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建党历程
来源:文汇报 作者:王磊 时间:2017-12-15 点击:
党在上海诞生，正是基于这里有着明显优于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力量
党诞生前夕，上海工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
▲在苏州河工业文明展示馆，一幅长25米高近3米的绘画，展现了20世纪初叶，苏州河畔北新泾到外白渡桥工厂林立的热闹场面。当时，苏州河畔涌现出一批企业，仅今苏州河沿岸，就集中了数以千计的工厂，它们的产品涉及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图为“五卅运动纪念碑”。
▲1918年，江南造船所为美方建造“官府”“天国”“东方”“国泰”四艘运输舰,这是中国首次建造万吨级出口船。图为江南造船所建造“官府”号的情景。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是中国工人阶级重镇。中国 共产党诞生前夕，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全国产业工人中上海占近五分之一。
“生产力和文化的地域先进地位，赋予上海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学者齐卫平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座城市是一个最适宜先进政党诞生的地方———上海的地理因素创造了对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治发展空间。城市的近代化与政党的先进性相统一，体现着上海地缘政治的机理。
近代产业工人，他们是上海最早的无产阶级
淮海中路向南百米就是与之几乎平行的南昌路，相比淮海中路的热闹喧嚣，南昌路安静平淡。南昌路的马路格局和近百年前此处的环龙路相比几乎没有多大改变，而如今的南昌路100弄2号正是当年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之地，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 《新青年》 编辑部成立。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首先建立，绝非偶然。
“1894年前，在上海外商、洋务、民营‘三资’企业中工作的近代产业工人累计有四万人。这是上海最早的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一书中，学者王关兴撰文指出，在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中国无产阶级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上海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与觉悟的提高起了关键的重要作用。
有资料显示，1843年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业生产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外资在上海开设船坞，至1894年外资在上海的大小造船业有十家，同时外资还经营了为其服务的煤气、自来水、电力公司等公用事业，以及一些丝厂、食品厂、化工厂等。1865年洋务派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总局”，1872年李鸿章设立“轮船招商局”，1878年又成立了“机器织布局”。19世纪70年代以后， 上海民族工业的厂商也纷纷建立。
这其中，以在上海外商企业中工作的近代产业工人人数最多，至1895年前，外商企业共雇佣中国工人超过1.9万人。与此同时，上海也成为民族资本发展的重镇。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发现，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一个工业城市，同时也正在成为一个多功能中心城市，并且出现了公用事业。比如，1865年，从河南路到外滩路段的南京路点亮了煤气灯，到了1882年，上海街头已经有了第一盏电灯，被当时不知其称呼的市民叫作“赛明月”，一年后，杨树浦水厂建成供水。上海成了拥有“水电煤”的城市。
苏州河沿岸数以千计的工厂，产品涉及衣食住行
今天，在苏州河工业文明展示馆，一幅长25米高近3米的绘画，展现了20世纪初叶，苏州河畔北新泾到外白渡桥工厂林立的热闹场面。天厨味精厂，福新面粉一厂、三厂前，工人在码头上忙着装卸货物；大隆机器厂和达丰染织厂里则有不少大型机器在运转。当时，苏州河畔涌现出一批企业，仅今苏州河沿岸，就集中了数以千计的工厂，它们的产品涉及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近代上海城市经济发展与苏州河、黄浦江的流向有很大关系。正如学者邢建榕所说，黄浦江水阔江深，可以承担国际航运功能，故大中企业、码头、货栈多集中在黄浦江两岸。风平浪静的苏州河，是上海连接苏浙各地并经大运河连接广袤内地的通道，沿岸中小企业居多。全市大部分面粉企业、将近一半的纺织企业，都聚集在苏州河沿岸。一是因为苏州河离城近，蜿蜒穿过城区，租界及周边有便利的基础设施、安定的生产环境。二是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许多通过苏州河水道来到上海。三是因为具备丰富的水资源，可以更便捷地输送原料和生产品。不过，等到企业规模扩大、原材料需从国外进口以及苏州河逐渐遭受污染，一些企业就将目光转向黄浦江。
1911年的辛亥革命，拉开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高速发展的序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将上海工业发展引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战”期间，上海民族资本工业发展尤为迅速，苏州河、黄浦江畔也变得尤为热闹。申新纺织厂、先施公司等日后的上海招牌企业，很多是在这一时间段内开办或进入发展期。“一战”后，上海民族资本的发展势头继续，根据资料记载，1919年至1922年间，上海外资企业和民族企业资本总额超过1840年到1911年71年间中外资本投资总额。
