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教授  李后强

（2015年7月20日）

今天的座谈会，满屋弥漫新书的墨香。来自各方的领导、学者和知青代表聚首同庆《四川知青史》（三卷本）的正式出版发行，我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对书籍的出版表示诚挚的祝贺！

我院原党委副书记孙成民研究员，历经数年用心血写就的《四川知青史》是我院近年坚持实施精品战略推出的又一项重大成果。这套书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史料性、可读性，是让读者喜欢读、多次读、常想读的书，读后很有收获和感悟的作品，绝对不是那种只用于结题交账、申报奖励、评定职称的书，绝不是那种只有作者、编辑和校对三个人读的书！

我没有当过知青，但从小当农民，家里住过几位重庆市沙坪坝的知青，几年前还有联系。村里的知青是我的好朋友，对我的小学和中学教育起过一些作用，他们帮助我解题做作业，第一次从知青那里听到收音机，至今记忆犹新。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青上山下乡，持续了27年左右，是在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推进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背景下提出的史无前例的战略构想，目的是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和改变农村生产落后状况，探索中国城镇就业的新路子。毛泽东同志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后，掀起了热潮。今天，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段历史，既要看到不足之处，更要认识其积极的一面。“知青”是一个特殊名词，一个时代记忆，一个闪亮符号，表面看是词的简写，实质是人的速写、事的缩写、国的特写，是那个时代的文化遗产，是那个时代的道德映照，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刻写。从“知青”一词，我们能够读出社会变迁、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和世界风云。知青上山下乡这件大事，不是暗淡的历史而是多彩的历史，不是苦咸的历史而是回味的历史，不是血泪的历史而是探索的历史，不是个体的历史而是国家的历史。知青上山下乡这件大事，失误在于统筹力度不够，后续举措较少，局部地域失控，总体缺乏人文关怀、政策支撑和人身保障，给一些知青个人和家庭造成了伤害，带来了悲剧，这是后来“伤痕文学”兴起的原因之一。但是，仍然不可否认，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大工程、重大探索，对于解决当时城镇就业难题，促进青年运动，加强人才锻炼，推动农村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特别是在这件大事中凝聚而成的“知青精神”——忠诚、担当、奉献、吃苦，彰显了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对于今天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现中国梦，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知青精神”是知青一代人用青春、热血、汗水甚至生命创造的精神，集中反映了知青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为国分忧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执着进取的时代精神”。可以说，中国今天仍然需要“知青精神”。我们应该向知青们致敬！向知青们鞠躬！是知青们用青春和泪水帮助共和国挺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知青是共和国的功臣，共和国不会忘记知青，人民不会忘记知青，历史不会忘记知青！当年的知青正是今天国家之栋梁！所以，把“知青”作为重大选题进行研究，是历史的责任、时代的要求、社会的期待和人民的呼声。

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是中国知青史的重要篇章，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缩影。《四川知青史》描述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起始、发展、结束的全过程，勾画了中国知青历史的来龙去脉。记录的是四川，透射的是中国；讲述的是知青，告诫的是哲理；挖掘的是时段，剖析的是全局。书中有情、有义、有画、有物，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勇气、豪气、大气、地气，读出启示、警示、经验、教训，读出血性、人性、诗性。这套书具有多功能特点，理清历史，昭示未来，既可以当史书，又可以当小说，既可以当论文，又可以当散文，既可以拍案而起，又可以发思旧之情。总之，对此套书可以说：

这是一部敢于担当、凸显良知的书。《四川知青史》作者孙成民研究员，很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多年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在中共党史领域有较深的造诣，对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更是关注已久。10多年前他就开始搜集整理知青史料，并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收获丰硕。自2011年下半年不再担任院领导以后，他更是老当益壮，潜心钻研，以“天府智库”学人的责任，历经数载艰辛，终于完成了这部知青历史巨著，填补了重要空白。他在《后记》中说，“义务、责任、使命，促使我去探索新知，去研究和撰写《四川知青史》”。

这是一部跳出情感、冷静分析的书。孙成民同志曾是一个在四川农村插队落户9年之久的知青，是一个在农村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的知青，还是一个在县、地、省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知青。他本身有很强烈的“知青情结”，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跳出了情感的漩涡，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方位地搜集资料，多角度地研究问题，全景式地展现历史，用理性的思维、严谨的态度来看待和撰写知青上山下乡这件大事。他说，“特别是从2003年以来，几乎是每一个晚上，每一个节假日，都没有休闲过”，“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一页一页地翻阅、筛选后，一字一字地摘抄、打录出来”。这样的治学态度体现了“三严三实”精神，令人敬佩，值得学习。

这是一部还原历史、总结经验的书。作者尽其最大的努力，用史实说话，客观记述，用其心力还原历史的全貌，不妄加定论。知青问题的研究不仅涉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而且还涉及中国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压力；不仅涉及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不同阶段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重要决策，而且还涉及到从上到下以至城乡基层组织机构对这些决策的贯彻实施；不仅涉及成千上万到农村和边疆的下乡知青，而且还涉及他们的家庭及其广泛的社会关系；不仅涉及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本身，而且还涉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城镇就业、学校教育、农村建设、边疆开发等诸多方面。面对如此复杂且较为敏感的问题，作者尊重历史，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去研究总结历史，得出了许多富有教益的小结、判断、论述，可以留传后世，点醒来人。从对知青运动的回顾与研究中，我们能够体味到探索的艰辛、经验的珍贵、启示的难得，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