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之子张仲瀚 新疆军垦第一人
来源:石河子我的家 作者:李桦 时间:2017-11-16 点击:
今日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之外单列,自成一社会体系。国家的各项活动,都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席位。兵团能有今天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岂能忘一代创业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今年3月9日,张仲瀚同志离开他一生挚爱着的兵团已经28年了,但他的足迹,他的音容笑貌,仍深深地留在那片戈壁绿洲上,留在一代代兵团人的心里。
1.三五九旅的“另类”团长,新疆军垦第一人
兵团机关习惯对张仲瀚免姓只称“副政委”,但上下内外都知道,副政委是兵团的“一号人物”。张仲瀚单身一人,别无住宅,办公室就是他的“家”。里间一张床,两只沙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私人空间。
我曾许多次听过张仲瀚的报告和讲话,从来没见过他拿着稿子照本宣科。一口北京话,即兴讲来。天南地北,国际国内,形势任务,政策措施,夹杂着许多生动有趣的比喻,不时爆出笑料。听他的报告,你会感受到作为兵团人是自豪的幸福的,愿意为那艰苦的事业奋斗一生。我永远记得他的一句话:“兵团是座大熔炉。”这几乎是解读兵团的一把钥匙。
早在1949年夏季,部队还在关中地区作战,一野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即已向中央和毛主席请准了未来进军新疆的战略任务。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王震看中了新疆那片辽阔的土地,畅想着在那里开创更大规模的南泥湾。王震和老三五九旅的一些干部逐个谈话,开始做进军新疆的思想准备,最先想到了已经是二军第六师师长的张仲瀚。
在老三五九旅的团级干部中,张仲瀚可以说是个“另类”。八路军三五九旅是由红六军团整编而成,团、营、连干部都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唯独这个北平的学生张仲瀚,是“半路”而来,而且一来就是主力团长。张仲瀚本是河北沧县人,自幼随伯父在北京长大。在著名的北平平民中学读高中时,就自办刊物,创作发表民主进步思想的小说、剧本。那正是“9·18”事变的年月,“抗日救国”的呼声沸腾着北平。1933年,18岁的张仲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贵的是,他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团队。在王震领导下,共同经历了三五九旅全部的战斗历程。王震当然了解张仲瀚的全部历史。王震向来对知识分子,对那些富豪家庭出身参加革命的人比较看重。每当说起张仲瀚,王震常有两句话:“张仲瀚这个人不打个人算盘。”“张仲瀚有全局观念。”当时全国胜利在即,王震构想着未来新疆蓝图的时候,他很想知道张仲瀚有什么想法。
王震面对挂在壁上的中国地图,问张仲瀚:全国胜利后,你想去哪里?愿意干什么?张仲瀚指点着地图,由西安划向西北,越过甘肃,青海,直指新疆,说:新疆这么辽阔,占全国面积一大块,但是,空白这么大,人口稀少,只有少数民族孤孤单单地游牧生活。新疆等待解放,等待开发,将来搞建设大有可为。王震情不自禁地插话,那里能干它许多个南泥湾。张仲瀚坚决表示:不管将来新疆之行有多困难,新疆之战有多么残酷,我愿意到新疆去,一定要到新疆去。
1949年9月,王震一兵团进抵酒泉,直叩新疆。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上旬,一兵团各部向南北疆次第进军。张仲瀚的二军第六师排在最后,集结待发。王震突然命令张仲瀚率一支小分队提前行动,限日抵达焉耆。同时,王震电请陶峙岳由迪化派出一个专家组,在焉耆与张仲瀚会合,做好开荒生产的先期准备工作。
张仲瀚在酒泉收编有一支测量队。他只带了副团长谢高忠等五六名军事人员,便与测量队全体,分乘三辆大卡车,于1949年10月13日出发,西出嘉峪关,向天山以南的焉耆疾驰而去。在开都河畔的焉耆,张仲瀚与迪化派来的以新疆水利局长王鹤亭为首的专家小组会合。在专家引导下,张仲瀚踏勘了开都河两岸的万古荒原,选定了哈拉毛墩等几处可垦之地。张仲瀚抡起砍土镘,挖开了沉睡万年的处女地,亲自察看土壤。并依专家意见,决定兴修水利,开挖大渠,引开都河水灌溉良田。
这条大渠,就是已然流淌了50多年,至今依然哗哗歌唱的解放渠,滋养着焉耆绿洲,哺育着子孙后代。这里的农二师,就是张仲瀚当初在山东组建的“渤海旅”,后来的二军第六师。张仲瀚率领他们从渤海到天山,在这里开荒创业,建设家园,繁衍生息。在领导干部中,张仲瀚是第一个踏上荒原的人。他不仅最早举起砍土曼向荒原宣战,而且在春耕准备中,开垦下新疆第一犁!