正是在这段时间，上海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至1919年，城市人口200万的上海，就有各业工人共计51.38万人。这一时期，全国各业工人总计194.6万多人，其中产业工人102.2万多人。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各业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产业工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7.9%，而上海的产业工人又多集中在500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学者王关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这种相对集中于上海的形势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发动，有利于革命力量的集中和革命斗争的开展，有利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的形成。
“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列宁曾这样预言。其中，他所说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阶级基础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日益成长”，而且也肯定了上海在形成这个“基础”中的重要地位。
从自发到自觉的斗争，中共四大以后，工人运动迅速复苏发展
夏衍在报告文学 《包身工》 里，对上世纪30年代日资纱厂包身工的待遇有这样的记录，“最初的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230块钱了”。
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到上海无产阶级经济地位低下。在1918年时，就有文章这样写道，“其工价之廉，尤为世界各国之所无”。通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上海工人的工资仅及外国同工种工人工资的几分之一和十几分之一。如上海法商电灯电车自来水公司的中国职工占全公司职工总数的95%，而其工资总额却只占50%，而仅占5%的外籍职工工资却占了全公司工资总额的一半。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中国工人每工不过二三百文，外国工人自七角半至一元 (约相当于1000文)，工资“悬殊几已过半”。1914年以后，上海丝织业厂主每年总收入是1000万两，而付给工人的工资则不满四万两，只占厂主全年收入的0.4%。1920年的 《星期评论》 这样记载当时工人的收入：“上海工厂劳动者的工银，平均差不多只得二角五分至三角，月收不过90角。至少要假定有两天缺工的损失，月收就只有84角。”而八九十角已经算是相对较高的工资，许多工人每月工资不过二三十角。有学者测算，当时上海最低的生活水平每月开支就要175角。
为改善自身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上海工人阶级很早就开始自发地进行斗争。据统计，1911年至1919年5月前不到八年的时间，上海工人运动达百余次，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资本帝国主义。
1920年8月，由陈独秀、李汉俊发起创办的 《劳动界》 出版。这是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先后共出版了24册，于1921年终刊，每册万字左右，以简明通俗的语言、形象生动的比喻，向工人阐明了劳动者谋求解放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达到启发工人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目的，同时它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
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上海诞生，正是基于这里有着明显优于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力量。同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这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1922年1月，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党领导工人运动掀起第一次高潮，其中，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是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顶点。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四大以后，工人运动迅速复苏和发展。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四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先后举行罢工。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怒。5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约1700万各阶层群众直接参加斗争。五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它们是上海近代工业的标志
上海近代最早、最大的民族工业企业一一一江南制造总局
建成年代 19世纪60年代
江南制造总局也就是后来的江南造船所，位于黄浦江畔高昌庙地区。1865年，李鸿章决定买下能造枪炮也能制造轮船美商旗记铁厂，并合并上海的洋炮局，组成江南制造总局。之所以叫“总局”，是因为制造局不单单能造船，还能造出各种机器。
