尚未见到。
我是1968-11去江西插队的上海知青，1975-9病退回沪，在“等待重新安排工作”期间，“被自愿”到街道和里弄里“义务劳动”，断断续续长达两年左右，对街道、里弄在知青工作方面的情况有所了解。
（二）回顾当年里弄的日常工作，有一大块“管人”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老、小、黑、青”。
“老”是指退休职工，里革会主要是组织退休回家的职工开展政治学习为主的活动。
“小”是指小学生和中学生，暑假期间由里革会指导各居民组把中小学生集中起来，开展文体活动，文革后期上海流行“向阳院”活动这样的称呼，以显示这是文革产生的“新生事物”，还逐级召开“向阳院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向代会）。
“黑”是对“黑五类分子”实行“群众专政”，除了日常监管（定期或不定期的“思想汇报”、走亲访友之类外出活动必须事先事后报告、在里弄大批判活动时的请罪与批斗、组织劳动苦役等等）之外，重大政治活动时“画地为牢”，集中看管那些“阶级敌人”。
“青”则是对下乡知青的管理，成立街道里弄“家长配合再教育工作小组”（家配组），召开各级“先进家长代表大会”（家代会），日常工作则有每周一次的乡办例会，各里革会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出席会议，汇报本辖区情况。所以，在“老、小、黑、青”中，知青具有相当特殊的待遇——有遍布全市的“管理系统”。如果说，上山下乡也是参加了“工作”，那么，何时有过如此备受“关照”的“就业者”群体？
尤其是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对回沪知青的管理成为街道里弄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除了组织回沪知青看电影、看文艺演出外，街道里弄知青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掌握回沪知青的动态！其中最能直观反映知青动态的就是知青回沪与离沪的数字。于是，街革会乡办布置这一任务、里革会进一步下达到各居民大组长，再通过居民小组长来完成。当时一个居民小组长通常管辖十来户居民，多半就在若干个楼号内（视一栋住房的大小而定），当年的“蜗居”状况使得邻里之间几无私密可言，也有助于身在第一线的居民小组长掌握每一个知青家庭的情况，收集第一手的数据。小组长甚至不需要找到知青本人和/或其家长，就能迅速获得该知青在沪的最新情况，并掌握其动向，还可以如数珍宝般精确到分省、分类型（兵团农场还是插队落户）。这样的第一手数据，由小组长、大组长、里革会、街革会乡办……，逐级上报汇总。由此可见，当年的知青，尤其是自以为“最自在最散漫”插队知青，实际上处于严密的管控之下，只不过自己不知道或没感觉罢了。
（三）
偶然留存至今的那张“回沪青年情况分析表”，是1976年元旦春节期间留下的，那是数据汇集过程中里革会这一层次上于1976-3-12填写的一份表格。图中“大华里委会”是当年卢湾区吉安街道下属的一个里委会，管辖范围为自忠路、东台路、复兴中路、吉安路这四条路合围的一个街坊。
一般来说，这类表格是区革会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街革会据以复制下发，这种做法可以保证统计的口径一致。据我所知，当时街革会的复制是采用刻写蜡纸、油印机大批量印刷的方式，所以，可以在刻写蜡纸时对区革会制定的格式增补一些内容，然后再发至各里革会。像上述“分析表”那样的表格，还能在乡办的办公室抽屉里拿取，无需里革会再去第二次复制。
那张“回沪青年情况分析表”分成四大栏。
（1）回沪总数
又分为两类：正常探亲，长期在沪。
（2）正常在沪青年解读一张1976年的“回沪青年情况分析表”
又分为两类：可走数，暂不能走。
其中，“可走数”再细分为三类：已走数，即将走，思想病。
“暂不能走”则细分为七类：本人有病，家有困难，安置问题，四月份走，五月份走，六月份走，六月后走。
从“暂不能走”的细类划分可以看出，对于回沪知青的动向是相当关注，逐月掌控。
（3）长期在沪青年
又分为四类：具体困难，安置问题，在沪犯罪，思想问题。
上述（2）（3）两栏分别是对回沪知青“可走”“暂不能走”这两种情况进行原因分析，但都出现了“思想病（思想问题）”和“安置问题”。个中道理不得而知。但是，现在可以从中肯定，“12-21指示”虽已发布七年有余，“思想问题”和“安置问题”两个原因已然成为“干扰上山下乡”的重要因素，这样的信息值得上山下乡史的研究者注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近来看到网上还有“知青”在为上山下乡的失败“痛感惋惜”——如果上山下乡能够坚持下去，在实践中改正上山下乡中的缺点错误和不足，今天又会是种什么状况？——实在是恍如痴人说梦！如果面对上述“分析表”在三十多年前留下的白纸黑字，不知道又会有何高论。
（4）其中干部子女
又分为三类：里委干部，生产组核心，家配组长。再各自细分两类：回沪人数，返回人数。
这一栏的分析统计要求是出自街革会还是来自区革会，不得而知。重要的是它折射出来的那段历史。它指称的“干部”实在是连“九品芝麻官”都算不上——当年的“里委干部”除了支部书记和里委会主任拿津贴外，其余均为退休职工，担任里委干部是出于自愿；“生产组核心”，则是来自当时由街革会“集体事业管理组”管辖的里弄生产组，它们来源于“大跃进”年代组织家庭妇女建立的小作坊（甚至没有工作场地，把活儿带回家做），文革中把这类生产组定位为“小集体”，每人每天工资不足一元；“家配组长”就是前已述及的“家长配合再教育工作小组（家配组）”的负责人，纯属“业余兼职”，居然也位居“干部”之列了。从中可以看出，当年那场大规模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确是“深入基层”，力度何其大也！其实，真正的干部尤其是上层，从“四个面向”之时就开始“走后门”，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而愈演愈烈，官与民之间、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强烈反差使得那场运动没有也不可能深得人心，它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
浏览那张表格，回味那张表格，真是感慨万万千！当时为了管控知青，从基层收集数据，了解动态，花费了多少心思啊。如果说，当年三百亿安置费只是国家的直接投入，那么，为了“巩固和发展新生事物”， 层层级级又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呢？恐怕永远无法统计了。如此浩大的的投入，于国于民又产出了什么？现在，似乎无人关注处于知青侧面的其他方面的历史痕迹。实际上，它们对研究和评价那场“知青运动”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