2.塞外江南一样好,何须争返玉门关
在王震强有力的领导下,驻新疆的20万人民解放军,1951年全部实现了生产自给。1952年,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驻疆解放军除少数部队保卫国防,大部分集体就地转业,从事生产建设。转业部队包括王震一兵团的大部分,陶峙岳二十二兵团全部,以及原民族军整编的第五军之一部分。继而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统辖全疆转业部队,统一领导新疆军垦事业。
兵团的组成,一半是进疆的老革命部队,一半是整编的起义部队。既有大批老红军、老八路时期的干部战士,也有大量从前在国民党政府军队服务半生的职业军人。对于生产兵团的特殊体制,对于部队性质与任务的转变,关乎集体与个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前途命运,因而生发了种种模糊观念。“兵团军不军,民不民,到底算什么?”有人调侃说,“兵团是装甲(庄稼)兵。”
张仲瀚,这位创建生产兵团的主要领导人,自身就是一位具有浪漫气质的人,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他在描绘兵团建设蓝图的同时,形成了明确的理念:要按党的要求,把兵团铸就成一支屯垦戍边的特殊兵种,既是军,又是民,是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你叫我是“庄稼兵”,也没什么不好,我们就是要在戈壁滩上盖花园。兵团将以自己的存在和发展,为国家做出贡献,也为自己在边疆建设幸福的家园。张仲瀚,以他充满激情的革命理想主义,和他面对现实艰苦创业的行动,响亮地回答人们的质疑,消除人们的困惑。
农七师政委史骥,荣幸地参加了1954年新疆赴京国庆观礼代表团。史骥站在天安门侧的观礼台上,看到威武雄壮的解放军,特别是在他眼里已经是现代化的海军、空军通过天安门时,不禁心潮澎湃。兴奋之余,又不免黯然神伤。心想自己1937年参军,现在成了“庄稼兵”。瞧人家海、空军多神气。于是有了一个充满诱惑的念头:调回国防部队,最好是去空军。
回到乌鲁木齐的当天晚上,史骥就把自己的想法,迫不及待地报告给张仲瀚。张仲瀚听后没有言语。史骥一吐为快,酣然大睡。夜半,史骥被敲门声惊醒。门开启,原来是副政委驾到,落座床头。史骥匆匆披衣而起。二人面面相觑,默然无语。
良久,张仲瀚开言道:“你去北京观礼,带回来这么个情绪,我心里直发凉,怎么也睡不着。我们一起相处了十多年,难道就这样分手吗?”史骥身上一激灵,心头又冷又热,顿生愧意:“我17岁跟着你,整整15年了。想走,下不了最后决心,这不是跟你说嘛。走不走,还得听你和组织上安排。”张仲瀚笑了,“那好,以后再不谈这个。睡觉吧。”言毕,起身离去,轻轻地带上房门,没有一句批评的话。史骥看看手表,已是凌晨二点。史骥思绪万千,跟随张仲瀚15年的战斗岁月,历历在目,悄然泪下,再也不能入睡。
次年春天,史骥由农七师到兵团开会。张仲瀚递给史骥一页信笺。史骥展纸一览,副政委手迹:
十万雄师到天山
且守边疆且屯田
塞外江南一样好
何须争返玉门关
张仲瀚的这首诗作,便在干部中流传。史骥,领导着农七师在准噶尔盆地奋发图强,成为兵团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几个师之一,在空旷的戈壁荒原,创建了一座城市――奎屯。
有着同样经历和感动的何止一个史骥。老兵团的师、团干部,以及许多普通干部战士,都曾经感同身受,至今流传着大量关于张仲瀚的真实故事。有的说他是一团火,能点燃你的热情;有的说他润物细无声,滋润你心头。
3.不是南泥湾,胜似南泥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创造。屯垦戍边,虽然早自汉唐即已有之,晚至清代亦有实行,但只留下了一些发人思古的地名和一些依稀可辨的废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转业,寄寓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同时又承受着自我生存的艰苦现实,古今中外无有先例,不能不说是一项大规模的综合实验。陶峙岳、张仲瀚率领最初的10数万转业军人,在新疆辽阔的万古荒原,开始了理想主义的伟大实践。