1866年，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 中国近代的第一艘机器动力兵船，长185尺，宽29.2尺，马力392匹，载重600吨；船身由坚木制成，内部机器系国外的旧机器修整后使用，而汽炉和船壳则是由总局自 己制造。
由于彼时的虹口已成为美国租界，不允许中国人在租界内生产军火，江南制造总局于1867年9月在高昌庙征地70亩建设新厂房。于是，高昌庙发展为上海的一大工业区，与杨树浦和沪西地区这一东一西两大工业区相似，都傍水而建，有水电煤等配套设施，而且有沿河居住的劳动力可以使用。不过，李鸿章发现，造船成本及消耗燃料过高，造船不如买船更划算，加之甲午海战后，江南制造总局因经费短缺，处于无力造船修船的状态，自1885年起的20年间，制造局只造了五艘小铁壳船和两艘小木船，船坞长期荒废。
1905年，江南制造总局所属的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辛亥革命后改称江南造船所。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江南造船所接下了中国第一张国外造船订单：为美国政府运轮部造四艘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的运输舰，两年后完工交货。这是当时中国造船业的最大工程，也是工业发达国家的首张政府订单。两年后，四艘起着中国名字的美国船陆续下水，中外报刊在报道中称赞“中国工业史，乃开一新纪元”。这之后，江南造船所的声誉大增，中外客户前来定造、定修船舶者络绎不绝。“江南”进入自江南制造总局创办以来的全盛时期。
1912至1926年间，江南造船所共造船369艘，总排水量14.4万吨，平均每年造24.6艘，9600吨。
代表了上海以港兴市、以港兴商的传统一一一从十六铺到董家渡
兴建年代 19世纪40年代
1843年上海开埠，贸易需求与 日俱增，许多国外轮船装载着大量货物进入上海，十六铺因此在之后的30年间，陆续建起十余座码头，最终成为贯通当时南洋、北洋和长江航线的枢纽。
不过，西方人说，是他们把上海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一个大都市，这话不是事实。李天纲著 《人文上海》 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根据各方面的记载，乾隆年间的上海十六铺，已经是中国和东亚的最大码头。也就是说，十六铺在上海向西方国家开埠前，已经是东方大埠。
十六铺地处当时法租界与华界交界，是那时四面八方来人从水路进出上海的主要通道。它见到过清朝赴美幼童计划夭折后，被遣返的孩子，也接纳过来上海找工作的各地老乡；而许多人也抱着各种理想从十六铺码头出发走向全国各地，甚至赴海外寻求图强之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市遭遇19次轰炸，从十六铺至董家渡地区满目疮痍。
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六铺码头”正式定名。当时，水路仍然是人们出入上海的主要交通方式，十六铺码头经过改建，其客运楼可容纳旅客6000多人。上世纪80年代，十六铺曾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水上客运中心，日客流量最高超过四万人次。随着公路铁路交通的迅速发展，水上交通在 日常生活中的比重下降，十六铺客运码头逐渐冷清。之后，十六铺客运码头作为水上门户的地位，也因交通规划调整而不复存在。
如今，一条与外滩延伸线相匹配的美轮美奂的水景岸线呼之欲出。十六铺码头成为这一串胜景中的一员，仿佛一座悬于空中的花园，在上海市中心开辟出一块滨江乐园。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是中国工人阶级重镇。中国 共产党诞生前夕，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全国产业工人中上海占近五分之一。
“生产力和文化的地域先进地位，赋予上海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学者齐卫平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座城市是一个最适宜先进政党诞生的地方———上海的地理因素创造了对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治发展空间。城市的近代化与政党的先进性相统一，体现着上海地缘政治的机理。
近代产业工人，他们是上海最早的无产阶级
淮海中路向南百米就是与之几乎平行的南昌路，相比淮海中路的热闹喧嚣，南昌路安静平淡。南昌路的马路格局和近百年前此处的环龙路相比几乎没有多大改变，而如今的南昌路100弄2号正是当年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之地，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 《新青年》 编辑部成立。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首先建立，绝非偶然。
“1894年前，在上海外商、洋务、民营‘三资’企业中工作的近代产业工人累计有四万人。这是上海最早的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一书中，学者王关兴撰文指出，在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中国无产阶级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上海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与觉悟的提高起了关键的重要作用。
有资料显示，1843年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业生产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外资在上海开设船坞，至1894年外资在上海的大小造船业有十家，同时外资还经营了为其服务的煤气、自来水、电力公司等公用事业，以及一些丝厂、食品厂、化工厂等。1865年洋务派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总局”，1872年李鸿章设立“轮船招商局”，1878年又成立了“机器织布局”。19世纪70年代以后， 上海民族工业的厂商也纷纷建立。
这其中，以在上海外商企业中工作的近代产业工人人数最多，至1895年前，外商企业共雇佣中国工人超过1.9万人。与此同时，上海也成为民族资本发展的重镇。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发现，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一个工业城市，同时也正在成为一个多功能中心城市，并且出现了公用事业。比如，1865年，从河南路到外滩路段的南京路点亮了煤气灯，到了1882年，上海街头已经有了第一盏电灯，被当时不知其称呼的市民叫作“赛明月”，一年后，杨树浦水厂建成供水。上海成了拥有“水电煤”的城市。
苏州河沿岸数以千计的工厂，产品涉及衣食住行
今天，在苏州河工业文明展示馆，一幅长25米高近3米的绘画，展现了20世纪初叶，苏州河畔北新泾到外白渡桥工厂林立的热闹场面。天厨味精厂，福新面粉一厂、三厂前，工人在码头上忙着装卸货物；大隆机器厂和达丰染织厂里则有不少大型机器在运转。当时，苏州河畔涌现出一批企业，仅今苏州河沿岸，就集中了数以千计的工厂，它们的产品涉及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近代上海城市经济发展与苏州河、黄浦江的流向有很大关系。正如学者邢建榕所说，黄浦江水阔江深，可以承担国际航运功能，故大中企业、码头、货栈多集中在黄浦江两岸。风平浪静的苏州河，是上海连接苏浙各地并经大运河连接广袤内地的通道，沿岸中小企业居多。全市大部分面粉企业、将近一半的纺织企业，都聚集在苏州河沿岸。一是因为苏州河离城近，蜿蜒穿过城区，租界及周边有便利的基础设施、安定的生产环境。二是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许多通过苏州河水道来到上海。三是因为具备丰富的水资源，可以更便捷地输送原料和生产品。不过，等到企业规模扩大、原材料需从国外进口以及苏州河逐渐遭受污染，一些企业就将目光转向黄浦江。
1911年的辛亥革命，拉开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高速发展的序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将上海工业发展引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战”期间，上海民族资本工业发展尤为迅速，苏州河、黄浦江畔也变得尤为热闹。申新纺织厂、先施公司等日后的上海招牌企业，很多是在这一时间段内开办或进入发展期。“一战”后，上海民族资本的发展势头继续，根据资料记载，1919年至1922年间，上海外资企业和民族企业资本总额超过1840年到1911年71年间中外资本投资总额。
正是在这段时间，上海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至1919年，城市人口200万的上海，就有各业工人共计51.38万人。这一时期，全国各业工人总计194.6万多人，其中产业工人102.2万多人。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各业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产业工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7.9%，而上海的产业工人又多集中在500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学者王关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这种相对集中于上海的形势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发动，有利于革命力量的集中和革命斗争的开展，有利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的形成。
“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列宁曾这样预言。其中，他所说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阶级基础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日益成长”，而且也肯定了上海在形成这个“基础”中的重要地位。
从自发到自觉的斗争，中共四大以后，工人运动迅速复苏发展
夏衍在报告文学 《包身工》 里，对上世纪30年代日资纱厂包身工的待遇有这样的记录，“最初的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230块钱了”。
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到上海无产阶级经济地位低下。在1918年时，就有文章这样写道，“其工价之廉，尤为世界各国之所无”。通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上海工人的工资仅及外国同工种工人工资的几分之一和十几分之一。如上海法商电灯电车自来水公司的中国职工占全公司职工总数的95%，而其工资总额却只占50%，而仅占5%的外籍职工工资却占了全公司工资总额的一半。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中国工人每工不过二三百文，外国工人自七角半至一元 (约相当于1000文)，工资“悬殊几已过半”。1914年以后，上海丝织业厂主每年总收入是1000万两，而付给工人的工资则不满四万两，只占厂主全年收入的0.4%。1920年的 《星期评论》 这样记载当时工人的收入：“上海工厂劳动者的工银，平均差不多只得二角五分至三角，月收不过90角。至少要假定有两天缺工的损失，月收就只有84角。”而八九十角已经算是相对较高的工资，许多工人每月工资不过二三十角。有学者测算，当时上海最低的生活水平每月开支就要175角。
为改善自身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上海工人阶级很早就开始自发地进行斗争。据统计，1911年至1919年5月前不到八年的时间，上海工人运动达百余次，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资本帝国主义。