张仲瀚倾其半生心血结晶的五言长诗《老兵歌》,全诗32节,128行,640个字,可以看作是新疆生产兵团的史诗。《老兵歌》起句就是“兵出南泥湾,威猛不可挡。身经千百战,高歌进新疆。”可见南泥湾在张仲瀚心中的位置。他把南泥湾视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源头。张仲瀚在兵团的讲话、报告、文章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就是“南泥湾精神”。他像“曲不离口”一样,常讲一句话:“南泥湾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
1950年,张仲瀚调任起义部队第九军政委,进驻石河子,开始新城建设。当时,军部和军首长都没有一间房。张仲瀚和大家一起挖“地窝子”,做起居之所。有人劝军政委尊手免劳。张仲瀚笑言:“干这个你们不如我,我们在南泥湾挖过窑洞。”于是,张仲瀚给周围的将校官佐们讲起了南泥湾。言毕,长啸一声,“让未来的大楼,从地窝子开始吧!”这听来像诗的语言,正是他们双手创造的现实生活。一年之后,他们自己动手盖的第一座大楼,就在他们穴居的地窝子旁矗立了起来。起义军官们真实地体会了张仲瀚言传身教的“南泥湾精神”。
张仲瀚心怀“南泥湾情结”,踏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他的脚步,往往先于垦荒者的队伍。他很早就穿越罗布泊,直上阿尔金山。露宿米兰古城的废墟,他在地图上画出一个圈,告诉农二师师长谢高忠,在这里摆上一个团,就叫米兰农场,是你在罗布泊的根据地。不久,这里就变成了鱼米之乡。
谢高忠还记得,在阿尔金山,那天,猎到一只黄羊,点燃篝火烧烤。张仲瀚一边和大家分享野味,一边扮戏剧相:“金山为我献野味,助兴所憾无杜康。”引起众人一片欢笑,忘记了连日的辛劳。在新疆北端的阿尔泰山,张仲瀚考察了额尔齐斯河流域,同行的有农十师师长张立长。
这是一条美丽的河,自东向西流入当时的苏联,终端汇入北冰洋。张仲瀚沿河而下,一望无际的原野人迹罕至,一片荒凉。“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张仲瀚伫立旷野,手举望远镜瞭望远方。他伸开手臂,指着前方对张立长说:“你们农十师师部,就设在这里吧!”张立长顺着张仲瀚手指的方向望去,极目伥寥阔,四望无人烟,茫茫大地空荡荡。张立长说,这里连个地名都没有啊。张仲瀚沉吟地说:“你们是最北边的一个师,就叫北屯吧。”北屯,就是现在共和国行政版图上的北屯市。
兵团在发展,兵团在壮大。从抡起砍土镘开荒、军垦第一犁开始,建立了一百数十个机械化大型农场。准噶尔,塔里木,戈壁变绿洲,荒原建新城。不是南泥湾,胜似南泥湾。最初的10数万转业军人,发展到100余万职工队伍,总人口逾200万。在昔日戈壁荒滩上安家落户,重温并享受着南泥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荣和快乐,歌唱着“边疆处处赛江南”。
4.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陶峙岳、张仲瀚领导兵团创建的丰功伟绩,书写在新疆辽阔的大地上,世人有目共睹,无须赘述。唯有两件事,意义不凡,但以往不曾宣传,国人不知。
其一,全国“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饥饿死亡,全国粮荒。兵团因为人员大量增加,粮食也不富裕。张仲瀚和各师商议,为国分忧,自己勒紧裤带,挤调数百万斤粮食,支援灾情最严重的几个省。
灾荒年间,各省都有大批农民外出逃荒,称之为“盲流”,实则是灾民、难民。“盲流”大量涌入新疆。兵团主管部门下发通知,指令各师清退遣返“盲流”。张仲瀚下部队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制止。他语重心长地说,国家有困难,我们不分担谁分担。老百姓生活没有着落,我们不能眼看着不管。爱民是解放军的传统,我们要为党分忧。张仲瀚打电话给兵团机关,责令撤消此项通知。张仲瀚绿灯一开,各师安置“盲流”做农场和工矿单位的正式职工。保守估计,全兵团几年间吸纳盲流(灾民)总数约有三四十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人口数量更为庞大。