1920年8月，由陈独秀、李汉俊发起创办的 《劳动界》 出版。这是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先后共出版了24册，于1921年终刊，每册万字左右，以简明通俗的语言、形象生动的比喻，向工人阐明了劳动者谋求解放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达到启发工人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目的，同时它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
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上海诞生，正是基于这里有着明显优于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力量。同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这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1922年1月，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党领导工人运动掀起第一次高潮，其中，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是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顶点。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四大以后，工人运动迅速复苏和发展。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四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先后举行罢工。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怒。5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约1700万各阶层群众直接参加斗争。五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它们是上海近代工业的标志
上海近代最早、最大的民族工业企业一一一江南制造总局
建成年代 19世纪60年代
江南制造总局也就是后来的江南造船所，位于黄浦江畔高昌庙地区。1865年，李鸿章决定买下能造枪炮也能制造轮船美商旗记铁厂，并合并上海的洋炮局，组成江南制造总局。之所以叫“总局”，是因为制造局不单单能造船，还能造出各种机器。
1866年，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 中国近代的第一艘机器动力兵船，长185尺，宽29.2尺，马力392匹，载重600吨；船身由坚木制成，内部机器系国外的旧机器修整后使用，而汽炉和船壳则是由总局自 己制造。
由于彼时的虹口已成为美国租界，不允许中国人在租界内生产军火，江南制造总局于1867年9月在高昌庙征地70亩建设新厂房。于是，高昌庙发展为上海的一大工业区，与杨树浦和沪西地区这一东一西两大工业区相似，都傍水而建，有水电煤等配套设施，而且有沿河居住的劳动力可以使用。不过，李鸿章发现，造船成本及消耗燃料过高，造船不如买船更划算，加之甲午海战后，江南制造总局因经费短缺，处于无力造船修船的状态，自1885年起的20年间，制造局只造了五艘小铁壳船和两艘小木船，船坞长期荒废。
1905年，江南制造总局所属的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辛亥革命后改称江南造船所。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江南造船所接下了中国第一张国外造船订单：为美国政府运轮部造四艘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的运输舰，两年后完工交货。这是当时中国造船业的最大工程，也是工业发达国家的首张政府订单。两年后，四艘起着中国名字的美国船陆续下水，中外报刊在报道中称赞“中国工业史，乃开一新纪元”。这之后，江南造船所的声誉大增，中外客户前来定造、定修船舶者络绎不绝。“江南”进入自江南制造总局创办以来的全盛时期。
1912至1926年间，江南造船所共造船369艘，总排水量14.4万吨，平均每年造24.6艘，9600吨。
代表了上海以港兴市、以港兴商的传统一一一从十六铺到董家渡
兴建年代 19世纪40年代
1843年上海开埠，贸易需求与 日俱增，许多国外轮船装载着大量货物进入上海，十六铺因此在之后的30年间，陆续建起十余座码头，最终成为贯通当时南洋、北洋和长江航线的枢纽。
不过，西方人说，是他们把上海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一个大都市，这话不是事实。李天纲著 《人文上海》 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根据各方面的记载，乾隆年间的上海十六铺，已经是中国和东亚的最大码头。也就是说，十六铺在上海向西方国家开埠前，已经是东方大埠。
十六铺地处当时法租界与华界交界，是那时四面八方来人从水路进出上海的主要通道。它见到过清朝赴美幼童计划夭折后，被遣返的孩子，也接纳过来上海找工作的各地老乡；而许多人也抱着各种理想从十六铺码头出发走向全国各地，甚至赴海外寻求图强之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市遭遇19次轰炸，从十六铺至董家渡地区满目疮痍。
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六铺码头”正式定名。当时，水路仍然是人们出入上海的主要交通方式，十六铺码头经过改建，其客运楼可容纳旅客6000多人。上世纪80年代，十六铺曾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水上客运中心，日客流量最高超过四万人次。随着公路铁路交通的迅速发展，水上交通在 日常生活中的比重下降，十六铺客运码头逐渐冷清。之后，十六铺客运码头作为水上门户的地位，也因交通规划调整而不复存在。
如今，一条与外滩延伸线相匹配的美轮美奂的水景岸线呼之欲出。十六铺码头成为这一串胜景中的一员，仿佛一座悬于空中的花园，在上海市中心开辟出一块滨江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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