兵团此举,为当时全国社会之稳定,消除社会隐患,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二,1962年5月,新疆发生了“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在当时苏联政府驻新疆几个领事馆的策动下,伊犁、塔城边境地区,三二日之内,数万当地居民越境逃往苏联。事发突然,边境一时空虚。村镇被弃,田园荒芜。地方没有足够的边防警察,军队不能贸然开上边境。紧急情况急需紧急应对措施。中南海关注着事态变化。在新疆党政军高峰会议上,张仲瀚挺身而出,我们上!兵团不军不民,亦军亦民。我们替他们代种,代收,代管(简称“三代”),等待他们回来,我们全部奉还。
危急时刻,方显出英雄本色,亦显出张仲瀚的政治智慧。中央同意“三代”良策。张仲瀚命令北疆各师:抽调干部,组成“三代”工作队,立即奔赴边境地区。始终保持军队作风的生产建设兵团,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几日之内,多支“三代”工作队即已到达边境,化险为夷,消除了危急。
后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下,兵团沿边境线建立了十几个边境农场,和解放军边防部队,当地各族人民,共同筑起了钢铁长城,捍卫祖国边防。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新疆那座美丽的城市石河子,城市规划设计图出自张仲瀚之手。今天,漫步在石河子市子午路的林荫下,也不得不承认,当初规划设计的科学合理。还有那座平房招待所,更是张仲瀚建筑设计的得意之作。庭院式风格,但又不封闭。几代国家领导人,还有胡志明主席,西哈努克亲王,都曾在这里下榻。
张仲瀚一手创办了兵团农学院(今石河子大学),自兼院党委书记。
兵团艺术剧院,则是张仲瀚的文化大手笔。请勿忘记,30年代初,张仲瀚就是“北平左翼剧联”的活跃分子,自己就是编剧演剧的能手。现在兵团的文学刊物《绿洲》,刊名是张仲瀚在50年代创刊时题签。写这两个字时,张仲瀚还说,“我们不但要有生产粮棉的绿洲,还要有生产精神食粮的绿洲。”兵团的百万职工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地方文化多样。为了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张仲瀚下大决心下大力气创建了兵团艺术剧院。他亲自出马,从相关省市引进剧团。艺术剧院除文工团的歌舞、话剧,有京剧、秦剧、豫剧、越剧、楚剧、杂技等多个专业表演团体。一时欣欣向荣,百花齐放。
1965年7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出访归来在新疆停留。到达的第二天,即赴石河子新城和农八师垦区视察。张仲瀚独出心裁,把总理接见上海支边青年代表的活动,安排在农场的林带里。树影婆娑下,周总理和上海青年谈笑风生,一句“你们上海的老市长看望你们来啦!”立刻打消了青年们的拘谨,他们围在二位国家领导人身旁,一张张青春的笑脸像花儿一样绽放。张仲瀚站在一位上海姑娘的身后,一脸的幸福。
周总理对新疆兵团和张仲瀚,非常关注。1962年,周恩来要去广州开会,通知张仲瀚由新疆赶往北京同乘专机,总理要利用空中航行的时间和张仲瀚谈话。总理透露,毛主席和总理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把全国军队的三分之一,组建成类似新疆兵团的生产建设部队。约张仲瀚来,就是要详细了解兵团的内部机制,特别是经济核算制度。空中谈话没有结束,在广州又连续进行了几个夜晚。总理说,你去军委会议,讲讲你们的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北京,罗瑞卿总长安排了半天时间,请张仲瀚作专题报告。在全军的最高会议上,张仲瀚讲述了亦军亦民非军非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之后,周总理又曾两次召集张仲瀚等人到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研究甘、青、宁各省已有的几个农建师和新建西北林业兵团的工作问题。总理对张仲瀚说,这几件事,你都要管起来。
这天,周总理来到石河子,踏上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目睹了这座崭新的城市。夜晚,总理一行下榻在石河子平房招待所,赞赏这幢简朴雅致的平房建筑,坐在庭院的石凳上,任塞外的风吹拂。总理知道,石河子原来也是个“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蛮荒之地。今天看到的是,棉田麦海一望无际,绿树红花掩映着一座城市。这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的现实。
次日清晨,周总理见到张仲瀚就说,“昨天晚上,给你们想了几句话……”张仲瀚听总理一字一句地说完,即请总理题词。不喜欢随意题词的周恩来,给新疆生产兵团留下了手迹: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
周恩来”
回到乌鲁木齐,自治区举行欢迎大会。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公开发表讲话。他以气壮山河的元帅气概,在讲话中宣称:“新疆有一个强大的生产建设兵团。”
5.他用生命呼唤: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化大革命”,毁灭了张仲瀚的鸿鹄之志。
“文革”初始,张仲瀚就成了江青“钦定”的兵团头号“走资派”、“反革命”。那是寒冷的冬季,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张仲瀚被剃了光头,在一片乱七八糟的吼叫声中,批斗会进行了10多分钟就草草收场,他被匆匆押回北京,投入牢房。
从此,张仲瀚与人世隔绝,在北京某监狱的单人牢房里被监禁8年零3个月。他再也没有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新疆。张仲瀚临终前说过一句话:我这一生最伤心的事,就是被迫离开了新疆。
病重的周恩来惦记着张仲瀚。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一份对张仲瀚解除监禁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面前。主席说,张仲瀚原是部队的人,还让他回部队去。
张仲瀚被安排进总政招待所久住。在第一时间得知消息的是他住在北京的一位妹妹。妹妹即刻赶往招待所,看望刚从监狱出来的二哥。面前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腰身佝偻的老人。妹妹抱住老人,叫一声“二哥!”号啕大哭,“是我的二哥吗?!”
不久,张仲瀚住进了医院。很多很多人络绎不绝地探视,张仲瀚很少谈及狱中的经历。
1979年底,经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决定,推翻了原中央文革专案组强加在张仲瀚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完全恢复名誉,分配张仲瀚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顾问。
这时,张仲瀚住在三○一医院,正在呕心沥血地撰写他总题为《忆新疆》的回忆录。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他夜以继日地写作,反复修改。身边工作人员劝他注意休息,身体第一。他说,这是我最后的战斗,不完成任务,去向马克思报到,马克思不收。他的《忆新疆》拟就了十一个题目,完成了前三篇之后,他的心脏病病情加重,暂时中止回忆录写作,开始起草给党中央的意见书,建议尽快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他忍着病痛,一字字一句句地向党中央坦陈忧国忧民之情,陈述新疆生产兵团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战略作用。他用生命在呼唤,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在这份意见书送给胡耀邦同志数日之后,1980年3月9日,张仲瀚病逝于三○一医院,终年65岁。
炮兵司令部为张仲瀚准备的宿舍,他一天也没有入住。给他补发工资所余一万余元,张仲瀚临终前分赠给了身边的司机、秘书、警卫员。他,房无一间,钱无分文,两袖清风,乘鹤而去。